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入晋的贤相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吴中区）人。宋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进士，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主持了仁宗朝著名的“庆历新政”。他一生政绩卓著，但因秉公直言屡遭贬斥。皇祐四年（1052年）病逝于徐州，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他所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他虽非山西人，但曾两次任职山西，留下了许多为后人称道的事迹。
初次入晋 通判河中
范仲淹第一次到山西做官，是在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初担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通判一职为宋太祖首设，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为知州副手，但享有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权力。听起来似乎不错，但范仲淹的这次出任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实际执政者——章献刘太后。究其原因，要从一年前他的一封上书说起。
天圣七年（1029年），时任秘阁校理（负责管理、编写、校勘图书典籍的官员）的范仲淹给朝廷上了一封名为《乞太后还政奏》的奏疏，请刘太后“卷收大权”，还政于“春秋已盛”的宋仁宗。原来，宋真宗赵恒驾崩时，继位者仁宗尚年幼，就遗命当时的皇后刘氏，即后来的章献太后垂帘听政，辅助仁宗。这本无可厚非，但随着仁宗逐渐长大，刘太后却没有还政的意思。到这一年，仁宗已19岁，章献太后却依然主持朝政。这自然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但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范仲淹此疏一上，立刻打破了朝廷表面的平静，自然也触怒了刘太后，再加上之前他曾谏阻仁宗在冬至日率百官于议政大殿为太后祝寿，已经开罪了刘太后。因此，此奏疏非但没有获准，范仲淹反而被一纸诏令贬到了山西。
虽“处江湖之远”，但范仲淹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河中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多次上疏为民请命。宋朝时，州县衙门里的普通小吏，如衙前、里正、户长、乡书手、散从等，都是按照户等高下由本地主户（城市有房产或乡村有田产者称为“主户”，无房产或无田产者称为“客户”）充当，被称为“差役”或“职役”。差役越多，主户负担就越重，特别是人口稀少的州县。河中府这种情况就很明显。当时河中府共有9个县，数量不多，但人口分布很不平衡。如河东县有“主户”4000余户，而河西县却只有1900户，相差两倍。但就是河西这样的一个小县，仅公吏差役就需340人，可见其负担之繁重。范仲淹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刻上疏朝廷，希望能援引东汉光武帝合并400余县，减少吏职十分之一的例子，进行郡县的裁并。比如将河西县并入河东县，废县为镇等。这项举措最终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得到了落实。此外，在阻止修建道观宫院、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等方面，他也多次上疏，真正做到了想民所想，为民解忧。只可惜，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调任河南陈州（今河南淮阳）通判，离开了山西。
再次入晋 宣抚河东
庆历三年（1043年），55岁的范仲淹，因在西陲建功被提升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副手）。
这年九月，他提出了著名的改革方案——《答手诏条陈十事》，拉开了庆历年间政治革新的大幕。他建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主张，以整顿吏治为先，兼及军事、经济领域，旨在解决当时已经十分突出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是针对时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举措。但实施不到一年，就因触动了官僚权贵的既得利益，不断受到毁谤与攻击。主持变法改革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也被诬为“朋党”，相继被逐出朝廷。范仲淹虽仍保留着参知政事的头衔，但也被派出宣抚陕西、河东，再次踏上了主持西北边事的征途。
宋朝时，北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诸强环伺，边境很不太平。而陕西、山西一线就是抵御西夏王朝进攻的重要防线。此次入晋，作为抚绥边境、指挥监督前线军事的最高长官，范仲淹将理政重点放在了加强军备、增强防御上。据其年谱记载，从庆历四年（1044）八月启程宣抚河东起，范仲淹先后视察了今山西境内的汾（今属山西晋中）、忻（今属山西忻州）、代（今山西代县）、宪（今山西静乐）等州，岢岚（今山西岢岚）、保德（今山西保德）、火山等军以及当时属于河东路的府州（今陕西府谷）、麟州（今陕西神木）等地，制定了“屯田久守、积极防御”的方针。一方面在岢岚、静乐、火山等军事重镇加固城池、增筑寨堡，一方面鼓励边民垦复农田，以耕养战。当时，忻州、代州、岢岚等地因与西夏接壤，荒地很多，范仲淹就鼓励边民多多开垦，一年就收获粮食数百万斛，极大地充实了边塞的军需与民食。与此同时，他还在这些地方招募青壮年充当弓箭手，协助官军驻防。这些弓箭手一人给田二顷，需交租但不承担其他徭役，因此应募者很多，仅岢岚北草城川一带就有应募者2000余人，当年就缴纳地租数万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弓箭手战斗力很强，是对付西夏的一支劲旅。据记载，他们甚至曾被调遣到西川泸州一带远征，可见其战斗力之强。
在加强军备的同时，范仲淹也通过减轻赋税、招抚流民、调整等第、稳定货币多种举措来改善民生，减轻百姓负担。通过他的努力，河东等地守备废弛、民生凋敝的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知邠州（今陕西彬县）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再次离开山西。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千古生辉的名言，突显了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他也在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中，用自己的躬行实践证明了他所追求的为人准则与信念。他在州县为能吏，在边疆为名将，在朝廷为贤臣，时时以国家前途为重。他临危受命不畏艰险，屡遭贬斥而壮志不衰，真正做到了“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他两次入晋，虽时间都不长，但建树颇多，而山西“表里山河”的险要地形和勤劳淳朴的民情风俗，也给他留下了深切的印象。一年后，他任职邓州（今属河南南阳），还在《送河东提刑张太博》一诗中深情怀念着山西：
从来宿兵地，北与胡汉分。
长河出紫塞，太行入青云。
天然作雄屏，览者怀忠动。
行府在平阳，山川秀氤氲。
尧民击壤歌，千古犹得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