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情12】徐泰屏：忆念的村庄

扫描二维码了解征文详情

忆念的村庄

徐泰屏

在鄂南西凉半岛北端的两个小山包之间，有一块半月形的狭长凹地——我的老家细屋徐家边，就座落在这块凹地的东西两边。

这个解放前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以姓徐的人家居多，姓刘的次之，姓高的再次之。不知是先人们“先到为君，后到为臣”的潜规则使然，还是后人们“人多势众”的原因，姓徐的十来户人家，一字排开地占据在凹地的底部和中部，而姓刘的三四户人家和姓高的二三户人家，则以对峙之态，散居在凹地的边沿部分，一左一右地拱卫着徐姓人家的门户。

出刘姓和高姓人家所构成的村口，南望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有着湖北省第五大湖泊之誉的西凉湖。村子的北端，有一条羊肠小道与外面的村落相连。世居在这样的一种地理环境中，村人们一直过着相对封闭又十分江南的鱼米生活，若垂柳一般，叶绿叶黄地过了一年又一年。

我家的五间老屋，与左邻右舍共墙合壁地紧挨在一起，北邻一幢二重进身的古宅，南连一幢三出三进的深院，一眼望去，甚是凹凸和单薄。在解放后的十几年里，村子的人口一下子突破了百人大关，几乎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了一番。仅在我1962年出生的那一年，村子里就先后出生了四五个属虎的男孩女孩，人丁十分的兴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整个村子的人口又猛增到了200多人，裂变和发展成了40多户的大村庄。人口的急剧膨胀和居住面积的相对固定，使得村人们在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在忙着围湖造田和开荒种地。加之那时候做饭炒菜均以柴草为薪，村子周围的所有茅草和荆棘，都被村人们挥镰舞刀地搜罗到了灶堂之中，那时候的村庄，看上去非常的光溜和干净，几乎到了寸草不生的地步。

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中，村里的大孩子小孩子，总是一走起来一大群，一玩起来一大堆。春天里扯藕带，一次可以塞满一个港湾；夏天里打水仗，一回能够搅浑一片浅滩；秋天在谷草堆中躲猫猫，可以把脱粒机未脱净的稻穗揉搓得一粒不剩；冬天在禾场上打陀螺，就能把整个禾场抽打得纤尘不染。那年月，村庄的大人小孩都像铆钉一样钉铆在村子里，表现得十分的稳固和紧密，村庄的每一寸土地，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都显得特别的滚烫和火热。

谁曾料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热闹非凡的村庄，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却日渐变得冷清和凋敝起来。一些村人的外出闯荡和一些孩子的读书考学，使得拥挤不堪的村庄，慢慢露出了松动的迹象。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村人的相率外出务工经商和在城市的就业置产，让他们在完成了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以后，成为了一个个再也难得回村一趟的地道“稀客”。

现在村子里已经很难觅见30岁以下青年男女的身影了，继续留在村子里的，大多是一些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总人口也不到先前的一半。整个村庄顿如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倏忽之间就空瘪了下去。一幢幢曾经塞满了叔伯父子和兄弟姐妹的屋宇，大多成了蛐蛐和蝈蝈们的演艺大厅，包括我家五间老屋在内的许多老房子，有的已在风霜雨雪中坍塌成了一堆废墟，有的已到了摇摇欲坠的程度。几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造的二层小楼，也因为人气不足的原因，墙面上爬满了老人斑一样的茵茵绿苔，隐隐地透着斑驳和衰落的气息。

不再喧闹和拥挤的村庄，荆棘杂草生长得格外的茂盛和嚣张，一簇簇疯长着的野黎蒿和粟米草，纷纷以包围之态，紧紧密密地长满了村庄的房前屋后。当年村人们流血流汗围造出的一丘丘湖田和开垦出的一块块旱地，也争先恐后地长满了艾蒿、菖蒲、苞茅草和地米菜，村里一垄垄两季轮作的稻田，纷纷改种了一季中稻，有的甚至成了无人耕种的撂荒田。如果不是近几年国家实施通村公路建设，只怕村中那条外出的羊肠小道，早已淹没在了茅草荆棘之中。

不知不觉中，细屋徐家边已成为了许多外出村人的一种念想，以及清明祭祖时的一个目的地。一个有着200多人的自然村落，就这样无可奈何地荒芜了。它荒芜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它荒芜在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中。那些整家整户走出去的村人们，在融入一座座大小城市的同时，也让村子本身得到了不断的扩展和充分的张扬，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多年以后，是否还能找到回村的路径，是否还能准确说出祖坟山上那一座座坟茔的名字？……

【作者简介】徐泰屏，男，1962年生，湖北省咸宁市作协理事，《赤壁文学》编委。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文艺报》、《中国作家》、《长江文艺》、《当代作家》、《芳草》、《散文》、《散文百家》、《诗神》、《绿风》、《阳关》、《延安文学》等国内和港、台地区100多家报刊。有诗歌、散文入选《中国当代诗人代表作名录》、《中国散文选粹》等数十种选本，著有散文集《流年留言》（团结出版社）和《驿路屐痕》（中国作家海外文丛）、诗集《寂寞开花》（60首诗丛）。

感恩作者授权  绿 汀 文 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