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看《达尔文战争》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

1882年4月19日，73岁的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在家中安祥地逝世。尽管达尔文本人并不信仰上帝，但是一周后，达尔文还是被安葬在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他的身边安息着另一位科学巨人，物理学的一代宗师牛顿。能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拥有一席之地，也算是对达尔文成就的最高评价。

达尔文和生物进化论是牢牢绑定在一起的，生物学课本绝对绕不开这个人。特别是在我国，大家都知道进化论。大家都对此习以为常了。但是深究起来，你对进化论又了解多少呢？

以前听到过一个笑话。

母亲带着孩子去动物园游览。孩子问母亲，我们人类是不是猴子变来的呢？母亲不假思索的回答他。是的，没错，我们就是由猴子进化来的，孩子非常吃惊，原来是这样啊，难怪猴子成了濒危动物！

我不知道人们要把"人是由猴子"变来的这么一个粗糙的说法再重复多少次。实际上人类的祖先是猿类的一个分支，现在的灵长类与我们人类都是"表亲"关系。地球上的生命，或远或近都有亲缘关系，只要你愿意不断往前追溯。由此可见，尽管我们都认为进化论是对的（毕竟从小课本上就是就是这么教的）。我们或许不会遇到宗教传统的麻烦。但是国内对进化论的误解却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温一下有关进化论本身的起源，重新梳理一下进化论本身的进化历程。我们会发现，进化论本身的演化过程也是符合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的。自然选择理论本身就是从众多理论之中PK出来的赢家。在达尔文去世后的一百多年里，达尔文思想的核心自然选择理论在经历过一次次的挑战，不断的改进和升级以后，目前得到了生物学界广泛的支持。有了遗传学和基因科学的支撑，现在的进化论早已不是达尔文最初的那个版本了。

很多人提到进化论还是眼睛盯着达尔文的最初版本，那么本书应该可以破除这种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

达尔文与他画下的第一个进化树。图片：Charles Darwin & Julia Margaret Cameron / wikimedia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进化论的演化历程呢？因为生物进化思想和自然选择理论不仅仅是生物学的一个整体性框架。也是我们观察复杂事物的一个独特切入点。什么是复杂事物呢？简而言之，就是参与的玩家特别多，内部呈现出1+1≠2的系统。

亚当斯密观察到了一个现象，一个工人一天能做20个大头针就不错了。那么18个工人一天能做几根大头针呢？这似乎是个简单的算术题，20×18=360嘛。实际上，这18个工人一天就可以生产4800根针，因为他们组成了流水线。这样的系统就是一个1+1≠2系统，集体并非个人的简单堆积。

生物进化论研究的是复杂环境下呈现出来的整体性的游戏规则。宏观层面上的规律是无法通过简单堆积来推导的。正是达尔文发现了被大自然的复杂性所隐藏的那个底层的游戏规则。既然演化规律是针对带有互动的复杂的系统。那么这个观察角度和思维方法也是可以移植到其他领域的。毕竟人类的社会也是非常复杂的。

你别说，还真的有人试图把生物学的理论移植到社会学领域。但是后果并不美妙，19世纪末兴起了一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我们都了解晚清时代中国遭受的历史屈辱。所以中国人都知道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殊不知这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20世纪初兴起过一阵子“优生学”，背后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与纳粹的种族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二战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迅速被抛弃。大家都明白了，其实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生物学领域“适者生存”的一种系统性误读，实在是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也辱没了达尔文的名声，“适者生存≠强者生存”。我希望本书能澄清一些在这方面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