朱刚:苏轼的“雪泥鸿爪”

苏轼的人生与诗
朱刚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也就是苏轼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从贬谪之地海南岛获赦北归,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遇见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

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

作此诗后不久,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所以,诗里以“归鸿”自喻,读起来令我们有些伤感。但苏轼写下“何处不归鸿”的时候,似乎是喜悦的。当然除了“鸿”以外,接下来还有“牛”、“月”两个比喻。四句诗写了三个比喻,大抵直呈喻体,对喻义没有明确的阐说,这是因为苏轼相信对方即法芝和尚是能够看明白的。所以,在探讨喻义之前,我们先得搞清楚这位法芝是谁。

一、关于法芝

《苏轼诗集》注法芝“名昙秀”,这个注释不是太准确。当时确实有一位名为昙秀的和尚,而且曾在苏轼笔下出现,那是一位禅僧,即虔州廉泉昙秀,临济宗黄龙慧南禅师的法嗣。但我们读苏轼《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一文可知,此僧在苏轼北归之前已经去世。所以这里的法芝不可能是廉泉昙秀。不过,有时候苏轼也确实把这位法芝称呼为“昙秀”,有时又称为“芝上人”,这样看来,他应当是名法芝、字昙秀。同时人贺铸的《庆湖遗老诗集》卷七,有一首《寄别僧芝》,自序云:

吴僧法芝,字昙秀,姓钱氏。戊辰(1088)九月,邂逅于乌江汤泉佛祠,将为京都之游,既相别,马上赋此以寄。

贺铸介绍的这一位法芝,才是《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的写赠对象,其俗姓钱氏,可能是五代十国时吴越钱王的后代,苏轼在杭州时,与钱王的后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孔凡礼先生编订《苏轼诗集》时,参校各种版本,把诗中“真似月”一语校改为“心似月”。今按苏轼《书过送昙秀诗后》云:

“三年避地少经过,十日论诗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犹能茧足慰东坡。来时野寺无鱼鼓,去后闲门有雀罗。从此期师真似月,断云时复挂星河。”仆在广陵作诗送昙秀云:“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今昙秀复来惠州见余,余病,已绝不作诗。儿子过粗能搜句,时有可观,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为书之,以满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丁丑是绍圣四年(1097),苏轼贬居惠州,法芝前来看望,轼子苏过写了一首律诗送给法芝,里面有“从此期师真似月”一句。按苏轼的说明,这是因为苏轼从前送法芝的诗里已经把对方比喻为“月”。检“老芝如云月”之句,在苏轼《送芝上人游庐山》诗,作于元祐七年(1092),过了五年,苏过继续用这个比喻称许法芝。这样,再过四年后,苏轼又转用苏过的诗句赠予法芝,所以,文本上应该以“真似月”为是。

“真似月”与“心似月”有什么差别呢?都是把对方比喻成“月”,但“心似月”可以是第一次作这样的比喻,而“真似月”则表明已不是第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差别。在苏轼父子与法芝之间,这个比喻被反复使用,其喻义为双方所知晓,且不断地加深领会和沟通,借助于这个简单的意象,可以达成更为复杂曲折的交流。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诗中另一个比喻“牛”,也曾出现在苏轼赠予法芝的《送芝上人游庐山》中,也是反复使用;至于“鸿”,在苏轼的作品中出现得更频繁,其含义亦必为法芝所了解。作为赠诗的接受者,这位方外友人能够明白“鸿”、“牛”、“月”三个比喻的意思,进一步说,它们连贯地呈现在一首诗里,则除各自的喻义外,其间也必能形成一条意脉。下文的目标就是依苏轼的生平和诗歌,来追索这条意脉。

二、苏轼诗词对“鸿”的书写

苏轼字子瞻,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回家乡眉州为母亲守孝后,嘉祐六年(1061)再到京城开封府,参加了该年举行的制科考试,考中三等,授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他告别父亲苏洵(字明允)、弟弟苏辙(字子由),独自去凤翔上任,途中有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开始了苏诗对“鸿”的书写: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

这可以视为苏轼生平中第一首影响深远的诗作,雪泥鸿爪一喻,至今脍炙人口。

然而,这雪泥鸿爪的喻义究竟为何,却费人寻思。简单地说,就是太渺小的个体不由自主地飘荡在太巨大的空间之中,所到之处都属偶然。古人注释苏诗,多引北宋天衣义怀禅师(993—1064)的名言“譬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来注释此句,认为苏轼的比喻是受了这禅语的启发。从时间上看,义怀比苏轼年长数十岁,苏轼受他的影响不无可能,但嘉祐年间的苏轼是否知道义怀的这段禅语,却也不能确定。我们且不管两者之间有否渊源关系,比较而言,潭底的雁影比雪上的鸿爪更为空灵无实,不落痕迹,自然更具万缘皆属偶然、本质都为空幻的禅意。不过,从苏轼全诗的意思来看,恐怕不是要无视这痕迹,相反,他是在寻觅痕迹。虽然是偶然留下的痕迹,虽然留下痕迹的主体(鸿)已经不知去向,虽然连痕迹本身也将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失去其物质性的依托(僧死壁坏,题诗不见),但苏轼却能由痕迹引起关于往事的鲜明记忆,在诗的最后还提醒弟弟来共享这记忆。所以,义怀和苏轼的两个比喻虽然相似,但禅意自禅意,诗意自诗意,并不相同。禅意是说空幻、说无常;诗意却正好相反,说虽然人生无常,在这世上的行踪也偶然无定,留下的痕迹也不可长保,但只要有共享回忆的人,便拥有了人世间的温馨。这也许受了禅意的启发,但并不是禅,而是人生之歌。

当然,“鸿飞那复计东西”,此时的苏轼对于人生的感受,确是不由自主,充满偶然性的。从仕宦的实况来说,这样的感受将会延续一生,所以这个“鸿”的意象在他以后的诗词中也不断重现。直到他去世,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依然用“鸿”来比喻兄长的身世:“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我们用这几句来移注雪泥鸿爪一喻,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身世飘忽不定,所以一切境遇皆为偶值,无处可以长守,不能安定。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为官之人不能自主,一身随朝廷差遣而转徙,竟不知将来之于何地,则此身犹如寄于天地间,随风飘荡,而前途也如梦境一般不可预计。

人生固然是不可完全预计的,苏轼还在凤翔的时候,对他非常欣赏的皇帝宋仁宗去世了,其侄子宋英宗继位,改元治平;到治平三年(1067),父亲苏洵卒,苏轼、苏辙回乡守孝,其间宋英宗又去世了,宋神宗继位,改元熙宁;到熙宁二年(1069),守完孝的苏轼回到京城,迎面就撞见一件大事: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把北宋的政界撕裂为两半: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有许多原因使苏轼选择了反对立场,但宋神宗的支持使“新党”在“新旧党争”中占据了优势,这就使苏轼被迫离开朝廷,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任密州知州,熙宁十年(1077)任徐州知州,长期在地方上工作。由于作为地方官的他必须执行自己所反对的政令,心情必定是不好的,在当时所作的诗文中难免有些宣泄。这些宣泄引起了“新党”的注意,他们认为是恶意的讥讽,加以弹劾。正好王安石罢相,宋神宗改元元丰,亲自主持政局,使原本反对王安石的话语读起来都像在反对皇帝了。语境的改变引起有意无意的解读错位,给苏轼带来一场牢狱之灾,就是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苏轼转任湖州知州,七月二十八日在任上被捕,八月十八日押解至京,拘于御史台,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结案出狱。其间,负责审讯的御史台对他严厉拷问,意图置之死刑,但负责法律裁断的大理寺、审刑院却认为苏轼所犯的“罪”可据朝廷历年颁发的“赦令”予以赦免,最多剥夺他两项官职就可以抵消。最后,由皇帝圣裁,加以“特责”,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其连累的苏辙也贬为监筠州盐酒税。

于是,元丰三年(1080)至七年(1084)间,苏轼贬居黄州。他在黄州所作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再次以“孤鸿”自比: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以“鸿”自喻,本是因为必须随朝廷差遣而转徙,不能自主,感到被动不安;但此时被朝廷抛弃,不再转徙了,却又觉孤怀寂寞,有不被理解之苦,这孤鸿仍是精神上遭流落的象喻。不过,“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似乎已经有了对于主体的意识,与完全被动的随风飘荡之鸿有所不同了。——那不能不说是贬谪的打击唤醒了苏轼对主体性的自觉,大抵贬居的时候对“自我”的关心总比身任要职时期更多。

苏轼在黄州所作的诗歌中,还有一联写“鸿”的名句,曰“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作为候鸟的鸿,春去秋来其实是有规律的,其境遇并非全属偶然。或者说,偶然性并不来自鸿本身,而是来自外力的迫使。人也是如此,自由之身可以与喜爱的环境反复温存,听命于朝廷的仕宦生涯才会四处漂泊。这个时候的苏轼年近五十,而坚持“新法”、亲自主政的宋神宗只有三十几岁,苏轼当然不能也不敢因为政见不同,就预想皇帝会英年早逝,他只能为仕宦生涯就此结束做好心理准备,调整心态去适应长期贬居的生活,而从中体会到获得自由之身的喜悦。

不过苏轼的仕宦生涯并没有在黄州结束。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下诏让他离开黄州,改去汝州居住,不久又同意他改居常州。然后,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崩,年幼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官员。苏轼也在十一月起知登州,十二月召回京城。元祐元年(1086)任翰林学士,成了“元祐大臣”。就仕途而言,这是佳境,但也意味着自由之身已经失去,他又必须听命于朝廷的差遣而到处转徙,重新陷入雪泥鸿爪般的人生境遇。

元祐四年(1089),苏轼再次来到杭州,担任知州。这一回旧地重游的经历,似乎令他的人生被动、所至偶然之感有所纾解,以诗为证: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首句实际上就是“雪泥鸿爪”喻义的直写,太渺小的生命个体在太巨大的空间里不由自主地飘荡,所到所遇无不充满偶然性,同梦境没有根本区别。但在此过程中,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时间,却悄无声息而冷酷无情地流逝,当老朋友重逢而彼此看到的都是满头白发时,感慨之余,是否为生命的空虚而悲哀呢?在这里,苏轼虽然没有悲叹,可读者分明能感到一种人生空漠的意识扑面而来。

不过,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如此渺小的个体在如此巨大的时空中飘荡,而居然能够重逢,那简直是个奇迹,足可快慰平生。所以,此诗的后两句扭转了悲观的意思,等于是在提议为“重逢”而欣喜,因了这重逢的喜悦,“雪泥鸿爪”般的人生也弥漫出温馨的气氛,驱走了空漠意识。十五年前,苏轼曾以“白雨跳珠乱入船”形容西湖之雨,同样的情景如今再一次出现在眼前,仿佛一段悠扬乐曲中的主题重现,令人陶醉其中。如果说“重逢”是个奇迹,那么即便如何平凡的人生,原也不乏这样的奇迹,使生命具有诗意。

苏轼离杭归朝,是在元祐六年(1091),此时他的弟弟苏辙已经获得更高的官职,进入了执政的行列。所以,为了避嫌,苏轼经常申请到外地任官,先后在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担任知州,中间也曾有几度在朝,所获得的最高官职是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离执政的宰相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宋史》的《苏轼传》还为他没能当上宰相而感到遗憾。

三、“磨牛”与“黄犊”

“重逢”的喜悦固然可以遣散到处偶然的痛苦,但这样的喜悦马上被另一种痛苦所打消。在苏轼元祐七年(1092)所作《送芝上人游庐山》中,出现了另一个比喻,就是“牛”:

二年阅三州,我老不自惜。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

所谓“二年阅三州”,就指元祐六、七年间,从杭州知州被召回,又出知颍州,移扬州。此时苏轼五十六、七岁,过了中年,渐入老境。数州皆其早年游宦经历之地,临老出守复又至此,初时虽有“重见”的喜悦,但“重见”得多了,却犹如转磨之牛,“步步踏陈迹”了。

钱锺书先生对这个“磨牛”之喻有一番分析,他引了古诗中所咏的盆中之虫、拉磨之驴、磨上之蚁,及西方文学中的有关比喻,参考阐释,谓:“生涯落套刻板,沿而不革,因而长循,亦被圆转之目。”“守故蹈常,依样照例,陈陈相袭,沉沉欲死,心生厌怠,摆脱无从。圆之可恶,本缘善于变易,此则反恶其不可变易焉。”这个分析甚为透彻精辟。与雪泥鸿爪之喻相比,磨牛之喻的喻义可以说正好相反:前者苦于到处偶然,后者则苦于人生的重复无趣。若将两者相联来看,则更觉意味深厚:从少年时感叹人境相值的偶然性,到中年后历经宦途的转徙,改为感叹人境相值的重复性,这一转变中,积累着厚重的人生阅历和久长的人生思考。雪泥鸿爪之喻中暗示的那个太大的空间,在磨牛之喻中变得太小,就此而言,即将再次降临到苏轼头上的贬谪命运,却会把他带向前所未至的岭南大地,乃至天涯海角,毋宁说是值得欢庆的。

元祐之政随着太皇太后高氏的去世而走向尾声,哲宗皇帝亲政,意图起用“新党”,恢复他父亲神宗的政策。苏轼在元祐八年(1093)出知定州,次年改元绍圣,“新党”掌控政局,大规模贬谪“元祐党人”,苏轼得到落两职(剥夺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称号)、追一官(官品降低一级)、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散官)责知英州(今广东英德)的严惩,而在他赶赴英州的路上,又继续降官为左承议郎(正六品下),追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被惩罚的还有其他元祐大臣,已经死去的司马光被追夺赠官、谥号,连墓碑都被磨毁,活着的均被贬谪远州,苏辙也在连续遭贬后,又回到他元丰时的谪居地筠州居住,真像做了一场大梦。

万里南迁的苏轼,在途中跟苏辙见了一面,于绍圣元年(1094)秋天翻过了大庾岭,作诗云:“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进入岭南意味着告别了“步步踏陈迹”的被动重复之生涯,来到海阔天空之处,再次获得黄州时期那样对自我的关注。十月二日到达惠州,正值孟冬之际,他却感到“岭南万户皆春色”。后来因为吃到了荔枝,还肯定自己“南来万里真良图”。准备终老于惠州的他用了几乎全部的积蓄,在白鹤峰下修筑新居,还让长子苏迈带领原先寄住在宜兴的家人前来团聚。

然而,绍圣四年(1097)二月,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贬窜“元祐党人”,苏辙被贬到雷州,过了一月,苏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即儋州)安置。于是,苏轼只好把家人留在惠州,在幼子苏过的陪伴下赶赴贬所。五月十一日,他在广西藤州追上了苏辙,兄弟同行到达雷州,至六月十一日告别,渡过琼州海峡,登上海南岛。这一次浪迹天涯旅途中的兄弟会聚,正好一个月,此后再未相见。

不过,朝廷的这一番折腾,也带来一个奇妙的结果,贬谪“元祐党人”的政策使岭海之间充满了逐臣,让岭南地区拥有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史学家范祖禹,诗、词、文三种文学体裁的顶尖高手苏轼、秦观、苏辙,以及政治家刘挚、梁焘、刘安世等一大批精英人物,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的“贬谪文化”。岭南地区从来不曾、也再不可能拥有如此豪华的精英队伍,这使我们不能不把宋哲宗时期看作岭南文化史的一个高峰。就苏氏一家来说,轼辙兄弟都带了幼子(苏过、苏远)相伴,加上此前来到惠州的苏迈,有五苏聚集在岭海之间。有一次,苏迈写了诗,通过渡海的船舶寄给苏过,经过雷州时,苏远先唱和了一首,苏辙看到子侄们写得都不错,就寄书苏轼,表示庆贺,于是苏轼也次韵一首以资鼓励。在这首诗的开头,又出现了“牛”的比喻:

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黄犊走却来,海阔山高百程送。

虽然因为年纪大了,苏轼把自己比喻为路途艰难中的老牛,但这与磨牛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把儿子比作步履轻健的黄犊,跨越“海阔山高”,可见其精神上的欢快。如果不是因为身体衰老,他也能够像黄犊般不惧“雨滑泥深”的,他的精神已经是黄牍,不是磨牛了。在此诗的末尾,他提出了对子侄的期许:

《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

只要孩子们能够继承学问和诗笔,令世人还能欣赏到苏氏的创作,则两位老人就算埋骨南荒,也无甚遗憾了。

当然,苏轼、苏辙并没有埋骨南荒。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暴崩。由于哲宗没有儿子,须从他的弟弟中挑选一位继承人。为了有利于哲宗所行政策的延续,宰相章惇主张由哲宗的母弟,即其生母朱太妃的另一个儿子来继承。但这个主张却遭到向太后的反对。原来,哲宗虽然是神宗的长子,却并非神宗正宫皇后向氏所生。这向氏虽无子,其正后的身份并不动摇,在哲宗朝也依然高居太后之位。如果再选一位朱太妃的儿子来做皇帝,则朱太妃的地位就太不一般,有可能威胁到向太后。所以向太后坚持认为,朱太妃的儿子与神宗其他的儿子没有身份上的区别,应该按照年龄的顺序,由端王赵佶来继承皇位。赵佶的生母已经去世,他显然是向太后眼里的最佳人选。此时章惇说了一句冒失的话:“端王浪子耳。”他说这位赵佶是个“浪子”,怎么可以做皇帝?然而,“新党”中比较温和的一派首领曾布(曾巩的弟弟)在争执中支持了向太后,导致章惇失败。这样赵佶顺利继位,就是著名的“浪子”皇帝宋徽宗。他一继位,马上就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批判章惇的政治运动。为了打击章惇所领导的政治力量,被章惇迫害的“元祐党人”便渐获起用,政局于是又一次发生逆转。苏轼、苏辙也因此得以离开贬地,启程北归。

静如处子的苏辙表现出他动如脱兔的一面,此年二月朝廷将他移置永州(今属湖南),他马上动身北上,四月又移置岳州(今湖南岳阳),他接到命令时已经身在虔州(今江西赣州),到十一月,更许他任便居住,于是他在年底之前便到达京城附近的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其行动如此迅速,当然是要寻机归朝。相比之下,苏轼却没有那么急迫,二月份诏移廉州(今广西合浦)安置,四月份又移永州居住,而他六月份才离开海南岛。十一月朝廷许其任便居住,他接到命令时尚在广东境内的英州(今广东英德),直到此年的年底,他还没有越过南岭。兄弟二人北归的迟速不同,也许反映出他们对于政治局势的不同判断,或者对于重新卷入党争的不同态度。但这竟使他们失去再次见面的机会。而在离开海南岛时,苏轼对于这几年南国经历的表述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正是这岭海之游,帮助他摆脱了“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的生涯,使年高体衰的“老牛”却具有“黄犊”般的精神气象。

四、“月”喻

上面说了“鸿”与“牛”,最后说到“月”喻。早在元祐七年的《送芝上人游庐山》诗中,苏轼就把法芝比作“月”,此后苏轼贬居惠州时,法芝来探望,苏过送法芝的诗里,也有“从此期师真似月”之句,这些都已在前文说过。大体而言,用“月”喻来形容一位僧人因悟道而澄澈的心境,本身并没有太多新意。生活在宋初的临济宗善昭禅师(947—1024)早有一段名言:“一切众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当空,只为浮云翳障,不得显现。”此后“朗月当空”常被禅家问答时取为“话头”,而苏轼与许多禅僧交往密切,对此应不陌生。值得注意的是苏氏父子与法芝之间反复使用同一个比喻的方式,让我们领会到此喻既是称赞对方,也是在人生境界上对自我的期许。换言之,对话的双方都希望达到这样的境界。如果说,作为僧人的法芝本来就应该如此,那么身在仕途,经历了几番起伏的苏轼,是要在体会了人生的各种困境后,一步步追求精神的解脱。

精神的解脱指向对生命意义的觉悟,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夜里渡海北归的苏轼,正是在宣称“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同时,把自己的心境也与“月”喻相联结: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我们可以充分体会此诗开头四句“快板”一样的节奏所流露的欢喜。与通常律诗的写法不同,这四句几乎是同样的句式,“参横斗转”、“苦雨终风”、“云散月明”、“天容海色”,排比对偶而下,一气呵成。这是语词的舞蹈,是心灵随着活泼欢快的节奏而律动,唱出的是生命澄澈的欢歌。一次一次悲喜交迭的遭逢,仿佛是对灵魂的洗礼,终于呈现一尘不染的本来面目。生命到达澄澈之境时涌自心底的欢喜,弥漫在朗月繁星之下,无边大海之上。

自从绍圣四年(1097)被贬出海以来,苏轼屡次以“乘桴浮于海”的孔子自比,以坚持人格上、政见上的自我肯定,如元符二年(1099)所作《千秋岁·次韵少游》词结尾:“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他以这样的道德守持,来对抗朝廷的迫害,立柱天南,巍然不屈。但在此时,模仿儒学圣人的这份道德守持也被超越,苏轼在大海上听到的,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奏乐之声。来自太古幽深之处的这种乐声,是浑沌未分、天人合一的音响,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本身的完满和谐,它使东坡老人从道德境界迈向了天地境界。因此,诗的结尾说,回顾这海南一游,乃是生命中最壮丽的奇遇,虽九死而不恨。这不仅仅是表达了一份倔强而已,心灵上真正得到了成长的人,是会真诚感谢他所遭遇的逆境的。如果没有遭受贬谪,他就不能到达“鲁叟”的道德境界,如果贬地不是这遥离中原的南荒,他也没有机会听见“轩辕”的奏乐,领略到天地境界。海南一游,确实造就了一个心灵澄澈的诗人,造就了一个海天朗月般的生命。政治上的自我平反,人格上的壁立千仞,这些已都不在话下,诗人的生命之歌唱到这里,将要融入天地自然之乐章,而成为遍彻时空的交响。

苏轼渡海后,在广东盘桓了约有半年,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才翻过南岭,进入今江西境内。行至虔州时,又有一诗明确地将自己的心境比喻为“月”:

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

获得了解脱和觉悟的心灵,就像浮云散尽以后显露的明月,无论时事如何变化,都可以等闲视之。宋代的批评家胡仔对此诗颇加赞赏:“语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也。”其实,这“月”喻不单是写出他“参禅悟道”的觉悟,也被他自己看作人生的圆满的完成。所以,当他继续北行,在金陵重遇法芝和尚时,就作了本文开头揭出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再现这个“月”喻。

五、《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

最后,让我们回到《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将“鸿”、“牛”、“月”三个比喻联结起来看:

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

这是东坡留下的最后几首诗之一,其诗意颇堪看作他对人生思考的总结。首句归鸿,是早年雪泥鸿爪之喻的再现,但喻义已大不相同,因为这次不是随风飘零的“鸿”,而是“归鸿”,虽经飘零,毕竟总会归来。在苏轼北归,经过海康时,他与贬谪在那里的秦观见了最后一面,分别时,秦作《江城子》一词相送,首句就是“南来飞燕北归鸿”。秦观想必了解苏轼诗词对于“鸿”的书写,所以用“归鸿”喻苏轼,而苏轼此诗中的“归鸿”肯定也有自喻之意,近承秦观词句,远翻早年雪泥鸿爪之案,身世的飘忽不定和人境相值的偶然性,被这“归”字解去了。次句“羸牛踏旧踪”,又是复现磨牛之喻,但这次经了“奇绝冠平生”的海外一游,便在这个比喻的前面加了“非复”二字,意谓已摆脱“步步踏陈迹”之痛苦,空间的局促和身世迁徙的重复循环也被超越了。后二句既是对法芝的期望,也是自述人生思考的心得,即谓人生的真实、本来之面目,原如皓天中的明月,永恒存在,并且能为人人所理解,因为那原是一切人类的共同底蕴。与“孤月此心明”相比,这个“谁家瓮里不相逢”的“月”似乎多了一层普遍性的含义。人生的最终的意义,归结到此“月”喻。鸿、牛、月,这三个比喻写出了苏轼人生思考的历程,而在这首诗中完全重现,仿佛生命就是这样一首诗。

这样一首诗,曾经写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史上,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的作者虽已死去很久,但诗却永生。

《苏轼苏辙研究》,朱刚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