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六O后的少年往事

一个六O后的少年往事

作者：邱华

也是这样的初冷时候，午饭后我沿着自家园子与邻家园子中间的那条窄窄的路走到学校的操场上，想要找人玩一玩儿 ，却见两个年龄大我几岁的人挎着满满一土篮白菜帮往家跑。“呀！青年点积酸菜了！他们不养猪，掰下来的白菜帮扔了。”这样想着，我猛地转身往家跑，冲进仓房拽出一个土篮挎到胳膊上飞向学校那栋房子的最西边的一间。这是学校闲出来的教室，知青们常常放些东西。果然！那间房子的东北角堆放着一大堆废弃的白菜帮，一户人家的四个孩子正忙着用土篮装的装运的运呢！我呼地冲上去，手忙脚乱地往篮子里装。装着装着，我就想：这样不行，他们家四个人，我装不过他们。而且，往家送，一篮一趟，我装不了几篮就没了。急中生智。我一篮一篮地往另一个墙角挪。都抢没了。我坐在属于我的这堆上，不敢动。那家的大姐挺好，她大概十三四岁，说，“你往家拎吧！我们不拿你的。“有了她这句话，我把篮子装满，边走边回头，到了那条窄路，无法回头看着他们，我便猛跑。冲进家里，往厨房地上一倒，迅速往回跑。不知道往返了多少次，那一堆白菜帮终于被我气喘吁吁地运回了家。妈妈回来把它们剁碎放进一口大锅里，我一边帮她烧火，一边看着这自己弄来的猪菜，心里很是自豪。那一年，我八岁。

早春，树还未发出新芽，家家户户都在这个时候砍柴，备好一年所用。父亲起早上了山，母亲安排我把午饭给父亲送到山上。我挎着装饭的筐走进山沟。刚上路还能看见几个人，附近的山坡上有人在砍柴，能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渐渐地，前后左右不见一个人，我开始紧张，遇见坟丘就更加害怕。我努力地往路两侧的山坡上望着，见到或远或近有砍柴的人，心里就会轻松一会儿。一道道沟过去，一座座山过去，我终于到了妈妈叮嘱我的那座山上。父亲吃饭的时候，我在附近转悠，釆了一把毛骨朵花兴奋地插到筐沿上。嘴里唱着“毛骨朵花，开三朵。长大了，给谁家，给到东街老罗家······”那一年，我十二岁。

按照妈妈的吩咐，我把收拾干净的野菜装了一小筐，送给一个我称之为赵姥的人。赵姥赵姥爷是“下放户”，沈阳人，无儿无女。他们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又不会操持乡村的活儿，于是便想在村上找个依靠。顺理成章的，我的父母成了他们的目标。软磨硬泡一年之后，母亲成了他们的干女儿。很自然的，哥哥砍的柴，我采的野菜，都有了他们的份儿。大叶芹，红毛广，山葫萝卜秧……我一样一样往筐外拿，无意间抬头，发现厨房北侧灶台上忙着什么活儿的任姓老太太正偷眼瞄着我手上的野菜，目光里有“喜欢而不可得”，也有“躲闪回避”。我心一紧。我知道，那是羡慕，那是一种夹杂着悲哀的羡慕。她和她的丈夫也是一对孤寡老人。她丈夫在日伪时期给日本人当翻译，解放后住了几年监狱，出狱后选择这个远离他家乡的村子落了户，是村上的“四类分子”。据说这老太太是地主的女儿，曾拿出压在箱底的照片让邻居看，有人说照片上的她很漂亮，卷发披肩，黑大衣，皮鞋。但现实里的她已经疯疯傻傻，破破旧旧的了。上山采野菜这等事儿，她与赵姥一样，既不认识菜，又不熟悉路，哪山哪沟有哪种菜一无所知。身份不好，只与相同处境的三户人家有交往，所以不会有任何人把自己辛苦采来的野菜送给她。第二天上山，我挎上了家里最大的一只筐，那是大人上山才用的筐，对野菜也不再挑挑拣拣，满满的一大筐扛了回来。“怎么什么都有，这样的就不要采了。”母亲边帮我收拾边说，我趁机试探着说出分一点儿给任老太太的想法，“她的眼神挺可怜的”。收拾妥当，我挎着两个小筐，穿过各种树枝栅成的两道篱笆墙中间的窄窄的小路，走进那四个老人居住的两间低矮草房。那一年，我十二岁。

放学后，我们几个同学上山拣核桃。树林里钻来钻去，目光全在地面的落叶上、青草边、石缝里。跨过一个小沟 ，走到一小块稍平整的慢坡上，突然两个圆润的黄色山梨出现在眼前。它俩相距两尺多远，安静地躺在有些黄了的草上。惊喜。我捡了起来。怎么会有梨呢？我抬头向上望：一棵梨树，尚未长开，枝桠小而密。山里人都懂：这是一棵刚刚长成初始有果的树，所以“只结两个”。我在周围努力搜寻，找到了两片手掌大小的树叶，将它们平平地放在筐里的核桃上，然后把那两个嫩黄嫩黄熟得很透的山梨放在树叶上。上山下山，过沟爬坡，我都小心地呵护这两个宝贝，千万别让它们滑出树叶滚落到核桃上，树上刚刚下来的新核桃表皮有毒。回到家，我很兴奋地把一个给了最小的弟弟，一个给了母亲。那一年，我十三岁。

有人说供销社来了一批纱巾，我们几个女生趁中午放学徒步往返六华里，每人买了一条，红的绿的粉的黄的蓝的。美美地戴上，美美地靠着学校操场边的柴垛唱歌。柴垛后面的一排杨树正发出新芽。那一年，我十四岁。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乡里的文艺汇演。从台上下来，我在人群里寻找妈妈和小弟。二弟三弟已背上书包，他们会在班级的队伍里，最小的弟弟还未上学，妈妈说要把他带来“看热闹”的。人群里，我穿来穿去，却在外围发现了他们：母亲坐在一栋教室前的石墩上，小弟倚着她站着，风很大，母亲的头发是凌乱的。我的心一震。那是我第一次远距离看见母亲，第一次看见被风吹得灰淘淘的母亲。我向他们走去，心里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快点儿去生产队挣工分。那一年，我十四岁。

带着小弟在家里仓房门前的木墩上砸核桃，完整的大块的仁儿给他，细碎的小块的我吃，我们俩很快乐地享受着木墩上的美味。突然，村里广播响了，怎么回事？这不“早” 不“晚”的“来广播”，准是有什么事呀。那年月大家都很敏感，小孩子也一样。“《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主席，“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我的天呐！”我胡乱抓起尚未砸开的核桃，胡乱地扔回仓房，“唰” 地叉上木门。小弟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一连串动作和反应吓呆了，愣愣的立在那儿。我背起他往外走。院子里正在搭建防震简易房的邻居一拍腿：“妈呀！”更加重了我的紧张和惊恐。家里呆不下去，心里慌慌的，我背着小弟走到街上。没人。稍过一会儿，有人出来，一个，两个。没人说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有人打破：“听广播没？”“听了。” “毛主席？”“ 是。”我站在大人们边上。紧张，惊恐。想想刚刚过去的唐山地震，忽然间很伤心。很小的时候母亲给我们讲故事说过“天塌地陷”，现今，唐山地震，毛主席逝世，不就是“天塌地陷” 吗？再想想先前的周恩来逝世，朱德逝世，忽然觉得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正在经历艰难。回家的路上，我把背上的小弟背得紧紧的，心里第一次有了“沉痛” ，第一次有了关于国家关于民族的思考。那一年，我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