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调查：绍兴名士带过外国高徒吗
某媒体发起问卷调查：在历代绍兴名士中，有没有海外收徒、授人以渔者？对这个寻幽探奇般的问题，几乎所有被调查者都回答“No！”“Never！”（没有，从来没有），唯有某君却是浮想联翩，胸有成竹地回答道:“Yes！”（有）。
问：“何以见得？”
答：“权且举王充、王阳明、徐渭、鲁迅四位大师为例，他们曾先后带出了一批外国高徒。”
问：“倘若属实，那么从近二千年前的王充到民国时期的鲁迅又是如何带徒授课的呢？”
答：“我以为有两种方式：一是穿越时空，空谷传音；二是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王充、徐渭采用的是前者，而王阳明、鲁迅则属于后者。”
于是此君开始侃侃而谈——
先谈王充
王充生于汉建武三年(公元 27年)，死当在永元八年(公元96年)前后。两汉时期不知涌现出多少功臣勋将，名垂竹帛，风流千古。然而两汉的历史史册却把两个最荣耀的桂冠——“汉初三杰”和“汉世三杰”，送给了六位人中骐骥：辅佐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建汉室的张良、韩信和萧何，整个东汉二百年间能够称得上思想家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不用说，“汉初三杰”的称号出自汉高祖刘邦的金口，而“汉世三杰”则源自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的史学名著《后汉书》。
作为曾在京师洛阳太学游学的王充，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居家教授的同时，独立思考，专力著书，写下了《讥俗节义》、《政务》、《养性》和《论衡》等四部著作。正是这些独树一帜、光芒四射的巨篇，以其横扫迷信、涤荡虚妄的高见，为中华乃至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前三本书均已亡佚，但最重要的一部共计85篇、20余万字的哲学著作《论衡》，除佚亡《招致》一篇外，近乎完整地得以保留，流传于今。
王充哲学理论的精髓和亮点是“无神论”。闭上眼睛都难以想象，在将近两千年前鬼神横行、谶纬泛滥的神州大地上，匹夫王充单枪匹马，拍案而起，大胆地批判了官方的神学体系，也深刻地揭露了迷信说教。试想需要多大勇气，沉积多少智慧，才能有此惊世骇俗之举。
当时间推移到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与王充心灵共鸣的三位高徒，从空谷回音中听到了王充的讲学，通过敦品励学，达到了博学睿智、与导师王充难分伯仲的学术高度。他们也像古代中国的先师那样，以自己的学说和实验向神学发起了挑战。
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教会法博士、神父哥白尼（1473～1543年），在其40岁那年大胆地提出了日心说，公然否定教会的权威，改变了人类对自然对自身的看法。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他完成了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到临近古稀之年才终于决定将这部巨著出版。1543年5月24日哥白尼去世的那一天才收到出版商寄来的一部他写的书。“日心说”更正了人们的宇宙观，哥白尼成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巨人。
百余年后，被称为“观测天文学之父”、“现代物理学之父”、“科学方法之父”、“现代科学之父 ”的意大利伽利雷（1564～1642年），因提倡日心说和哥白尼主义，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指斥为“在哲学上是愚蠢而荒谬的，由于在许多地方与圣经的意义明显矛盾，因此形式上是异端的”。他被审判并发现“强烈怀疑异端”，从而被迫退缩，在软禁中度过了余生。软禁期间他还写了《两门新科学》，总结了他在运动学和材料强度两门科学上所做工作。
与此同时，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布鲁诺（1548～1600年），勇敢地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并把它传遍欧洲。由于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反对地心说，宣传日心说和宇宙观、宗教哲学，使其成为当时风口浪尖上的人物。1592年他被捕入狱，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于1600年2月17日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再说王阳明
被称为“日本军神”的东乡平八郎在1905年率领日本舰队，以弱胜强，大败俄国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事后日本天皇为其举办庆功宴时，东乡平八郎在欢呼声中高举起一块腰牌，上面写着七个字：一生俯首拜阳明。
王阳明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敢冒“天下之讥”，创立了中国的阳明学，形成一个庞杂的阳明学派。17世纪的李朝高丽，对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实学派学者，汲取了阳明学的精髓，从而推动了朝鲜的饰新政治，维新变法。随后阳明学又传到日本。
王阳明生前虽然没有到过日本，但他的思想却东渡日本，他的高徒在日本一代接一代地出现，并从理论到实践对岛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1513年，王阳明听说日本禅僧了庵桂悟即将东归，乃作《送日本正史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但作为一个学派，日本的阳明学则是从中江藤树（1608～1648年）开始的。中江的弟子熊泽蕃山（1619～1691年）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热心宣传者。由于蕃山的宣传，阳明学的影响日渐扩大。后期阳明学者的代表之一佐藤一斋（1722～1859年）在官学（朱子学）的包围中，“阳朱阴王”地发展了阳明学。日本的阳明学者，在日本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吸收并宣扬了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基本思想，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日本阳明学派。
阳明学对日本近代化的作用：一是为明治维新运动准备了一批杰出的人才，二是促进日本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最终，日本人就靠王阳明的一部《心学》，推翻了五百多年的封建幕府统治，成功实现了明治维新，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尽管中国在建国后批判王阳明（不过现在却已经风向大转），而他在日本的高徒很多，不仅是阳明学派的学者，而且明治维新的那些重要人物，像西乡隆盛、伊藤博文、东乡平八郎等，无不一生崇拜王阳明。
第三位是徐渭
奇才徐渭（1521～1593年）在身后三百年时，穿越时空的隧道，收了个心有灵犀的高徒梵高(1853～1890年)，他是在地球另一边的荷兰人。大概太钟爱这个学生了，徐渭尽心尽意，身传言教，居然教出了一个与他同一模子刻出来的高徒，只有头发和眼睛颜色还是完全不同。且看看师徒二人独步天下的艺术成就，以及惨不忍闻的人生经历吧：
就艺术成就而言：“眼空千古，独立一时”的徐渭，以“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大手笔，在荆棘丛生的古原上开拓艺术新路。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启动了中国泼墨写意山水的时代。他那纵横驰骋、不可一世的大写意画法，使明之后的画风为之一振，对后世影响至为强烈。众多画坛巨擘如郑板桥、齐白石等，甚至都甘愿为其当走狗，足见徐渭的画风在中国画坛，创造了怎样的一个“奇迹”。
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梵高，是后印象主义的先驱，并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艺术，尤其是野兽派与表现主义。他那些曾引起同时代大多数人迷惘的作品，如今却已印在明信片上，印在挂历上，成了畅销货。企业家们则一窝蜂似地将梵高的名字带进了生意的领域，如梵高领带、梵高圆珠笔、梵高香皂、梵高电影，梵高歌剧，其作品更是国际油画拍卖市场上的遥遥领先者。
就人生经历而言：徐渭是人过半百，一事无成。有人总结了徐渭一生：“一生坎坷，二兄早亡，三次结婚，四处帮闲，五车学富，六亲皆散，七年牢狱，八试不售，九番自杀，十(实)堪嗟叹!”而当徐渭将其孤愤疯狂的心态尽情挥洒到花鸟画创作上时，已在知天命的门槛前了。
梵高出生于荷兰一个叫作松特丹的小村子，16岁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画廊卖画，24岁时，因为表现不佳，擅离职守等，被古比尔公司解雇。之后子承父业，他跟父亲一样去当牧师。经过短期培训，他自费到一个矿区当教士，但很快被撤职。在度过了一段极度失望和贫困的生活后，1880年，27岁的梵高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但离开这位天才画家的全部艺术历程竟然只剩下十年。
就生命结局而言：嘉靖44年，徐渭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总担心有人要害他，他买了棺材，还写了一篇《自为墓志铭》。在生命后期他自杀过很多次，他先用斧子砍头，血流满面，头骨皆折，不死；又从壁上拔下一枚大铁钉刺入耳中，深入寸余，鲜血狂喷，却又不死；随后用一个大铁锥猛击自己的睾丸，结果睾丸肿得像鸡蛋，人就是不死。徐渭晚景凄凉，藏书斥卖殆尽，居处席烂帐破，73岁时在“忍饥月下独徘徊”中去世，身边唯有一狗相伴，几个族人将他下葬。
梵高也是一生落魄，曾多次自残，甚至自己割下耳朵。1889年5月9日，梵高进了精神病院。第二年7月，他找人借了只手枪，然后就在经常作画的麦田里，向自己腹部开了一枪，却不足以致命。他摇晃着走回住所，对赶来救他的医生说：“看来，这次我又没干好。”两天后，37岁的梵高在痛苦、绝望和孤独中死去。他的遗言是：“痛苦是永恒的。”
就艺术影响而言：徐渭生前怀着“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痛苦和无奈，两碟牛肉、一壶浊酒就能换他一幅花卉图。在徐渭去世后，一件怪事出现在浙江一带，那里的书香人家家中，相继挂起一幅幅署名“田水月”的字画。此人的作品骨力苍劲，画风狂放，水墨淋漓，意境深远，透着一股磊落不平之气。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在意画家的来历身份，更也不会料想到这个陌生画家挟带来的一股清新而独特的画风，将会给千年中国画坛带来多大冲击。“田水月”就是徐渭，然而徐渭却没有等到这一天。
梵高在世时被视为最失败的画家，没有画商愿卖他的画，只能放在弟弟工作的画廊寄售。他生前特别渴望作品被认可，但直到去世，也没看到希望。梵高在给提奥的信中曾以少有的自信说过：“有一天，世界会用不同的发音念我的名字。”这一天终于来了，然而对于梵高来说，实在是姗姗来迟了。
最后当然是鲁迅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顶峰和旗帜，既是中国文学向外推广的“金字招牌”，也是外国读者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扇窗口，因此自然有广泛的海外传播。而因为他生活在现代，在生前已经是名誉中外，他的作品熏陶和培养了海内外一代代高徒。
日本向来是鲁迅传播和研究的重镇，日本出版的《鲁迅全集》甚至比中国人还早一年。《藤野先生》《故乡》等文章也是日本教材的保留篇目。日本作家从鲁迅那里受益良多，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说：“我现在写作随笔的最根本的动机，也是为了拯救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明天。而用最优美的文体和深刻思想写出这样的随笔、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是鲁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这是我文学和人生的最大愿望。”此外日本还有一批以竹内好、丸山升、藤井省三等人为代表的重量级鲁迅研究专家，对鲁迅研究水平之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鲁迅研究。
20世纪70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干将，被进步学生誉为“思想恩师”、“韩国的鲁迅”的李泳禧说过这么两段话：“如果说我的著作和我的思想，我对人生的态度对当代青年们起到了这样的影响，那么这个荣誉应该归于现代中国作家、思想家鲁迅……那不过是间接地传达了鲁迅的精神和文章而已。我亲自担当了这一角色，并以此为满足。”“鲁迅对统治阶级靠虚假统治社会以及由此带来的愚民化、精神奴隶化，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和唤醒民众的启蒙思想，在1960年代以后的三四十年间一直激励我为变革韩国社会而努力，而且鲁迅精神与韩国实际非常吻合，所以我感到很亲切。”
鲁迅在西方也拥有一定数量的“学生”。犹记1975～1975年我在号称“小联合国”的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英语时，那些为数不多的欧美留学生成为我们学习英语口语的最佳老师。就地取材，就近“入学”，与来自欧美留学生结对子，互教互学，进行双语混杂的口语交谈，是活学活用英语的一条捷径。但是僧多粥少，中国学生的人数大大超过留学生。鲁迅是欧美留学生最崇拜的中国伟人，在争夺对子的过程中，凭着我来自鲁迅家乡的天然优势，一招定胜局，使我成了留学生们争夺的香饽饽。寒假时学校组织留学生们南下绍兴，参观鲁迅纪念馆，他们都十分欣喜，而且集体要求校方请我同行，但不出所料地遭到拒绝。
最终，一位加拿大女学生苏怡灵以其真挚友好的态度感动了我，我选择与她结了对子。每天吃中饭时，她总是早于我到餐厅，在她的身旁必然会给我预留一个座位，而且不准其他中国学员入座。晚自习时我们往往相约在一个教室，她以英语对我讲述美加趣闻，而我则抬出我家乡的“王牌”——鲁迅，用中文给她分析鲁迅小说中其人其事，在互教互学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纯正的友谊。由于我所在单位航空工业部四0所是保密单位，其时我是以北京航空学院教师的身份进校学习的。到一年进修期满离校时，按“保密制度”规定我只得不告而辞。事后获悉当苏怡灵听说我离校的消息后，立即跑到北京航空学院去寻找，结果自然是大失所望。回到宿舍后她大哭一场，随后写了一封信，转辗地到了我手上。这是写给我的一封英文信，信开头称呼写的是：“Dear老谢”，信尾的署名则是十个工整的中文字：“你的加拿大朋友，苏怡灵”。我迫不及待地阅读来信，读着读着，两行充满感动而又和着内疚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滚下我的脸颊——我欠她一声轻轻的告别，却换来了一生沉重愧疚：
那一声轻轻的告别
一直哽塞在我咽喉
随着岁月的渐渐推送
坠落成为内心的石头
Gone with the wind（《飘》）
逝去了岁岁春秋
飘不动的是永久思念
吹不走的是一生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