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玉器内涵的新认识
摘要：凌家滩玉版等特殊玉器和大量陶器刻画图像表明，先秦文献记载的天极观念在史前时代已经出现，要点包括天极为天体的中心，可以用八角星纹、纽结纹和獠牙兽面表示；神鸟可以托负天极，猪也与天极运行密切相关。红山文化社会上层依托此原始宇宙观和信仰昆虫蜕变、羽化能力的传统，创造新的原始宗教和仪式系统，并以制作和使用特殊玉器为“物化”此萨满式教的重要形式，因此获得构建规模庞大的复杂社会必须的威望和权力。这样的政治实践对良渚文化早期国家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楚辞·天问》中有：“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三问。结合其他文献可知，天极观念是先秦宇宙观的核心内容。凌家滩玉版87M4∶30（图一：1），胸佩八角星纹、双翼为猪首的玉鹰98M29∶6（图一：2）和一面刻八角星纹、一面刻四角出尖的纽结纹的陶纺轮98M19∶16（图一：3）则表明，此宇宙观在距今5300年前已经形成。玉版的两重圆圈和侧视微弧的形状表示天穹，长方形外轮廓表示大地，中心圆圈和外层圆圈间的八条“圭形纹饰”如同连接两重天的绳索，同时表现八方，天穹外层伸出的四支“圭形纹饰”指向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应是维系天地的四维。八角星纹为天极，是天体的中心，还可以用纽结纹表示，有神鸟托负。神鸟和猪这两种动物与天极运行密切相关。
对中国史前陶器上与天极相关图像的分析表明，距今7000年之前，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之间地区已经形成内容丰富的与天极有关的知识和神话传说，八角星纹、纽结纹、神鸟和猪等元素均已出现，高庙文化已经出现四獠牙环目神兽居于圆形中心代表天极（图二：1、3）和神鸟托负或环护此天极神兽（图二：2、3）的图案。
本文拟在这些对史前天极观念认识的基础上，尝试对红山文化主要玉器的内涵进行新的推测，并进而探讨红山文化原始宗教的基本内容，红山社会上层获得和运用意识形态权力构建大规模复杂社会的“领导策略”，以及这些政治实践对良渚文化早期国家形成的影响。
一 鸟负天极神兽
笔者曾著文将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分为鸟形和龟形两种类型，对其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
对于鸟形勾云形器，文中认为表现的是飞翔的鸮，中有双目，下垂部分为尾翼，两侧为翅。现在看来这一观点应该修正。美国学者江伊莉在1991年就提出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1件此类勾云形器表现的是兽面，双眼前视，下方是横长的口，内有七组两两并列的牙齿，很可能就是猪龙，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杜金鹏曾对此类玉器进行了全面综述，肯定了双目和牙齿表现的是兽面，并对更加复杂、对称的两侧部分进行了解读，认为其上部表示的是兽身的简化侧视形象，内勾的下部表现的是兽面的下颌。
对于此类器物的主体部分，我们同意中间的一对环眼和下缘成排的牙齿表现的是兽面，但要强调以前多被忽视的此兽面的一个重要特征——獠牙。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表现了5颗上颌牙齿，中心牙齿两侧有两枚向上外勾的獠牙，非常清晰。（图三：1）牛河梁第二地点墓葬N2Z1M27∶2双目下也有5颗上颌牙齿，中心牙齿两侧为同样的一对向上外勾獠牙。（图三：2）该地点N2Z1M22∶2有5颗上颌牙齿，中心牙齿两侧向上的獠牙均较小（图三：3）；N2Z1C∶7有5颗上颌牙齿，向上的獠牙中，左侧的有间断，右侧的尖部模糊不清。（图三：4）牛河梁第十六地点N16M15∶3同样有5颗上颌牙齿，向上的獠牙中，左侧牙尖部因有钻孔，模糊不清，右侧獠牙有间断。（图三：5）在有些情况下，獠牙会被省略，如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品。（图三：6）
更复杂的两侧部分的上部，有些应是表现鸟翼。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因为省略了两侧的下部，形态最为写实，器物整体为胸部有獠牙兽面的展翅飞鸟，图三：2-5这4件标本两侧上部均与之形似，也应表现鸟的双翼。两侧的下部多为硕大的内勾形。杜金鹏认为是兽面的一部分，很有道理，但与其说是下颌，不如解读为与中间牙齿并列的上颌獠牙。如此，则整个兽面与高庙兽面相同，也有四颗獠牙。
对于佛利尔藏品，我们曾经提出其两侧的上部如果旋转90度，与猪龙头部酷似。现在看来，两侧下部旋转90度，同样与猪龙头部相似，整体如四角为猪头的天极神兽形象。如果以“鸟负天极神兽”的视角观察，四角又颇似尖喙回首之鸟，表现的是四只神鸟对中心神兽的围护。这样的鸟与猪之合体表现，也是红山文化的主题之一（详见下文）。
总之，此类玉器表现的正是自高庙文化时期即出现的神鸟托负和围护獠牙天极神兽主题。高庙文化天极神兽均有四颗獠牙，是大型猫科动物的典型特征，很可能是虎。红山文化獠牙神兽为虎的可能性也很大，除了上述四颗獠牙的表现外，小圆眼也是虎眼的特征。眼周围的镂空或浅浮雕线条或是对虎眼周围斑纹的表现。
二 猪龙为北斗之神
对于猪在史前宇宙观中的内涵，冯时引用《春秋说题辞》“斗星时散精为彘”和《大戴礼记·易本命》“四主时，时主豕”的记载，指出猪和北斗星及春夏秋冬四时的关系。他同时提出，史前时代虽然已经能够确定真正天极的位置，但因为靠近天极的恒星太暗，难以观测，可能会以离天极较近的北斗星座中的天枢星为极星，以天枢星绕真天极运行的圆周圈出的范围为“璇玑”区域。因此，北斗星不仅以斗柄在不同季节的指向划定四时，也以其天枢星的圆周运动轨迹标示着神圣的天极区范围。
上述关于猪与北斗关系的钩沉梳理，为认识猪在中国史前宇宙观中的角色提供了关键性依据。我们认为，在史前观念中，北斗之形如猪首，斗柄部分如同猪之长吻，猪很可能是北斗之神的动物形象。北斗环绕天极的运转是最显著的天象之一，代表北斗的神猪也与天极神兽有密切联系。凌家滩玉鹰正是此观念的生动表现：玉鹰胸前的八角星为天极的代表，翅膀两端的猪首则是北斗星的代表。
冯时提出红山文化猪龙也是斗魁的代表，其近乎封闭的环状身体为斗魁运转形成的“璇玑”区，中心之孔为天极的象征。（图四：1）他同时认为三星塔拉所出身体为“C”形的器物为“龙”，与猪龙有区别。（图四：2）其实此两类器物形态虽然有差别，但头部都是猪的形象，只是C形器更加突出猪的长吻和长鬣，所以均可沿用“猪龙”的旧名。我们认同猪在红山文化中也是北斗之神，但其勾曲的形态应是表现其如昆虫幼虫般的蜕变之态（见后文）。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塔拉玉猪龙的下颌和额顶正中均有网格纹，正是陶器上常见的与天网和天极观念有关的图像，这也是猪龙如昆虫般在丝网中蜕变，并与天极密切相关的证明。
为20世纪70年代在牛河梁遗址采集所得，是此类玉器中体形较大、形制规整，且唯一雕有牙齿的一件。
1971年，“中华第一龙”——红山碧玉龙 在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赤峰市也因此被誉为“中华玉龙之乡”。
因为猪首代表着四季斗柄指向不同方向、可以作为“建时”标准的北斗，所以经常会以双向的形式出现，上述凌家滩玉鹰就是一个证据。红山文化中有类似的表现。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璜形器TE6①G1∶1两端均为与三星塔拉猪龙头部相似的长吻猪首形（图四：3），器身上有四个长凹窝。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双兽首三孔玉梳背N1679M1∶4（图四：4），两端为猪首，相当于猪身体的中部有三圆孔，可能与天极观念有关，但难以推测其具体含义。牛河梁第二地点N2Z1M4中，墓主腰部有两件玉猪龙，相背摆放，1件为青色，头向南，1件为白色，头向北，应是有意的设计。（图四：5）
三 写实和抽象的龟
龟（鳖）在原始宇宙观中为宇宙之模型，龟背隆起象天，龟腹平坦象地。这样的观念在凌家滩和红山文化所在的时代即已经出现。
红山文化有写实的玉龟（鳖），形象生动。牛河梁第五地点N5Z1M1墓主双手各持玉龟一个，有头尾和四足，背部被表现为较标准的圆形。（图五：1、2）第二地点N2Z1M21∶10则只有身体，背部相当写实地刻画了龟背形如网络的纹理，背部中间为三个扁长六边形，裙边上有平行短斜线。（图五：3）
玉斜口筒形器是典型的红山文化玉器之一。牛河梁遗址多座墓葬中均随葬，放置在墓主头下和胸前等位置。（图五：4）以前对其功能多有争论，凌家滩遗址大型墓葬07M23中发现3件此类器物后，黄翠梅和郭大顺提出凌家滩和红山文化出土的此类器物均为龟身体的抽象表现形式，已成定论。
龟形勾云形器则是红山文化独创的器物。我们坚持原来的观点，认为至少部分此类器物表现的是抽象的龟。天津文化局文物处藏品首、足、尾俱全，是最形似者。（图五：5）以牛河梁第二地点N2Z1M14∶1为代表的为简化形，只有身体和四足。（图五：6）龟背似旋勾，可能代表天体围绕天极之旋转；但也如尖喙蜷体之鸟，或有神鸟维护天极的内涵。
考虑到龟足部分与简化的鸟首或猪龙首的相似性（见下文）（图六：4），此类器物也可能同时表现猪龙或神鸟环绕天极的状态，与前述图三：6和后文要讨论的图六：3相似。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标本上面的两只龟足内侧各有两个凸起，使龟足又如有双耳、翘嘴的猪龙之首；下面的双足则如尖喙之鸟首。（图五：7）
四 神鸟与猪龙的合体
神鸟与猪龙合体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主题之一。
牛河梁二号地点鸟兽玉佩N2Z1M23∶3（有学者称为龙凤玉佩）（图六：1）。右侧为鸟，长勾喙，圆目，顶上有羽冠，背部有张开的羽毛，身体抽象为卷勾状。左侧为猪龙，头部有长吻，圆目，与东山嘴玉璜两端的猪龙首非常相似（图四：3）；头后似有双角，也可理解为鬣毛，身体也抽象为卷勾状。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玉鸟N16M4∶1为回首卧鸟之形，长勾喙和环眼与上述鸟兽玉佩之鸟相似，但环眼外的部分酷似玉猪龙的耳部，头部整体如鸟喙猪龙，弯曲颀长的颈部如同猪龙身体，可能是特意的设计，意在表现鸟和猪龙的合体状态。（图六：2）
牛河梁第二地点双兽（鸮）首玉饰N2Z1M26∶2设计非常独特。两端相同，均为鸟兽合一的头部，圆眼和其外轮廓如猪龙，嘴部为鸟喙。两侧各以6道瓦楞纹和3个扉棱表现身体。如果将此器物两端中分为对称两部分的话，每部分都如同一个与上述玉鸟头部相同的鸟喙猪龙之首的侧视。如此观之，则此器物整体如龟状勾云形器，四足部分为四个鸟喙猪龙，环护着中间的虚空部分——即相当于龟状勾云形器的旋勾部分，代表天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1件非常精美的红山文化勾云形器（图六：4），似可做如下解读：如图上方左侧为一个双耳竖立、其右有尖长吻上翘、其后有鬣勾起上扬的简化猪龙头部；此猪龙左下方，为一双耳翘吻无鬣的猪龙；再下方为一与有鬣猪龙相似的头顶向下的动物头部，只是长吻向下勾，像是鸟喙，可能表现的是鸟首，竖耳和鬣部可以解读为鸟头顶和脑后的羽毛；其对面是一个头顶向下的无鬣猪龙。器物右侧是一个同样的有长喙下勾、头顶羽毛竖立的鸟首，背后有两支勾卷而起的羽毛，整个器物以更抽象的造型表现了更复杂的猪龙和神鸟共存的状态。
五 昆虫“蜕变”和“羽化”能力的信仰
中国史前文化普遍存在对昆虫“蜕变”和“羽化”能力的信仰，红山文化与此有关的遗物相当丰富。
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采集的4件“玉蚕”，均为黄绿色，发掘者将其分为两式。I式2件，发表的1件长7.8厘米，身体呈圆柱形，尾部尖圆形，略勾起。顶面有一双圆目，身体上部有两个相对的横U形纹，下部有2道凸棱纹。（图七：1）II式2件，发表的1件长9.9厘米，形态与I式相同，顶部也有一双圆目，身上有4道凸棱纹。（图七：2）郭大顺详细讨论过，此4件“玉蚕”应该表现的是蚕蛹。但其实这些玉器的形态与蝉的幼虫颇为相似，圆形大眼睛更是蝉幼虫的典型标志。辽宁建平东山岗红山文化积石冢2号墓中出有类似器物，为白色蛇纹石制，身体扁平，更似蝉的形状。
此外，简报之“兽头饰”为石质，长约3厘米，为上端浑圆、下端尖圆的卵形，顶部以下有斜线刻纹，中下部有穿孔，整体看颇似柞蚕蛹之形。（图七：3、6）简报之“鱼形器”玉器，以葱白色碧玉雕成，两端尖圆，长4.3厘米，上部以一圈刻纹区分出头部，有对穿的两个孔，似为双目。腹部有一浅竖槽，背部有两条羽毛状刻纹，似乎表现的是初萌的羽翅。整体而言，颇似某些昆虫的幼虫破卵而出的形态。（图七：4）简报之石“鸟形玦”（图七：5），高5.5厘米，形态勾曲。头部有一双圆目，如昆虫复眼，嘴似略残，整体与典型的玉猪龙器头部有明显区别。正如孙机所言，表现的应为勾曲的昆虫幼虫。
牛河梁遗址群墓葬出土与昆虫有关玉器多件。第二地点N2Z1M11∶3报告称为“蚕（蛹）”，因风化呈白色，长12.7厘米，细长如蚕身，上部有瓦楞纹，若蚕身之节，可能确实为蚕。（图八：1）N2SCZ1∶3报告称“蚕”，白色，长6.1厘米，小圆柱形，中部微凹，有四道旋纹，从形态看应为蚕蛹。（图八：2）
第六地点N6Z1第1层∶47报告称“蝗”，黄绿色，长5.4厘米，面部为梯形，身体下部与四凹槽，表现分节之身，背上有翅，短于身体，略上翘。蝗属直翅目蝗总科，种类很多，呈浅绿和褐色等色，前翅长一般与身长相近，因从颈后开始，所以末端超过身体。螽斯（即蝈蝈）属直翅目的螽斯科，多为绿色，体长可达5.5厘米，雄性前翅长为1.4～1.8厘米，末端明显短于身体，雌性的前翅更是退化，仅为0.6～0.8厘米。雄性可振翅发出嘹亮声音。因此，由此件器物的身长和翅短于身的特征看，表现的应是振翅而鸣的雄性螽斯。（图八：3）第五地点N5Z2M9∶1报告正确命名为“蝈蝈”，黄绿色，长5.5厘米，面部呈三角形，刻画了两只复眼和上颌。身体未刻表示分节的凹槽，翅短于身体。（图八：4）
辽宁阜新福兴地采集获得丫形器1件，黄绿色，长12.1厘米，身有密集的瓦楞纹，如同上述蚕蛹的身体，顶端为形似玉猪龙的头部，整体似可理解为猪龙正在从蚕蛹中蜕变而出。（图八：5）第三地点玉护臂M9∶2，绿色，有与上述器物类似的瓦楞纹（图八：6），可能不仅是装饰，而是表现佩戴者身体的“昆虫性”，标示其蜕变的法力。相似器物发现颇多，应均具此功能。
上述牛河梁双兽（鸮）首玉饰N2Z1M26∶2（图六：3）两侧各以6道瓦楞纹和3个扉棱表现身体，与丫形器身体颇为相似，似可理解为更复杂、更高级、涉及到神鸟和猪龙的蜕变和羽化状态。红山文化典型的玉猪龙器与上述那斯台昆虫幼虫形器形态非常相似，因此可以推测，这些器物首先表现的是猪龙经过昆虫蜕变和羽化式的神奇变化后具有的超自然“神兽”状态，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神奇变化能力，猪龙才能够飞升天空（虽然并没有翅膀），维护宇宙的运转。三星塔拉玉猪龙的下颌和额顶正中均有网格纹，点明其如昆虫般在丝网中蜕变；背部有似鬃鬣飞扬之物，羽化飞腾之态更为生动。
六 神巫之蜕变状态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中随葬玉人1件。头上有冠，五官非正常地紧凑在一起，双目紧闭如两道短弧线，短鼻，嘴角下垂；双臂回收，双手均四指向上，放在胸前；双腿弯曲。（图九：1）其变形的面部和紧缩而微曲的身体颇似蛹中之蚕，应是刻意表现处于昆虫般蜕变状态的神巫（很可能同时也是社会的领导者）。那斯台遗址采集玉人呈深褐色，颇近蚕蛹的颜色，为跪坐之态，双手合拢放在腹前。头部非常独特，顶有三个叠摞的圆环，面部呈菱形，鼻子为凸出的大三角形，双眼为长梭形，嘴为一长凹槽，这样的面部明显是一种严重变形的状态，颇似蚕蛹的上部，而双臂和双手的姿态也近似蛹上折合的翅膀，也应是表现一位处于如昆虫式转化状态的神巫。（图九：2）
凌家滩墓葬中发现姿态相似的6件玉人，均有“介”字冠，双臂回收，双手直立于颌下，双腿或微屈，或深屈。（图九：3）反山M12随葬玉钺和玉琮上均有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完整的标准图像。“神人”方面，戴“介”字形顶的羽冠，均与凌家滩玉人相似。其两臂抬起与肩平，呈鸟翼状，肘部有表现飞翔状态的卷云纹；双腿姿态则如同凌家滩玉人更加深蹲，人足已经变化为鸟爪。（图七：4）此神人胸前的獠牙“兽面”则正是我们上面讨论的天极神兽。所谓“神人兽面”图像整体表现的是神巫正在完成与神鸟的转化，可以如神鸟一样托负天极神兽，维护天极之运转。上述两件红山文化玉人表现的可能是同样的转化。
牛河梁第二地点双人首三孔梳背饰N2Z1N17∶1（图九：5）规格和形式与前述图四：4双猪首三孔玉梳背饰完全相同，只是用戴冠、尖下颏凸出的人首代替了猪首。这表明红山神巫除了可以“蜕变”为维护天极的神鸟之外，也可以与北斗之神猪龙转化沟通。
七 玉器反映的红山社会萨满式宗教特征
由上述对红山文化玉器内涵的分析可知，红山文化社会上层依托当时的原始宇宙观，创造了新的萨满式原始宗教和仪式系统。虽然我们只能通过考古资料管中窥豹，但仍然可知其核心内容包括如下几点。
1.天极为天体顺利运行的枢纽所在，由天极之神控制。天极之神的动物形象为虎，其典型表现方式为獠牙兽面；
2.北斗及其绕天极之运转即是天极神兽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证明，猪为北斗之神，可能有辅助天极之神的作用；
3.天极之顺利运转需要神鸟的维护，可以表现为神鸟对天极的托负和环护；
4.神巫可以在萨满状态下如同昆虫“蜕变”和“羽化”一样，实现与神鸟和神猪的沟通与转化，像神鸟和神猪一样维护天极的运转；
5.神巫的萨满式通神需要特定的条件，包括牛河梁这样的特定“圣地”，祭坛和“女神庙”这样的特定设施，以及佩戴和使用上述特殊玉器。当然还应该包括考古资料难以反映出来的其他内容，如服用致幻剂、特殊的舞蹈、乐曲和咒语之类。
美国学者艾尔提出，在酋邦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意识形态权力的获得和运用是最重要和有效的“领导策略”之一，而获得意识形态权力的主要方式是对意识形态的物化，就是把思想、价值观、故事和神话等意识形态的内容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包括大型仪式性建筑和景观、公共仪式活动、标志性的物品，以及文字记录等。对意识形态权力的控制，就是通过控制这些“物化”形式实现的。
红山社会上层充分利用了各种意识形态“物化”形式。牛河梁遗址群的祭坛、积石冢、“女神庙”、大型祭祀平台等仪式性建筑与形似熊首或猪首的山峰等山川景观共同构成举行公共仪式活动的圣地，为红山社会公众提供了共同的仪式经验，成为凝聚社会的纽带。玉器是红山社会最重要的符号性仪式用品，标志着佩戴者对神秘和神圣的宇宙观知识的掌控以及对沟通超自然之法力的独占。通过大型仪式性建筑建设、仪式活动的组织和管理，通过对制作上述具有特殊内涵和功能的仪式用玉器的原料、制作技术和使用方式的掌控，红山社会上层获得了构建复杂社会必须的威望和权力。
红山文化墓葬中“唯玉为葬”的显著特点，明确显示了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性。我们目前还难以通过考古资料辨识出红山社会上层运用的经济方面的领导策略。鉴于意识形态在红山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对这一权力的掌控应该足以使得红山社会上层获得对经济生产的控制：经济利益的获得依靠意识形态权力的行使，而以此获得的经济财富又被投入到意识形态权力的宣扬和维护中，这应是红山社会复杂化的基本特征。在此“超自然倾向”之下，红山形成了“古国联盟”这样的在当时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创建了牛河梁遗址群这样当时最大的仪式圣地，成为当时成就最骄人的社会复杂化实践者，对此后良渚文化的早期国家构建产生了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