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仙：我扎根田园不朽艺术
我扎根田园不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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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湾》：
你要是愿意，我就永远爱你
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
不求功名利禄，只图修身养德。
——《爱你就像爱生命》
《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革命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任务之下，全国人民，各行各业都经历着摸索新经验，探讨新办法，开创新路子的艰难里程。1951年9月，毛泽东提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认为农民中存在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但经过调查后，认为，在某些地方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随后中共中央修改了决议，指出，农民在土改后有个体经营和互助合作两种积极性。因此，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农民所能接受的方法，促进他们组织起来，逐渐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作为作家的赵树理，敏锐地意识到，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农村农户互助生产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走农业生产合作化道路势在必行。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需要寻求新的出路去刺激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需要采取新的办法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进步，需要通过对新的生产方式的宣传，使人们的思想发生改变，从而推动和加快社会主义发展步伐。
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作品内涵浓厚的时代政治气息，然而，作者并没有直接地叙说阶级斗争，政治事件，而是通过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邻里隔阂，父子矛盾，婚恋变故，琐碎小事白描叙述表现出来的。通过人物在不同地点的活动，不同场合的接触，把三里湾的王家，马家，范家，袁家四个“家族”的各色人物和人物关系清晰罗列。又通过详细的描述，刻画各色人物的生活习惯，生存方式，心态意识，揭示生产、生活、集体、家庭的矛盾和危机，环环紧扣，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从田园的乐趣，普通的人物，琐碎的小事，平凡的生活，反映伟大变革的主题，如此的表达和述说方式，充分彰显了作者的匠心独具。
时间穿越60年，再读这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仍然感觉贴近和亲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近在眼前。
“三里湾”的村长范登高，是抗日时期党开辟工作时候的老干部，曾为党做过一些好事。但作为一个个体农民，他却自私自利，资本主义自发意识非常严重。在土改时因多分了好土地而比别人致富快，人们送他外号“翻得高”。所以更加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化产生了“离心力”。作为党员，他没有党性原则，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作为村长，不关心村上的工作，不顾集体的利益，脑子里考虑的是个人得失，心里想得是自家利益。村干部开会，讨论完了领导秋收事宜后，接着要讨论扩社和修渠工作，范登高却说这两件事“和行政关系不大”，要退席去安排自己的骡子出差做自己的私家生意。他处处与党对立，却又摆出老革命的架势，整党会议上，县委领导让他做检查，他却“倒打一耙”，为自己歌功颂德：“在当初，党要我当干部我就当干部，要我和地主算账我就和地主算账。那时候算出地主的土地来没有人敢要，党要我带头接受我就带头接受。后来大家说我分的地多了，党要我退我就退。土改过了，党要我努力生产我就努力生产。如今生产得多了一点，大家又说我是资本主义思想。我受的教育不多，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好还是请党说话！党又要我怎么办呢？”范登高以独特的方式反对合作化，坚持不入社。作者把他这种资本主义思想支配下的种种心理活动和所作所为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通过范登高这个艺术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和生产体制变革过程中矛盾的尖锐性。
马多寿一家在当时的农村属于富裕中农户，马多寿及老婆，大儿子马有余和大儿媳，都有一个外号。马多寿叫“糊涂涂”，他老婆叫“常有理”，大儿子马有余叫“铁算盘”，大儿媳叫“惹不起”。“糊涂涂”在政治上十分的保守、装作一副糊涂像，而在自己谋私得利的事情上却是那么的精明能干，计划有方。牵扯到集体利益时，他把范登高的错误当做借口，顽固的阻碍合作社的扩建；在生产上，利用互助组织的劳动力帮助自家干农活。在三里湾，糊涂涂背着个最怕老婆的名声，其实，“他这怕老婆不是真怕， 遇上了自己不愿意答应的事，往老婆身上推一推，说他当不了老婆的家，实际上每逢对外的事，老婆仍然听的是他的主意。”“糊涂涂”愿意怕老婆的目的，则是借助“常有理”的那张臭嘴作挡箭牌，利用 “常有理”的胡搅蛮缠、阻止合作社开渠。马家的规矩也与别家不同：“三里湾是个老解放区，自从经过土改，根本没有小偷，有好多院子根本没有大门，就是有大门的，也不过到了睡觉时候，把搭子扣上防个狼，只有马多寿家把关锁门户看得特别重要——只要天一黑，不论有几口人还没有回来，总是先把门搭子扣上，然后回来一个开一次，等到最后的一个回来以后，负责开门的人须得把上下两道栓关好，再上上碗口粗的腰栓，打上个像道士帽样子的木楔子，顶上个连榾棙刨起来的顶门杈”。“又因为他们家里和外边的往来不多”，“把个大黄狗养成了个古怪的脾气，特别好咬人，见谁咬谁”。“马家还有个规矩是谁来找糊涂涂谈什么事，孩子们可以参加，媳妇们不准参加。”对待三儿媳菊英，在物质上限制克扣，吃饭不让吃饱，穿衣只给每年五斤棉花，让她自己织土布，又不给织布的时间；在精神上奴役她，吆来喝去，动辄恶语相向。为使儿子马有翼不象他哥哥一样走远，不等马有翼中学毕业就把他强留在家；对马有翼的婚姻，横加干预，大包大揽。而他们包办的是一桩近亲婚事，让马有翼娶“常有理”的妹妹“能不够”的闺女小俊。为达到包办儿子婚姻成功之目的，不惜对其拘禁和辱骂。
作者从多方面描述这个富裕中农家庭以及主人自私狭隘、封建保守，损人利己、鼠目寸光、顽固不化的可恨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对人民思想的毒害和禁锢，深刻地反映了旧的经营方式给人们造成的沉重的精神负担。这种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落后思想意识，不仅强烈地抗拒着农业合作化潮流，而且深深地毒害着年轻一代。从小在马家院成长起来的共青团员、中学生马有翼，在对待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胆小懦弱，就证明了这种家庭影响的作用。但是，最终马家逃不出四分五裂的结局。儿子马有翼、三儿媳菊英先后冲破了“马家大院”的森严禁锢，打碎了封建宗法的桎梏枷锁，参加了农业社，走上了光明路。“精明”、“能干”的马多寿成为实在意义上的“糊涂涂”。作者对马多寿的辛辣嘲讽，说明在新变革、新潮流的冲击下，农村封建宗法大势已去，必然土崩瓦解。
袁天成是老党员，他不象范登高那样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也不象马多寿那样自私狡狯，在合作化潮流中属于墙头草随风倒，脚踩两只船的人物。在党内受了教育，加入了农业社，但回家后接受老婆“能不够”的“领导”，又变相地多留自留地，尽力维护个人私有的利益。家里家外，很多事情上袁天成都是受老婆所作弄。袁天成老婆外号叫“能不够”，跟本村“糊涂涂”的老婆是姊妹。因为袁天成家是一个下降的中农户，“能不够”对袁家的人一贯看不起，磨道里寻驴蹄，鸡蛋里挑骨头，生着法儿成天闹气，村里人对她的评论是“骂死公公缠死婆，拉着丈夫跳大河”。小俊和玉生结婚后，她把她做媳妇的经验总结成一套理论讲给小俊：“对家里人要尖，对外边人要圆——在家里半点亏也不要吃，总得叫家里大小人觉着你不是好说话的；对外边人说话要圆滑一点，叫人人觉得你是个好心肠的人。”；“对男人要先折磨得他哭笑不得，以后他才能好好听你的话。”对于一些女人使用 “一哭二饿三上吊” 的使刁办法，她不完全推荐，她告诉小俊：“千万不要提上吊——上吊有时候能耽搁了自己的性命；哭的时候也不要真哭——最好是在夜里吹了灯以后装着哭；要是过年过节存了一些干粮的话，也可以装成生气的样子隔几天不吃饭。”这些办法都是她整治天成用过的并且是有效的，“要不天成老汉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听她的话”。“能不够”教唆女儿小俊学习一整套“做媳妇的经验”或者说是“整治男人欺负婆家的办法”，企图就是让小俊象她压迫袁天成一样，能在王宝全家压迫丈夫王玉生，压服婆家全家人。
作者笔下的“能不够”，是农村典型的泼妇，骂街婆，思想落后，心胸狭隘，为占上分，费尽心机想歪点子，使坏点子，用常人想不出也做不出的刁钻古怪方法，没事找事，节外生枝，整日搞得家里鸡犬不宁。所作所为不仅损害了家庭，也带坏了后人。小俊为了和金生家分开，整天和兄长金生媳妇吵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最终得到破裂分家的目的；为了一件衣服，在母亲“能不够”的教唆下，固执己见，无理取闹，弄得玉生不得不和她离婚，落得个“一头抹了，一头脱了”。这种落后的思想，这种愚昧的行为，严重地与社会主义相背离。作者把这种人物放在家庭中的琐碎小事中去塑造，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主义，陈旧意识对人民的残害；也反映了当时党在农村工作中，教育和引导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赵树理怀着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写农村，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通过人物刻画揭示社会矛盾，通过普通生活折射时代气息，通过娓娓动听、情趣横生的故事叙说，反映深层问题，“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朴质而醇厚”的“大众化技巧”，(茅盾《论赵树理小说》)是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三里湾》是作者以平顺县川底村为原形写作的，可长治县璩寨村的人们却一直说写的是璩寨村。长治县璩寨村是全国合作化的模范村，1955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以“合作化的璩寨村”为题，图片专版报道了璩寨村合作化的模范事迹。
自1952年到1960年，赵树理每年都要到璩寨村居住一段，少者十天半月，也许两月三月，居住期间，白天与群众同吃同劳动，晚上挑灯写作。因为，璩寨村也有个旗杆院，后院也住着个老奶奶。当年，村公所、武委会、小学校、农民夜校也都设在旗杆院，村上好多人都能在《三里湾》里对号入席。所以，璩寨村的人们都说《三里湾》写的就是璩寨村。
作品“回驴”一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牲口市场在集市的尽头接近河滩的地方，是个空场上钉了些木桩，拉着几根大绳，大绳上拴着些牛、驴、骡、马。进了场的人，眼睛溜着一行一行的牲口；卖主们都瞪着眼睛注意着走过自己牲口跟前的人们；牙行们大声夸赞着牲口的好处，一个个忙乱着扳着牲口嘴唇看口齿，摸着买卖各方的袖口搞价钱。”搞好价后，牙行喊叫着写税票：“驴一头、身高三尺四、毛色青灰、口齿六年、售价一百八十万、卖主常三孩、买主赵正有、经手人李林虎。”
与赵树理年龄相仿的许爷爷生前就一直这样说：“赵树理写得这一段，就是大峪村庙会上的牲口市场。”有一次，许爷爷和赵树理相跟着去大峪村赶庙会，走到村外的牲口市场上，赵树理再也不走了，整整一个下午，就是踅摸在牲口市场上，看牙行们扳开牲口的嘴数牙，把手伸进衣襟里捏码搞价，直到天黑散场。每每说起，许爷爷都十分肯定地说：“绝对没错，写得就是大峪会上的牲口市场。”
“三里湾”的人和事，不仅仅能在璩寨村对上号，在全国许许多多的农村都能看到影子，都能对号入席。这就是人民作家赵树理“大众化技巧”的精髓。
《三里湾》，这部艺术作品，为新旧体制的变革，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里湾》，这部根扎田园的艺术精华，在中国文坛史上，将永放光芒。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海仙，笔名：冰石，男，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现任长治市上党区作协主席。爱伴相机玩山水，定格美景在心中；愿弄文字抒情怀，咀嚼红尘苦与乐。尝试创作三十载，散文、小说、诗词以及摄影拙作散见省、市、县报刊杂志及网络媒体，也曾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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