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2》演完了，但是五美的故事没有结束：房子还是要买的，最好是靠自己
《欢乐颂2》终于迎来大结局，其所影射的社会问题再次被推送至观众眼前。从“处女情结”到大城市买房不易，从家族财产大战到婆媳关系，都轻轻撞了一下现实的腰。
五美之中简单直接的“小蚯蚓”马上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包子的妈妈因为一场大病而彻悟；和她一起做出类似选择的还有“曲妖精”，关关爱情结局究竟如何尚需时间去检验。樊胜美终于意识到——路还是要自己走的。
■ 撰文 | 王毅敏 ☞ 著名地产人
近些年，关于城市、关于房子、关于漂一族的电视剧着实不少，无论是早期的《蜗居》、《北京北京》还是近期的《欢乐颂》，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着外来人口在一线城市的生活。
而近期播出的《欢乐颂2》揭示的则是城市普通白领的生活，其实这还不是最残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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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剧《欢乐颂2》以写实手法
在向受众昭示一个残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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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电视剧虽然结束了，但现实的生活还在继续。在欢乐颂里，五位美女在上海的生活仅仅是极少数第一部分。
抛下不必为房子发愁的安迪和“曲妖精”不谈，仅仅就合租在南北不通透的中间户的关关、“小蚯蚓”及樊大姐来看，她们三个家庭各有差别：
关关家是苏州的，在当地应该是不错的家庭，社会关系还是可以的，除了苏州是环沪的发达城市之外，靠着父母的关系能够一毕业就安排在全国的五百强企业工作，并且在工作中出了“小状况”后，其主管领导还会电话和其父母沟通，足见其社会地位也不是一般的；
“小蚯蚓”的家庭虽然是在不大的城市，父亲还要上夜班，但是父母都是在职职工，虽算不上富裕，但也起码是城市普通阶层。
“樊大姐”的家庭来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无赖的兄嫂及胆小怕事且“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父母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因为她父亲的退休工资就足以养活几口人，医药费还能完全报销。
当然，从剧中来看“樊大姐”遇到那样的家庭确实是够倒霉的。这仅只是不靠谱的家庭给她带来的命运不公。在上海也许生活着更多的比“樊大姐”还要经受压力的人群，毕竟她只是遇到一个那样家庭，而很多人遇到的不仅仅只是家庭，还有悲催的出生环境。
相信，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的家庭境遇并不比“樊大姐”家里好，但是起码有些家庭即便条件不好，但也可能会比“樊大姐”幸福快乐。有些在上海漂着的人也许根本就没有打算在上海买房，也没有打算在上海找一个能够买起房子的人，他们甚至连合租都租不起。
甚至，有些人在上海是租住着那种出租床位的房子，可是从去年开始这种出租房在有关部门的整治范围之内了。不要说买房了，即便是环线以内的合租房都没有奢望去租。
由于，他们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也许收入只有三四千元左右。他们的梦想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好好拼搏几年挣些钱，然后在家乡盖一所说得过去的房子，或者是在县城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有着这种打算的人恐怕不在少数。
四月份，国家级贫困县临泉房价已接近7000元/²，因为房价上涨过快而限购了。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房价为何会如此之高？因为历史原因，这里的人普遍贫困，当地压根儿没有就业机会，在80年代初这些人已经走出阜阳、走出安徽到江浙沪等地去打工。
这部分群体靠着自己的血汗与泪水，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做着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当然也有一些头脑精明的开起了店，做起了生意。
据上海从事长租的朋友谈到，在上海做二房东的主要有三部分人：福建人、安徽人及苏北人。
在欢乐颂中展现的仅仅只是三个白领的生活，并且这三个白领的工作还都不错，而现实生活中的上海则更加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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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的存在
已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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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剧中所展现的“曲妖精”家里因为哥哥赌博输掉一亿就几乎导致家族企业要破产这样的现实看，其实曲家在上海只能是中等靠上的阶层。
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太多的土豪家族，其在上海也许并没有生意，但是由于祖上早期在上海会置下不少的房产。像公司在南通的“包子”家庭这样的人，则是厂子开在江浙，而公司在上海，原因是工厂在江浙可以降低运营成本，而公司在上海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对接。
在房地产行业中，闽系开发商中的世贸、阳光城、新城控股等企业早几年前就把总部从福州、厦门、泉州等地搬到了上海。这些企业把总部搬迁到上海之后，不论是观念、人力资源还是其它资源都从根本上和在当地有了质的变化，所以最近几年闽系地产公司崛起成为了大家议论的话题。
有一份主要城市的居民存款余额可以看出来不同城市的居民经济状况：
上图是居民存款情况，下面这个是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居民存款余额反映的是民众的富裕程度，而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反映的则是一个城市的吸附力。
不同的城市差距是巨大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差距，非一线城市家庭子女在进入一线城市时这个差距才回表现出来。
在三、四线城市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居住社区和出行工具上的差异，而在这些家庭的子女进入到一线城市时购买房子的差距就明显了。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分层。
相比赵启平年纪轻轻已是主任医师头衔和其父母的职业，趾高气昂的“曲妖精”在追“老赵”时所表现出来的明显是底气不足。
由于家庭经济实力，毕竟“曲妖精”还可以大胆地去追“老赵”，家在苏州的“关关”则在赵启平面前只有“自卑”的份了。
“天空没留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看似风平浪静的社会其实早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可逾越的鸿沟。
尽管在上海打拼了十来年的“范大姐”一直在努力试图挤进上流社会，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切都是枉然，最终还是无奈选择和王柏川分手。
“小蚯蚓”虽然不在意房产证是否是写自己的名字，应勤也是有房有车的IT白领，但这毕竟也是“小蚯蚓”的小老乡，也是外乡人，而还不知道结局怎样的关关和谢童都也只是阿拉眼里的“乡下人”。
在老家有句这样的话“啥人找啥人，麻虾找小鱼儿”。这是通俗的婚姻匹配理论，另外一种文明的说法叫“门当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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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
房子仅仅是承载生活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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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樊大姐在无奈的现实下选择和王柏川分手是对的。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显然是靠不住的。
房子固然重要，但是房子并不能保证一个家庭的永远不会出问题。
且不说，当时他们没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王柏川父母出钱购买的房子即便是能够写上“樊胜美”的名字，按照新的婚姻法，即便是没有写父母的名字。只要王柏川的父母拿出来证据，这套房子最终还是属于王柏川父母的。
假定将来王柏川和樊胜美结婚了，三、五年后又要离婚，在对这套房子的处置时，因为首付50%，那么这套房子的50%的产权首先是王柏川父母的，而剩下的没有还贷款的部分只能是王柏川或者他父母的，樊胜美所能分割的也只是剩余部分他们共同还款的那部分。
所以，丈母娘把“没有房子不结婚”房子必须写上女儿名字，在新的婚姻法面前是没有太多意义的。
即便是“樊大姐”没有搞明白这件事，但是她最终选择和王柏川分手是对的。
虽然，婚姻是需要房子这样的躯壳来承载，在城市房子固然重要，但是比房子更为重要是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而这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而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独立而晋升到人格独立的新女性。这也许会造成跟不上节奏的男人会在这样的女人面前失去信心，最终则是独身的女性会越来越多。
或许，最终必须有越来越多的房子来适应越来越多的“空巢青年”，但这种需求之下的房子就不应该是现在的结构与布局。
产品需要与现实更好的契合，才能更好地把握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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