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履集》前言原版
编者按
《王端履集》，系第一位付梓《浙江文丛》系列丛书的萧山名人。孙楚阳（网络名：井底蛤蟆）撰写前言并参与点校。萧然书香，与有荣焉。附前言未删节原版，以飨读者。
前言（原版）
文/孙楚阳（井底蛤蟆）
吾乡萧山历史悠久，文脉深远，代有名贤，毛西河曾有云：邑能诗家赜于郡。饱学高才之士不胜枚举，从贺知章到毛奇龄，道统不绝；任伯年、来楚生、施今墨，艺业专精。另外如葛云飞、朱凤标等萧山籍名人已是耳熟能详。
王端履略为冷门，我在接这个任务以前完全没有听说过，幸亏有妙明兄准备充足的资料，我才逐渐对王端履其人其文有所了解，那么这里先介绍一下王端履其人。
王端履生于公元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卒年不明。字泰伯，一字福将，又字子穀、子临，号小穀，又号礼堂，这么多的字号不排除有错讹重复的，因为关于他的记载比较散，记错一个字就多出一个字号。王端履祖上居于萧山南片桃源乡，他的十五世祖定二公迁居城区苏潭。王端履的父亲叫王宗炎，生于公元1755年（清乾隆二十年），卒于公元1826年（清道光六年），字以除，号谷塍，又号晚闻居士。王宗炎在25岁就考上进士，这个年龄金榜题名是比较早的，但是王宗炎属于另类，在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为普遍价值取向的时代，他考中进士后没做官就回家乡了，读书讲学为乐，长期主讲于杭州紫阳书院，时称“东南硕师”。王宗炎家里藏书很多，为此专门建了一座楼用来存放藏书，楼名叫“十万卷楼”，十万卷或许有点夸大，但不会差很多，这个量级是什么概念呢？著名的天一阁巅峰时期藏书也就七万多卷，另一座浙江著名藏书楼玉海楼藏书九万多卷，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湖州皕宋楼藏书约十五万卷。可见十万卷的藏书量属于比较多的，虽然书有审校精粗、版本真伪之别，并非多就好，不过在印刷术不发达的清朝中叶，收藏十万卷左右书籍，没点眼力财力肯定办不到。
王端履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起点是比较高的，六岁那年，父亲请来王端履的族叔王绍兰教他读书，王绍兰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物，出生于公元1760年，比王宗炎小5岁，卒于公元1835年。字畹馨，号兴陔，晚号思惟居士。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33岁）登进士，然后官运亨通，初任福建南屏知县，受到福建巡抚汪志伊举荐，升任泉州知府、福建按察使，颇有政绩，泉州民风好械斗，在他治下逐渐守法。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也就是王端履登进士那年，54岁的王绍兰升迁为福建巡抚，主掌福建一省政事，兼及军务，权力仅次于闽浙总督。本来这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但在巡抚任上出了点事，漳州府治下有龙溪、和平二县，龙溪县经常发生械斗，县令懦弱治理不好，和平县令朱履中看上去正直有才干，漳州知府李赓芸让朱履中移任龙溪，其实朱履中并没本事，到任很久一点也没解决问题。李赓芸升任福建布政使后贬朱履中为教职，朱履中怀恨，加上他在县令任上亏空盐税，怕获罪，竟然恶人先告状，到闽浙总督汪志伊和王绍兰面前诬告李赓芸，说盐税亏空是因为李赓芸任知府时贪婪勒索。总督汪志伊本来为官不错，缉捕海盗有功，但李赓芸性子直，说话得罪过汪志伊，所以这时汪志伊下令将李赓芸停职查办，王绍兰感汪志伊举荐之恩，就随声附和了。不过汪的命令仅是查，没有定罪，结果查的人福州知府涂以辀为了讨好汪志伊，对李赓芸严刑逼供罗织罪名，李赓芸强项心性，愤而自缢以表清白。出了人命事情闹大了，嘉庆帝派钦差调查，最后御笔亲批：李赓芸操守清廉，恢复名誉，朱履中诬告、涂以辀逼供，俱发配黑龙江，汪志伊固执苛求，革职永不叙用，王绍兰附和不能匡正，亦革职。老王家好像没有官运亨通的命。
王绍兰罢官后，居乡十九年，不问政事，闭门著述，写了很多书，有《周人说经》、《周人礼堂集义》、《汉书地理志校注》、《管子地员篇注》、《说文段注订补》、《董仲舒说笺》、《古文尚书逸文考》、《思维居士存稿》等，学问功底很深。王端履对这位老师兼族叔非常尊敬，在著作中多次记述他的事迹文章。
有优秀的家族基因和前辈指导，王端履在38岁那年考上进士，虽然比他父亲晚了十几年，但总的说还是属于金字塔靠近塔尖部位的人物，古代考个进士比现在考个博士还难，父子俩前后考上进士更加稀罕，王家大院就有了个很气派的名字：世进士第，意思是世代进士的府第，位于萧山城区的西河路上，“十万卷楼”就在“世进士第”里面。大院占地约五亩，远比现在上亿元的别墅气派，可惜上世纪旧城改造大半都拆没了，只留了几间房子。
王端履很随他爹，不光是学问，就连性格和命运都像。王端履考中进士后做了翰林院庶吉士，这是大多数进士的仕途起步，在翰林院待上几年，等到授予实缺到地方上任官，就正式开始学以致用、致君尧舜的官宦生涯。然而在翰林院等授官的时间有长有短，运气好或人头熟送礼足的，几个月就放官了，反之可能等上三年五载都没有指望，比如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他在1886年考上进士，在翰林院待了十年多，直到1897年才受袁世凯礼聘出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这其实还不算正式的朝廷命官，直到1905年出任巡警部尚书才是受朝廷任命。王端履大概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在京城待了没几天就辞官回家，和他老父亲一样，在家乡读书讲学为乐，不问官场俗事，就连进入仕途的同年、同学、故交，也都极少往来。
是什么支撑王氏父子这份笑傲林泉的自由意志呢？毕竟一大家子要吃喝，没钱是万万不能的，爷俩教书育人的收入想必有限，要不怎么一向说“穷教书的”，而王家藏书十万卷，显然不可能穷。背后的物质力量，不光有祖传的深宅大院“世进士第”，到了王端履掌管家业，还有田三十顷，这是什么概念呢？诸葛亮在《自表后主》中说“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汉朝一亩约461平米，清朝一亩约614平米，王端履拥有的土地约是诸葛亮的2.7倍，如果再考虑三国总人口只有清朝嘉道年间的1/20，清朝疆域却远没有三国的20倍，按供求关系，清朝的田远比三国的田值钱，所以王端履拥有的土地价值应该是诸葛亮拥有的土地的好几倍，虽说诸葛亮是历史上少有的清廉典范，但好歹是丞相，再怎么也是“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以此推测，王端履的三十顷田应该不止保障他全家衣食无忧，中产也绰绰有余。这个量级的资产，和当朝一品、封疆大吏诚然差得远，但不逊于地方官员，甚至可以傲视沉沦下僚的基层小官。所以物质总是最重要的，三十顷田给了王家坐拥十万卷无官一身闲的底气。
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官大一级压死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宗炎、王端履父子考上进士却不做官，确实非常卓尔不群，遗世独立，需要很强大的自信。但毕竟在那样一个大环境下，官职高低不仅可以影响名气地位，甚至可以影响诗文治学成就。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曾国藩》中有一段情节，布衣的左宗棠尽管诗才豪迈，但坚持不出诗集，朋友问他原因，左宗棠说他父亲祖父都工诗文，也都有诗集问世，但因人微言轻，诗集根本没有流传，左宗棠据此自定规矩：若不封侯拜相则不出诗文集。不评论左公自定的规矩是否合理，他说的这种现象确实客观存在。尽管王氏父子家境优渥，但因为没有做官，致使他们知名度不高，生平资料不完备，著作文字也散失较多。且不说王宗炎，就说本书的主人公王端履，现存他完整的著述只有一部《重论文斋笔录》（以下简称“《笔录》”），别的都找不到了。但据《笔录》所述，端履对自己的诗作较为看重，删存精审，应该有自选诗集。另外还有一部《明鼎甲分縣備考》，也是相当花精力的史料，但这些著作全都无从搜辑。所以本书以《笔录》为主，以散落于地方志、家乘族谱、碑刻题记中王端履的文字为补?，最大限度地把王端履的文字作品汇集在本书中。
《笔录》从书名可知是笔记体著作，笔记这种形式在中国诞生较早，数量也多，内容庞杂，没有一定的主题，可以记自己亲身见闻，也可以记道听途说。可以记真人真事，补正史之不足，如著名的《世说新语》记录了魏晋时期士大夫的言行轶闻；也可以记怪力乱神，供茶余饭后之一乐，如南北朝时期的《搜神记》、《幽明录》等。唐宋两代是笔记大发展时代，唐人笔记或偏重记史，如《大唐新语》、《朝野佥载》、《本事诗》，或偏重于志怪，如《酉阳杂俎》、《传奇》。宋人笔记更加模糊了题材类别，几乎无所不记，《涑水记闻》、《渑水燕谈录》尚偏于记史，《能改斋漫录》、《老学庵笔记》内容更为广博，笔记集大成之作《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可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以后元明清各代的笔记继承了这个特点，如元代的《说郛》，明代的《夜航船》、《五杂俎》、《七修类稿》，清代笔记数量为历代之冠，几乎有点名气的文人都有笔记行世，王端履这部《笔录》亦是众多清人笔记中的一员。
和众多的文人笔记相似，《笔录》的内容也非常广博，凡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言、所行、所学、所证，无不录于笔端。于人则祖宗父母、叔伯兄弟、师友乡里、前辈后昆、远道陌路，皆有闻必录。于事则自家私事、地方公事、师友往来、他人逸事、奇闻怪事、读书考辨、诗文遗稿，乃至方言俚字、乡风民俗、鬼魂妄谈，无不采纳。
王端履在《笔录》中提及的人名有好几百个，他直接接触过的也有几十位，显贵者如封疆大吏兼大学者阮元、同乡相国汤金钊、同乡工部尚书陆以庄、族叔兼业师福建巡抚王绍兰、军机大臣穆彰阿、英和、会试主考官桐城派名家姚元之、同榜进士刑部主事李冠山、同榜举人工部侍郎吴杰、同乡扬州知府韩桐等，名士者如杭州藏书家汪适孙汪远孙兄弟、同乡士绅汪辉祖、本乡教学黄铁年、大学士梁诗正曾孙梁祖恩、南屏寺住持方丈松光和尚等。
以王端履的出身和家境，和贵胄名流交往是情理中事。不过他的朋友中还有一些命运凄惨的读书人，如汪辉祖之子汪继培，博通文史，官至吏部主事，学问才情极佳，却因患脑病早逝。还有一位同乡潘搢兰，是王宗炎的学生，天资聪慧，诗文可挥笔而就，又精于音乐绘画，性格开朗幽默，然而终生不第，贫病早殁。又有王宗炎幼时至交何其菼，七岁能对，九岁能文，十二岁应童子试，考官怀疑他瞒报年龄，令其当场作文，援笔千言，王宗炎自叹不如，府试乡试皆高中，本以为前程锦绣，然而六次礼部会试都不中，又无子，仅一女却又笄年夭折，于是郁郁寡欢，年仅四十六岁即殁。还有一位同乡金廷栋，自幼家贫，屡考童子试不中，漂泊杭州教书谋生，阮元器重他，招入诂经精舍，生活暂有着落，后来阮元离开浙江，他失去依靠，又得病失明，没多久就在贫病交困中去世。又有同乡徐鲲，家酷贫，贩书度日，后从阮元注经为生，屡试不第，郁郁早逝，平生诗文散失，只有三篇被王端履收录。还有一位王端履的曾祖辈姑父陈立人，天资颖异，文章写得好，应童子试受到考官赏识，读书越发努力，随即得了喀血病，大约是肺结核之类，没到乡试就死了，留下老父母和21岁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弟弟，其妻未改嫁，日夜纺纱织布，全家生计就靠一弱女子。即便是出自簪缨之家的大学士曾孙梁祖恩，也因家道中落科场不顺，在广东做了个小官，郁郁早逝，连张罗后事的钱都没有。这些命运凄惨的读书人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点：屡试不中而又体弱多病。从中可窥见科举时代“穷书生”的集体命运，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不过是对极小部分家境富裕科场顺利仕途通达的幸运儿而言，多数读书人只不过是类似“一将功成万骨枯”中的万骨，文化精英们的凄惨命运也暗示这个国家的前途。
王端履的活跃年代大致在嘉庆道光之际，受乾嘉学派余绪所及，《笔录》中有为数不少的对儒家经典训诂考据的内容，参综前人注疏，不乏自家创见，言皆有据，指摘前人失误能直切要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训诂考据的对象又以《尔雅》和《说文解字》为多，在这两本经典中，又以草木部的内容为多。王端履似乎对植物特别有兴趣，《笔录》中有大量草部木部文字的训诂释义考证，包括药材、野菜、树木等多个种类，几乎一部小本草。作者在晚年曾发愿编写一本《尔雅》所收录之本草考辨，后因年老力衰作罢，然而对植物的热情并未减退，除了文字训诂，其它方面也不放过研究植物的机会，在一则鉴赏家藏清代名家蒋溥所绘《罂粟花图》的笔记中，作者敏锐地感觉到虞美人和罂粟有亲缘关系。据现代生物学分类，罂粟和虞美人同属毛茛目罂粟科罂粟属，王端履先生是被四书五经耽误的植物学家啊，扼腕叹惜之。
因为此书内容广博，又因为此书成于比较特殊的年代：近代大变革前夕，所以《笔录》除了记载很多人和事，可补史家和学人之缺，还折射出中国在大变革前夕的方方面面。卷一有一则关于种痘的记载，前半大致说传统的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效果不稳定，奸商以无效痘苗冒充有效痘苗，导致很多孩子种了痘苗仍然感染天花。后半说听朋友梁绍壬传闻有一个外国医生咇哈呅用牛痘给人接种，预防天花“无不应验”。痘即天花，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病死率比较高，还有并发症后遗症，这病得过一次就终生免疫，于是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想出预防的办法：从天花患者皮肤上的水泡中取一点脓，称为“痘浆”，用小刀蘸痘浆浅浅地划开小儿皮肤，使痘浆进入皮下，这个步骤叫“种痘”，这种方法叫“痘浆法”，还有一种方法是让受种者穿上患者的衣服，称为“痘衣法”，两种方法都叫“人痘接种术”。受种者会在此后几天中出现轻微的天花症状，因为痘浆中的天花病毒是感染皮肤，没有感染肺，过几天就会自愈。中国在北宋前期掌握了人痘术，到明清已经成为公共卫生措施，不光中国人用此法预防天花，外国人也到中国学习。然而人痘毕竟是真正的天花病毒，部分体质弱或运气差的人在种痘后直接发病死亡。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不满足于人痘接种术，他发现挤牛奶女工很少患天花，进一步研究发现，奶牛通常感染牛痘，挤奶女工长期和奶牛接触，通常也会感染牛痘，牛痘对人类不致命，只有轻微症状且可自愈。詹纳猜测牛痘和天花有关系，于是他给儿子接种牛痘，结果儿子安然无事，并对天花产生了免疫力。这是医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发生在1796年。王端履听梁绍壬说外国医生用牛痘，梁出生于1792年，和詹纳发明牛痘法差不多年份，那么这位咇哈呅医生在中国给人接种牛痘大约在牛痘法诞生后三十年左右，这条笔记透露了牛痘接种术传播到中国的时间范围，以及中国人对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怀疑谨慎态度。
还有一则记录，王端履有位朋友叫黄铁年，担任萧山学官，精于天文算术，王端履自称不懂此道，所以从未和黄铁年交流过这方面问题。大概因为官太小，黄铁年的著作都弄丢了，王端履留存一篇，大致是讲勾股定理和三角函数，前者得自《周髀算经》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后者得自当时西学东渐。文中讲的勾股定理和现在初中课本讲的一样，三角函数却和现在课本上不大一样，现在中学数学课本上三角函数共六个：正弦（sin）、余弦（cos）、正切（tan）、余切（cot）、正割（sec）、余割（csc）。黄铁年文中称为“八线求他形术”，意思是有八个三角函数，多出的两个是正矢（versin）和余矢（cvs），正矢的定义是1-cosθ，余矢的定义是1-sinθ。三角函数在明末传入中国，瑞士传教士邓玉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和大学士徐光启合著《大测》为三角学在中国的开端，到嘉庆年间已将近二百年，中国人应该早就完全掌握了三角函数。不过很明显，西方数学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并不广，像王端履有着进士出身、翰林院学士身份，属于那个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三角函数却是“素不谙其学”，黄铁年这样对数学有兴趣的人著述却都散失殆尽，可知数学在读书人中“市场”很小，更不用说读书人以外的群体，反映出中国人对研究自然科学的态度的一个侧面。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的笔记却让人看了不是滋味。卷八有一则记道光辛丑年（公元1841年）靖逆将军奕山等人上奏朝廷，说是在鸦片战争英军攻打广州靖海门时，城门上出现一尊白衣神像，吓得英军不敢开炮。观音山（粤秀山的俗称）下贮藏三万斤火药，英军收买汉奸向贮藏地抛掷火弹，危急时刻有一尊白衣女神站在屋顶上拂袖灭火，顿时火灭。英军攻城炮火密集，但不是落在水塘里就是落在空旷处，全都没烧起来，英军准备调更大的火炮攻城时，迅雷暴雨大作，淹死了几个汉奸和洋人，英军心生畏惧遂撤退。为了感谢神灵，请皇帝御书匾额供奉在观音山上。这个奏本很奇葩，更奇葩的是，批复结果是“得旨准行”，就是说，皇帝真信了这套鬼话，写了匾额供奉到观音山上了。实际上，这位靖逆将军奕山是军事外行，根本不会指挥作战，他在广州不练士兵不备粮草，只管自己吃喝玩乐，心血来潮去偷袭英军，结果一败涂地，广州城外炮台尽失。又不会治军，辖下湖南籍和海南籍士兵为粮饷内讧，他毫无办法，后来干脆向英军投降。道光帝知道真相后大怒，把他撤职关押，但过了一年释放，又过了几年官复原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山和俄罗斯签订《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国土，晚年仍封为一等镇国将军、内大臣。像奕山这样的奇葩在那时并非个例，奕山的下属湖南提督杨芳摆过著名的马桶阵对付?军的坚船利炮。早在明朝，张献忠和李自成军中就有以秽物克制火炮的做法。清朝和外国接触更多，有关外国人的荒诞说法也多了起来，就连有“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之誉的林则徐也曾相信过洋人膝盖不能打弯的说法。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有句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对于国家民族来说，只有一种蠢病。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人蠢到这个地步不是一天一年可达到，而是几代人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功力。只因蠢病太严重，于是又有穷病弱病等并发症，想治穷治弱，只有把蠢这个病根除掉，穷病弱病才可治，否则治病不除根，只是扬汤止沸。作者记载这则笔记用语平淡，不置褒贬，未知其如何看法。不过皇帝御批的事，想必谁也不敢稍假辞色。
除了传闻和学术，王端履在《笔录》中也记录自己的生活，比如他自谓平生有两次冒险，一是和友人大雨天游诸暨五泄，二是吃河豚鱼，事后觉得心有余悸，告诫子孙万不可如此冒险。王端履很有生活品味，他的家境和学养为他的品味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萧山有特产杜家杨梅，王端履却认为杨梅味甚平平，不值得夸耀。文人多喜欢吃鲈鱼，以抒秋风归棹之思，王端履对普通鲈鱼亦不屑，称其味极薄劣，唯爱传说中的“四鳃鲈”杜父鱼，并且只宜清蒸，不能酱糟，妥妥的吃货一枚。所谓四鳃其实是把一对鳍误当作另一对鳃，这种鱼俗称“土步鱼”，今名“松江鲈”，属于鲉形目杜父鱼科，在几十年前尚遍布江南，并不怎么贵重，现在几近灭绝。而鲈鱼属于鲈形目河鲈科或花鲈科，是两种不同的鱼类，鲈鱼味道确实不如土步鱼鲜嫩。王端履虽然对本地特产杨梅表示不屑，但对本地另一特产莼菜表示极大的食欲，称莼菜味极甘滑。我虽是土生土长的萧山人，却从未尝过莼菜是什么滋味，难道比杨梅好吃？
扎实的学问、风雅的才华、小资的生活，这似乎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然而王端履并非不接地气，对于世相百态亦有主见。他家宅附近有不少尼姑庵，虽然早晚闻木鱼声，实则掩人耳目做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严令家中子弟不得进尼庵烧香，更不许和尼姑往来。对三教九流三姑六婆之类人等，可谓洞若观火。
《笔录》以外收集到的王端履著述不多，主要是散见于各种家谱族谱的传赞，虽然叙事简略，又有溢美之语，但是有些女主人的传记透露出传主命运凄惨，比如前文说的陈立人的妻子。还有一位更惨的俞太君，公公得病针药无效，俞太君暗自向神祷告，从上臂割下一块肉放在药里面一起熬汤给公公喝下，公公的病居然好了。显然这是极度愚昧的行为，病好只是时间上巧合，或是一起熬的药的作用，或是以前吃的药慢慢起效，也或许是病了这么久自愈，这点人肉提供的蛋白质和脂肪不足以增强免疫力，除此以外人肉并无神秘的治病效果。遗憾的是，王端履对这事的态度，虽然同情俞太君的悲惨遭遇，但对割肉熬药的愚行却表示称赞，认为这是待公婆至诚至孝的行为。有人指责割肉熬药的行为是“毁体事亲，邻于愚孝”，王端履认为这个指责的话没有仁心。实际上在古代，朝廷对这种愚行也不是完全提倡，在元明清三个朝代有过几次禁令，自残行孝不予褒奖，甚至要处罚。但因为朝廷政令不明确，时禁时纵，有的人是真愚昧，有的人是为了出名或逃避赋税徭役，以尽孝为名义的自残行为总是难以禁绝，有见识的人都反对这种行为。王端履在此事的观念，未免有囿于时代的悲哀。不过这是受人之请所写，不排除是服从事主观念撸顺毛之言，此文没有?入《笔录》，可见作者对其不重视。
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只是摘取部分本书中比较典型的片段，并不能概括全貌。总地说来，本书展现了一个正统儒家知识分子眼中面临大变革的中国社会的一些点滴片段，虽然视角不够广阔，起点不够高远，但拾翠成羽，连缀起这些点滴片段，可以为研究相应的历史、儒学、艺术、社会、民俗、制度、中外交流等方面提供一些素材和切入点，这便是本书的价值所在。限于才学见识，必不乏点校错误之处，惜乎有心无力，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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