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新自由主义的离奇不死：现代经济意识形态的军事基础 | 国政学人
作品简介
【作者】中野武（Takeshi Nakano），日本产经省
【编译】崔宇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
【校对】王嘉许
【审核】赵雷
【排版】董诗
【美编】方引弓
【来源】Nakano, T. (2021). War and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modern economic ideolog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5(2), 236–255.
【归档】《国际关系前沿》2021年第6期，总第33期。
期刊简介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国际关系领域的顶尖期刊之一，由SAGE出版社与大卫·戴维斯纪念研究所（David Davies Memorial Institute）联合出版编辑，其2019年的影响因子为1.25。
新自由主义的离奇不死：
现代经济意识形态的军事基础
War and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modern economic ideologies
内容提要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衰退似乎削弱了公众对新自由主义的信心，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但是，新自由主义仍未失去其对政治经济实践和思想的强大影响。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很难消亡？
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强调政治的作用，似乎很有说服力地解释了新自由主义主导地位的惊人稳定性。克劳奇认为，跨国公司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在金融界的力量，足以俘获政治和维护新自由主义政策，而西方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下降。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统治阶级恢复和加强权力的一项政治工程。被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证明和合法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恢复甚至加强阶级权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一旦国家被金融阶级劫持，金融危机就永远不会破坏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但本文将聚焦于国际层面的解释，力求阐明新自由主义国际环境的军事和地缘政治维度。本文将提出一个假设，即地缘政治冲突与新自由主义的不死显著相关。
本文将讨论以下3个问题。首先，将阐明战争如何影响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讨论两次世界大战是如何将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条件转变为有利于凯恩斯主义兴起的条件的。其次，将从理论上探讨地缘政治冲突与凯恩斯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最后，将论述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地缘政治环境的转变如何削弱了凯恩斯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并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和主导地位。
文章导读
01
凯恩斯主义：
战争的经济后果
本节主要讨论一战的战争后果与凯恩斯主义兴起的关系。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一战期间的战争经济已经包含了事实上的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管理模式。从1913年到1918年，法国和德国的政府开支占GDP比重从约10%上升到了50%-53%，英国从8%上升到了35%。面对战争带来的经济匮乏，国家也必须对市场和商业活动进行重大干预。尽管美国参战的时间很短，但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同样显著的。1917年1月美国的政府开支约为GDP的2.22%，而在1919年1月则跃升至约32.43%。同时，为了管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资源分配，美国成立了战争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食品管理局(Food Administration)和燃料管理局(Fuel Administration)等政府机构，通过集中价格和生产控制来调节经济活动。为了给战争筹措资金，战争债券的发行和宣传都使用了爱国主义辞令，1917和1918年的《战争税收法案》提高了超额利润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1913年底成立的美联储将发行的大部分债务货币化。全面战争和大规模的资源调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巨大：美国在一战前一直处于衰退之中，但1914年战争的爆发促使欧洲人购买战争物资，从而创造了美国持久的经济繁荣。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济管理是一种无意识的原始凯恩斯主义（proto-Keynesianism）。
不过，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扩大，在当时被广泛视为只适用于战争时期的临时和特殊试验，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正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其中金本位的回归尤为重要。如果不放弃金本位制，就不可能完全打破经济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而一战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削弱了金本位制。经济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金本位制不稳定的结构和不变的制度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大萧条。政治上，大规模的战争促进了民主化和加强了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战争孕育了公民社会作为自由民主的基础。由于战争，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强大到足以拒绝忍受工资紧缩和大规模失业。因此，在金本位制度下，不可能再牺牲工人阶级来进行通缩调整。换句话说，战争使经济政策民主化。此外，罗斯福新政的灵感来源就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政的行动、机构或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争经济动员的经验。
但是，一战和大萧条的影响还不足以完成向凯恩斯主义的转变。从理论上讲，罗斯福政府可以通过在公共工程和社会项目上加大、延长赤字支出来实现充分就业。然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认为：“如果没有战争的及时到来，新政的基本改革可能不会存活下来——它们可能不会对美国资本主义如此有效”，因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和政党的政治结构、商界和代表农业利益的保守派强烈阻挠渐进式改革，限制了为社会项目增加支出的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以下方面促成了凯恩斯主义思想和政策在战后被接受。第一，二战大规模的动员资源消除了凯恩斯经济的政治障碍。其次，二战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提供了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的关键经验。最后，战争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版图，美国成为了霸权国家。美国领导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通过引入资本管制，为凯恩斯主义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总之，所谓的“凯恩斯革命”的起源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力量——两次世界大战。原始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的思想、实践和制度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战后，经济自由主义的旧体制回归，但它未能满足由战争引发的金本位体系结构不稳定所引发的大萧条的紧迫性。尽管凯恩斯对当代美国官员的思想影响很小，但受到战争期间管理经济的经验和制度遗产的启发，新政的凯恩斯主义政权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并巩固了美国从经济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转变，其结果是美国战后霸权主义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02
战争与凯恩斯国家的联系
本节将转向地缘政治冲突如何有助于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的三十年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理论探索。作者认为，可以确定地缘政治竞争对凯恩斯主义发展的至少三个长期影响：国家能力的扩张、社会凝聚力和平等。
第一，重大战争可能会对战后国家能力扩张的轨迹产生重大影响。如艾伦·t·皮科克(Alan T. Peacock)和杰克·怀斯曼(Jack Wiseman)提出的政府规模的“替代”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所说，战争将改变人们税收水平的容忍程度，并使政府能够更容易地提高税率或扩大税基。因此，战后的公共收入和支出都比以前更多。此外，战后政府也有着难以逆转的大政府倾向，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扩大的国家能力来满足战后社会的需要。决策者所具有的实际经济管理经验和知识，将加速国家能力的发展，使政府活动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凯恩斯主义一直与大政府联系在一起，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和一个强大、有效、审慎的政府。可以说，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家能力的水平。因此，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话说，凯恩斯主义是大规模动员的“文明化”（civilianisation）。
第二，战争增强了社会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实际上是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地缘政治冲突塑造了国家内部人民的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在现代世界，超越阶级界限、加强社会凝聚力的最常见形式是民族，而地缘政治竞争很可能刺激民族主义。凯恩斯主义政策植根于民族主义，因为它需要以共同体成员共命运的理念为依据来证明其合理性。同时，凯恩斯政策本身也能培养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意识，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以社会凝聚力为基础，而社会凝聚力又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的鼓励。这种自我强化机制可以部分解释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的路径依赖。
第三，凯恩斯主义与社会平等的关系。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和充分就业政策会带来通货膨胀，这意味着货币价值正在下降。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对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货币和信贷的人——富有的金融利益集团或食利者——更为不利。此外，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支出所造成的充分就业和劳动力短缺，可以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因此，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建立在一个合理平等的社会基础上。而大规模战争会促进社会的均等化，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历史新高的平等。累进税可以说是减少不平等的决定性政策措施，它起源于20世纪大多数国家的大规模战争动员。在这里，可以再次观察到一个自我强化机制：凯恩斯主义政策具有收入再分配的作用，通过诱发通货膨胀来减少不平等，一个平等的社会有利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有效实施。这种自我强化机制或路径依赖可以说是凯恩斯主义管理经济在战后依然存在的原因之一。
另外，西方世界的凯恩斯主义没有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被抛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冷战的开始。强大的外部威胁的存在帮助发展了国家能力、维持了社会凝聚力、减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正是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管理经济创造了有利的社会和政治条件。
03
新自由主义的地缘政治起源
本节将探讨地缘政治事件和结构变化如何导致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传统观点认为，凯恩斯主义之所以不可信，是因为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未能控制通胀。然而，70年代“滞涨”的主要原因是越南战争和1973-1974年的石油禁运。正是战争使通货膨胀升级，从而导致凯恩斯主义信誉的下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对凯恩斯主义的衰落起到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该体系的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是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的国际制度性支架。而在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陷入了一个根本性的两难境地：美国需要有足够大的支付赤字，为世界经济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同时还需要避免因巨额外部赤字而引发的国际美元信任危机。上世纪60年代末，越战升级和约翰逊政府同时启动的“伟大社会计划”恶化了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元价值的信心恶化，这一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受到了侵蚀。继任的尼克松政府于 1971 年 8 月单方面决定美元与黄金脱钩，利用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迫使盟友承担调整成本。美国的盟友担心，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及其对国内经济的痛苦调整，加上越战的失败和与苏联的缓和，可能会危及美国的国防承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60年代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的牺牲品。
此外，与两次世界大战不同，越南战争的失败摧毁了凯恩斯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越南战争是一场有限的战争，而非大规模动员的全面战争。约翰逊政府不是通过增税，而是通过允许外国央行扩大持有美元以向公众隐瞒真实成本，利用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权。战争的失败严重损害了约翰逊政府的威信和美国民族自信心，削弱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它还分裂了舆论，破坏了人民的社会团结，这是实现社会化的先决条件之一。
在 20 世纪后期，战争的性质和形式发生了转变，削弱了战争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关系。首先，大规模战争可能对国家能力的扩张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产生持续影响，但由于核武器的存在，世界大战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核武器使国防预算相对较少，“征富”作为一种社会平等机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最后，征兵作为一种杠杆，增强了工人阶级呼吁就业的政治声音和压制金融利益的力量，但美英等国的征兵制在70年代相继被废除。
冷战的结束是另一个转折点。冷战的胜利加强了美国及其盟国决策者的新自由主义信仰。后冷战时代的单极格局强烈地促使美国官员寻求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理想，1990 年代，克林顿政府试图推动全球化，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其开放国内市场。此外，苏联解体时，为动员提供正当理由并驱使西方国家维持国家能力、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平等的持续威胁也消失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使金融部门在政治上更加强大。
冷战后的反恐战争也不再具有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一方面，“新战争”大量利用游击战、反叛和恐怖主义，旨在通过散播恐惧和仇恨来控制人口。同时，反恐战争对大规模群众动员的依赖要少得多，因为打击游击队或恐怖主义的战争是由少数高度专业化的专业军队进行的。最后，冷战后的战争更不透明。新战争不再对民主化、社会凝聚力、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凯恩斯主义产生压力。当旧战争中的群众动员消退后，凯恩斯主义作为群众动员的平民化形式也告一段落。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很难想象期待的下一场战争，也就是一场“新战争”，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结构，重振凯恩斯主义管理的经济。
04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结构对新自由主义当前主导地位的重大影响的假设。作者认为，这种分析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意识形态范式转变的时机。例如，凯恩斯革命始于 1930 年代，并于 1960 年代完成，因为它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高峰有显着联系。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也与越南战争、赎罪日战争、核威慑和美国冷战霸权等地缘政治因素有关。1990 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传播则与冷战的结束有关。
最后，作者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首先，本文关注的是美国主导经济思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今天的转变，但仍需要对地缘政治因素在塑造和维持经济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进行更多的实证、历史和比较研究。其次，本文研究了战争如何影响经济意识形态，将战争视为外生和偶然因素。然而，反向因果关系也可能值得探讨：经济意识形态引发战争。最后，未来研究最有趣的议程是地缘政治结构的持续转型，例如美国和平的终结和中国的崛起，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经济思维。
译者评述
经济意识形态、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及变迁一直是一个热门议题。许多研究从国内政治、阶级结构以及经济学的角度展开分析，而本文则提出了一个相对新颖的视角，剖析战争对世界经济意识形态变迁的作用。本文作者深刻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兴盛所起到的决定性影响，同时也指出，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的诸多性质及其结果是如何削弱了凯恩斯主义存在的条件，并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时间上看，世界经济意识形态的转变与几次重大战争的确有着高度的重合，不过对于战争如何影响经济意识形态变化的具体机制，本文的论述就稍显不足了。但本文所持的战争、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于理解过去和当前经济意识形态的转变仍具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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