摭谈《史记》的叙事艺术

肖旭

一、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 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

《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

《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 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

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项羽本纪》)。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当然,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对于大将军卫青,一直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来。

《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纪》); 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二、《史记》的人物刻画 闾巷之人的入传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 重要人物数百名。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有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笔法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喑噁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复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和兒女情。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樊郦滕灌列传》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实,楚汉相争时,刘邦战败逃跑,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几次把亲生兒女推到车下,后来的惠帝、鲁元公主有赖于夏侯婴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之所以采用旁见侧出的写法,显然是有所忌讳,不得不如此。《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观照才能全面地把握。
    三、《史记》的风格特征  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 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倾危之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动乱和楚汉相争,于是他大显身手,屡献奇计。

《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 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产兒,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浓郁的悲剧气氛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 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睢、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 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对于像萧何、陈平那样的幸运兒,司马迁认为他们的人生偶然性中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使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命运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难解的谜。而从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和人生的不确定、不公平和难以理解。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

强烈的传奇色彩《史记》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 造成一种神秘感。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巨蛇等传说以显示他的灵异。除了类似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 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方面说开。

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文/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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