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世的隐者，还是入世的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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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文化名人，观其一生命运起伏，总离不开入世与出世这两个命题。许多执着之人，一心求入世却终究时运不济，一念想出世又总被魔障缠绕。很多初学道者，往往是在社会上遭遇了一些挫折，一时心灰意懒就想到道观中求个出世清静。
然而，究竟是要做出世的隐者，还是做入世的侠者，在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前，修行将很难保持定性。若论修道事，始终逃不开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二者之间的选择难题。
老子留世五千言《道德经》，概其要义，唯有“无为”与“自然”二字是其精华。后世人学老子之道，多以“清静无为”作为修行的根本，这便是出世心之源始。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老子列传》，其记载曰：“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又兼有老子西出流沙的传说，其无为学说与神隐经历，更成为传统文化中隐逸精神的首要代表。而道家另一代表人物庄子，他不但鲜明地批评了百家诸子的言论，而且提出了“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论点，认为世间人们所有的有为法，必然都是一场是是非非的利益输送。庄子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心斋、坐忘等方法臻达天真之态，从而返归于“无何有”之乡，最终实现道家所追求的无待真逍遥。
老庄为道家的出世精神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庄子还细致描述了以姑射山神人为代表的神仙境界，由此一来得道成仙便成为道教修行的终极目标。不论是秦皇汉武的求仙问药，还是炼制内外丹法的黄白之术，均依据于“长生久视”、“在世长年”等理论。如果把人生的终结作为限定的话，长生成仙便是对人世间的超越，其代表的必然是道教出世的情怀。
二
《易经》中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若把出世隐修思想作为“阴”来看的话，与之相对应的“阳”必然表现为入世功行。孙昌武先生提到：“道教是在上古以来的本土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基础上逐步形成的，鲜明地体现华夏民族重现世、重人生的精神。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已经提出'任命最重’'寿最为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观念。”这就把人们对道家、道教的出世观念，引向了人本、家本和国本的入世诉求。有意思的是，道教因求长生而重视对现世生命的炼养，这正是用积极入世的方法来寄托逍遥出世的心，二者毫不违和地在同一生命体上平衡地展现了出来。
尽管世人总是把道人想象成“不染人间桃李花”的模样，但回归到道教第一经典《道德经》，会发现老子在讲“无为”的同时，同时还提出了“为无为”、“无不为”的观点。而且道祖还提出一个具有“安平泰”特质的理想社会，人们可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小国寡民”，正是陶渊明所向往的那个世外桃源，也与儒家所追求的“大同”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以治国之方的角度去看《道德经》时，不禁要思索一个问题：老子究竟是在告诉人们无为，还是要有为呢？
三
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从老子的学生，孔子的言谈中找到答案。《论语》中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认为，人们之所以会为了利益起纷争，一方面是因为寡、不均、贫这三方面的物质原因，但根本还在于心中的不安。治国是解决物质上的问题，治身是结果心灵上的困惑，这都是有为之法。但有为之治要实现的目的，在于使人少私寡欲，逐渐臻达于无为。
在道教看来，入世是在努力地消除使人身心不安的内外要素，出世则是人们可以安于自我的一种精神逍遥。于此，也就不难理解“无为”与“有为”之间的辩证了。此二者并不是一对相互对立的哲学关系，而是以无为之心去行有为之事，以内心中的恒常清静去应对世间无常的变化。正如《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中所言：“真常应物，真常得性。常应常静，常清静矣。”《道德经》中讨论的“有”与“无”，道教修行者所秉持的入世与出世，这些词汇都应该从心学上的体用关系去认知。
从有到无，借假修真，这才是道教历来所遵循的修行法则。唯有把个人与整个社会相结合，把道教的无为之心与有为之方结合起来，此时再去读老庄，会发现《道德经》并不只是一本讲述清修的著作，其涵盖的是老子对春秋乱世的隐忧，以及他从多年为柱下史而得出来的治国、治家、治身的经验之谈。哪怕是追求世外逍遥的庄子，也把叙述的落脚点放在了“人间世”和“应帝王”上。归根于底，修行仍要从人间的有为法入手，才能逐步去求证无为和无待的真逍遥。对任何一方的片面追求，都是修行路上的偏颇和执念。不论出世还是入世，做好当下事，才是真正的修行之士所为。
作者：武当玄拙 腾讯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