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表”

少时家贫，家里无表，母亲蒸馒头，总让我看墙上的光影，看由天窗而入的窗栅式阳投影投在土墙上的位置，让我依光影的边缘在土墙上画线作标记，待光影移动约一个巴掌的距离，馒头大抵就熟了，当然那种原始的计时方式也只能在晴天，遇阴雨天里除了点香头，更多就只有估摸，是揭开锅盖用手拍馍馍，馍馍的表皮不沾手一般来说也就熟透了。

那时候我家住的土窑洞在村南的黄土塬畔，是人称老城里的地方，虽然两孔主窑是手箍窑，西侧的小窑却是父亲一镐一铲挖出的“手打窑”，住在小窑里，夜深人静时总会听到类似钟表指针走动的节奏性“沙沙”声，老年人把这种声音称为“土表”，那声音确实像极了闹钟指针跳动时齿轮磨擦发出的声音，孩提时我一直幻想那会是一只藏在泥土里的会走动的“金表”，我觉得有一天我会找到它，或说它会被我挖掘出来，但这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上学后哥哥不知从那里了解到科学知识，告诉我那声音是一种隐藏在土层里的小动物发出的，说那种动物的名称叫“土灵灵”，长得像蚕一样，只是会比蚕大一些，胖一些，而且通体透明。说它们会营造一个类似于“茧”一样的土圆球把自己包裹在里边，并能够发出类似钟表的“沙沙”声。

改革开放之前，父亲辞了村上的会计进村小教书，学校里有一部闹钟用来定时学校的钟声，大钟是一口老拖拉机的轮毂，挂在教室门前的苹果树上，锈迹斑斑却声音清亮，小学离家近，父亲总被指派“值钟”，为了便于早起，总把学校唯一的小闹钟携回家，定好闹铃，早上早早的赶到学校去敲打学校的晨钟，那时候我常常会盯着那个小闹钟发呆，看闹钟里的秒针沙沙地移动，总新鲜而好奇，甚至偷偷地打开钟表的外罩看里面一闪一闪的摆轮，看一阵又偷偷地盖上后盖，拧好镙丝。

数两年后，一位叔叔从兰州回来，手腕上戴着一只电子表，方正清晰，直观新潮，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表对教书的父亲有着莫大的诱惑，父亲像孩子一样掰着那个叔叔的手腕把那块电子表看了又看，叔叔就告诉父亲，说这种电子表在城里已很流行，而且也不贵，才二十来块钱，父亲立时动了心，就让亲戚帮他捎一块回来，其实那时候父亲的工资低的可怜，一个月才十七块五毛钱，他每日起早贪黑，教书务田，平时五毛钱都舍不得花，却能片刻间下定决心买一块电子手，确实是一个非常的决定，他太需要一块表了。

那个年代，钟表其实并不是什么稀罕物，尤其是被老百姓称之表“机械表”的那种腕式手表，家境好点的人家都会拥有，当年年轻人结婚的三大件就是车子（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而“飞鸽车子、飞人牌的缝纫机和上海出的红梅手表”更是最流行的标配。

我那时候见过的更早一点的手表是四爷爷的怀表，四爷爷做过国民党县政府的钱粮科科长，也做过三个月的代县长，作为“旧职人员”，他在文革中备收磨难，我有记忆时他已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什，但我却见到过四爷爷的怀表，一只古铜色的怀表，链子也是古铜色的，掀起外壳，可以看到与手表极其相似的表面，只是那时候怀表早已成为怀表，被堂弟拿出来当玩物。

那个年代乡镇百货门市上的闹钟和手表其实都不是很贵，钟表不到十元，上海牌手表也只四五十元，可对许多老百姓来说，表却依然是奢侈品，或说以农为业的老百姓对表的需求还不是非常的必须，因为收音机似乎更快一步走进寻家百姓家，相对手表来说，收音机更引人喜欢，收音机可听戏曲，可听评弹，可听新闻，还会播报天气雨报和时间，在父亲购置了电子表不久，我们家里也终于拥有了一台蓝色的“宝石花”收音机，二姐常常把收音机抱在怀里，走那里提那里，她特别喜欢听广播剧，听《平凡的世界》的《沉重的迷雾》，那个时代的广播剧伴随一代青年人渡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电子表的普及极其迅速，短短几年间，各种大大小小的腕表以样式万变色彩斑斓招徕着大众，功能也越来越多，我上初中的时候还给自己购买了一块表盘足有六七公分大的电子表，很大很厚，也多了许多功能，带有秒表、计数器、闹钟、日历和音乐，还有多种计时方式，我把他带在胸前，好像挂一块奖章一样充满获得感，回想起来，那时我已是十多岁的男孩，冠冕堂皇挂一块巴掌大的手表在胸前，现代的孩子们肯定不会这么做，而在当然，那种挂上新表在胸前的感觉肯定比现在的孩子拥有一部高档手机都牛气。

日月荏苒，转眼三十余载，如今大街上戴表的人似乎已越来越少，在时代科技的推动下，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日新月异，这些年推出的淘汰的日用家电实在太多了，电话机、BP机、大哥大、小灵通、双频手机、VCD和电视机……如今似乎都集中在一部智能手机里，虽然新闻里还常会有“表哥”、“表叔”、“表姐”们的身影，让我知道许多的表我一辈子都戴不起，但我也从未想到过一块表会对我产生什么诱惑，或说戴一块表又能如何呢?表的原意不过是具有一定高度竖直安置用来测量正午日影长度的标杆而已，古人没表也生活了数千年，如今的普通百姓，似乎就更不用戴表了，相对于戴表，永远也不及作代表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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