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最具争议的三位中亚探险家
历史已经过去，苛责之声仍未沉淀，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是中亚考古研究不可不面对的功勋抑或千古罪人。一方面，我们要正视他们在中亚考古或敦煌学研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当时将他们也称为探险家，说明中亚考古的困难。同时，在敦煌学形成的过程中，他们对中亚考古与敦煌遗书的研究，已然成为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案头文书。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正视敦煌浩劫这样一个事件，那些已经成为过去，口水战是徒劳无益的，在他们的国家可能被视为英雄来崇拜，在我们国家则将他们当作盗贼来唾骂。
从敦煌学发展的态势来看，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等他们是敦煌学国际化的先驱，也是丝绸之路研究的奠基人，因为在100年前，他们以他们的方式作出了努力与贡献。下面将这三位考古学家作一个简单的对比：
三位考古学家的对比
关于斯坦因，让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与以玄奘作为软肋欺骗王道士盗取藏经洞，揭开了一个藏经洞浩劫的序幕。斯坦因是匈牙利籍英国人，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汉学家、探险家，是国际敦煌学的开山鼻祖之一。他作出了最大贡献是先后对中亚进行的四次考古调查，其中最有名的是便是亚洲腹地的考古。
斯坦因的中亚考察是研究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文献与调研资料。在第一次中亚探险时，他发掘了古代和田地区及尼雅遗址，在这次考古发现中，他收获颇丰，大约1500多件文物被他发现。在第二次中亚探险时，他在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的诱惑下进行了现场发掘，震惊中外的敦煌浩劫就发生在这次探险过程中。斯坦因通过伪装成玄奘西天取经，又从印度来寻获玄奘遗典的故事欺骗王道士，将藏经洞里的文书以低廉的价格骗走，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第三次中亚探险，重访尼雅、楼兰遗址、敦煌，再次卷走大量文物。
考察之后，他写下了《亚洲腹地》和《在中亚的古道上》，也正是因为中亚考察导致了中国西部文物的大量外流，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名誉。第四次中亚探险因为中国学者及中国政府意识到国宝的流失，斯坦因的考古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所拒绝，最终无功而返。今天，斯坦因对中国西部新疆和甘肃的考古资料，是国际敦煌学和吐鲁番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关于伯希和，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张他在藏经洞里点着蜡烛查阅文献的照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凡是家里有一些藏书的人，常常翻阅这些书籍，为了找寻心中的一个疑问，或许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笔者童年的时候，家里书不是很多，但是喜欢收藏，久而久之，将这些被别人视为废书的书积累在一起，时间长了，也逐渐有那么好几箱，等到需要查阅资料的时候，便开始津津有味地翻阅这些书籍，情形与斯坦因很像。有时候，随便翻翻不是一上午就是一下午，甚至一整天，斯坦因能够这样待上半个月之久，可见藏经洞遗书的魅力之处。
伯希和
伯希和天资聪慧，毕业于巴黎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汉畹，精通十多种语言，像陈寅恪、季羡林 一样，掌握了学术研究的工具，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亚史、蒙古史、中西交通等尤其是“西学东渐”史。
年轻时期的伯希和就已经锁定了他一生所要研究的方向，在他20多岁的时候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中国新疆一带，听闻藏经洞被斯坦因发现以后，伯希和千里迢迢来到遥远的东方，开启了他的研究之路。1908年，伯希和继斯坦因的后尘来到藏经洞，对藏经洞进行了第二次搜刮，由于汉学家的造诣令他发现了大量未被斯坦因发现的珍贵遗书，之后他将研究成果发表之后，嬴得了盛名。
在其后的学术研究中，伯希和一直致力于与中国学者的合作研究中亚史。伯希和不像其他汉学家对中国学术轻视，他说：“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 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1926 年10 月26 日，伯希和在德国法兰克福讲演中国戏剧时提出研究中国学的三个方面：一是目录学与藏书，二是实物的收集，三是与中国的学者接近，同时他也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
楼兰干尸
TJD楼兰美女
伯希和是世界上著名的汉学家、考古学家、探险家，有一句话来形容他再合适他不过：“如果没有伯希和，汉学就像一个孤儿”。伯希和是西方学者中研究汉学的祖师爷，伯希和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几代主流学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纪上半叶国际汉学正统与中国国学主流的相互交汇，不仅推动欧美汉学界加深了解认识中国学术文化及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伯希和虽因藏经洞而为世人所知，不过也因此而成使其蒙羞，正是因为这样，他站在推动中敦煌学的研究中保持激进一派，在帮助中国学者研究敦煌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力图改变中国学者对他的看法，纵然不能完全洗刷敦煌盗宝的耻辱，但也算是一股清流，至少与斯坦因、斯文·赫定划出了一定的界线。
关于斯文·赫定，他有两大贡献，一个是他发现了楼兰古城，一个是他填补了世界地图上关于西藏的空白。“楼兰文件里所阐述的故事，犹如一首田园诗、一幅写实画，背景是强权、黑暗、风波不息的世界史。”斯文赫定曾引用康拉德的说法，他的文字与写生所记录的冒险生涯，也犹如一首诗歌。他受教育不多，可却博览群书，加上实地考察，文笔敏感细心，素描朴素生动，在欧洲探险家中堪称一流。这本书没有透露，但外边资料揭露的是，这个爱沙漠多于爱女人的男人，因一次失恋，不再相信爱情，却成全了自己。四十多年探险与考察生涯，使赫定无暇娶妻。
斯文·赫定
他这么宣告：“我已和中国结婚！”他把一生见闻撰写成多部具分量作品，如《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我的探险生涯》《穿越亚洲》等。
《亚洲探险记》图文并茂，附图解说详尽，叙述赫定年轻时受生命召唤前来亚洲探险，历经一次生死劫难后再度出发，发现楼兰古城，从诸多遗物中，还原古文明的繁华景象。为填补地图上的大空缺，5年后又冒险进入当时的禁区：西藏，受到英政府百般刁难，也为当地浓厚的宗教人文精神所震撼。已过半百的他再次到中国考察，在动荡局势中艰难完成铁路建设的探勘任务。
第一次沙漠之行可称为“死亡之旅”，全队因缺水而几乎丧命。他们最终丧失骆驼、牺牲驼夫、放弃大部分辎重，遗失两架相机和1800张底片，这次经验使赫定选择冬天携带冰块进入沙漠，直到发现楼兰古城。他用铅笔速写代替摄影，一生留下5000多幅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他的第二次探险打通从中亚到西藏之路，并发现了几百年来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所淹没的楼兰古城，挖出很多文物与文物，当时引起很大轰动。
斯文·赫定在中国的评价也甚高，一些中国科学家为赫定送上祝语：“近百年来世界地理学者对中央亚细亚探求甚勤，而贡献之宏富无能及瑞典斯文赫定博士者。”
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对比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做法。他认为，斯坦因没有告诉中国学者他的发现，而伯希和则把自己买走并运回巴黎的文书的照片给了他的中国同行。荣教授提请读者注意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学者呼吁要保护敦煌文书，但没人离开过自己舒适的家，没人效仿斯坦因和伯希和亲身造访敦煌。其结果就是敦煌文书被大量拿走。但是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斯坦因的做法还是带有欺骗性质。他号称自己是玄奘的信徒。他购买文书和绢画时非常清楚自己所付的钱远低于市场价。他为了保密采取极端方式，一切都在夜间进行，而且只告诉极少数人自己的所作所为。人们不禁奇怪斯坦因之后为何如此大大方方地讲述自己当时是如何偷偷摸摸的。
笔者以为，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他们是一丘之貉，在他们之中无论抬高谁或者贬低谁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学者之所以尝试去改变对他们的观点或者看法，其实只是想拉拢他们，并从他们那里得到敦煌遗书的相关资料。
在历史的认识上，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他们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必将被历史所铭刻，无论以何种形式为他们洗刷冤屈的行为都是可耻可恨的。在研究敦煌学的功业上，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对于国际敦煌学的研究是开荒拓土的，不能因为他们的罪行而否认或者无视他们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