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一生贬人无数,唯独对他佩服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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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河饮马

来源:百家号-作家文摘报社

“诸位听说过钟阿城吗?如果没听过,那可是抱憾终身啊。”

——梁文道

他是“作家中的作家”,却把写作当成业余玩票;一身俗气,却是莫言心中“一身道骨仙风,微微透出几分妖气”的仙人;王朔一生贬人无数,唯独对他佩服之至。若说世间真有“棋王”般大俗大奇的高人,阿城算得上一个。
被困厄圈住的前半生
1949年清明节,阿城在北京出生,彼时正赶上其父母随解放军大部队进北平城,遂取名“阿城”。据他本人解读,这名字包含有庆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成功的意思。
名字寓意虽好,但早年的阿城,却丝毫不受好运眷顾。三岁时,阿城染上了肺结核,好不容易治愈后,厄运又接踵而至。在他八岁那年,父亲钟惦棐在《电影的锣鼓》中提出:“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艺术家应当受到足够的尊重”。一句话引火烧身,钟惦棐被打成右派,一夜之间党籍、职位全无,甚至被发配到渤海边的农场扫厕所。
经此一劫,家庭的生计一落千丈,只靠母亲一人拉扯五个孩子,同时供养姥姥和上学的舅舅。由于家境的贫困,偶尔吃顿肉时,母亲会把一块肉平均切成五片,肉上拴线,熟了以后,各人找自己的线,分头拎着吃。每次吃完,阿城便开始盯着妹妹那份。他觉得妹妹一个人肯定吃不了,应该给他留点。

此外,由于父亲的政治问题,出身不正的阿城在学校很不受人待见。他念初中那会儿,亚非拉领导人频至北京访问,学校挑选学生到长安街欢迎。老师每回念完三十几个名字后,便说:“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学回家吧!”。没念到的总是那几个出身有问题的同学,其中就有阿城。

一次阿城便问老师:“您就念我们几个人,就说这几个念到名字的回家就完了,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名字?”老师冷冷回道:“念到的,是有尊严的。”

图 | 知青时期的阿城
边缘化的境遇造就了阿城豁达的人生态度:“我习惯没有尊严,你被边缘化,反而使你有了时间”。缺朋少友的阿城,时常一个人跑到书店去看书。但很多书,常常读到一半,便被店员卖了出去。
之后阿城也学聪明了,读的起劲的书,就被他放到了书架里侧,下次接着读。靠着这样的方法,阿城读了不少书。除了读书,他还常到琉璃厂闲逛,流连于各种画店、旧书摊、古玩铺。一个颇为不顺的童年,却被阿城过得悠然自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8年,大革命爆发,学得起兴的阿城,被命运一脚踢出北京。由于出身为“黑-五类的子女”,19岁的阿城只能下乡,开始了他漫漫无期的知青生涯。初入农村的阿城,依旧脱不开被排挤的命运。
农民们始终认为“大城市来的知青都不是好人,才给弄到这来的”,因此对他并不欢迎。从山西到内蒙古再到云南,他辗转多地,终于在云南稳住了脚跟。

阿城身子很差,干不了农村的重活,于是被安排到了农场子弟小学教书。三年三年又三年,插队的日子,似乎望不到尽头。在云南一站,他一待便是十年。直到1978年,大革命结束,他才终于看到返城的希望。北京来的知青,都陆续回了城,而阿城却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走不成。

走不成,阿城决定扎根于此,但根也扎不成。喜爱画画的阿城,想在昆明美术办公室工作,他在业务上过了关,却因父亲是右派,不予录取。
进也不成,退也不是,困居其中的阿城,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绝望。他深知想返京只有靠知青自己,于是1978年底,阿城参加了“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一度闹到中央。加上父亲政治问题的平反,1979年,阿城终于回到了北京,此时他已年近三十。
“倒霉一直一步步在跟着,使他一直无法挣脱冥冥中一种力量的箝制”。诚如好友朱伟所言,三十之前的阿城,可谓命途多舛,宛如一颗皮球,在厄运间被踢来踢去。
图 | 阿城和他的知青伙伴们
一手烂牌打成俗世奇人
一如其名,“农村包围”了阿城十余年。在那方自在自为的世俗空间中,阿城成了一个真正的俗人。
农村天地广阔,单调乏味,却是一个真正原始自然的社会。在那里,队上小两口结婚,大家就闹到半夜,第二天天还没亮,新媳妇就跑到场上独自大声控诉新郎一夜搞了她八回。
新郎却一如往常,扛着锄头上山,有说有笑地挖了一天。一切显得俗气不堪,却又那样朴实自然。插队十年,阿城渐渐融入这样的生活,他和同行的知青谈着河边洗澡的女人,与农民一道关注着人生原始的吃喝拉撒。
即使回到了北京,他依然没有摆脱那身俗气。刚回北京,他站在街头,看着路上奔驰而过的自行车,久久不敢过街。看到警察,更是觉得新鲜,坦言道:“警察是城市的标志啊”。此后几年,他碌碌谋生,关注的依然是一个俗不可耐的问题——吃饭。
1984年,阿城写成《棋王》,轰动了文坛,又趁热打铁,接连发表了《树王》、《孩子王》,一时之间风头无两。风头正盛,阿城却选择了退隐文坛,远赴美国。他离开的原因也很简单,写作挣不了钱,而在美国,他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就能养活自己。

无论是笔下的小说,还是现实的生活,阿城关注的始终是一个“挣钱吃饭”这样俗气的问题。可阿城的俗,却总带有一番风味。他时刻关注世俗的生活,却不囿于其中,玩什么都自成一套,俨然以为入世的高人。

聊天本是一个平常的生活小事,在阿城这里,却聊成一绝。下乡年间,他白天干活,晚上便在茅草屋给其他知青说书。一盏煤油灯,一屋子人,烟头一亮一亮,《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等名著,在阿城嘴里进出。而每谈到关键处,他便住了口,吊起了一屋子人的胃口,急得旁人给他点烟续茶,忙问道:“后来怎么样了呢?”。
在美国,阿城常在周末办起聚会,跟人聊天。风土人情,旁门左道,他无所不通。传言聚会中有一人,听了十年,没一夜听过重样的。王朔称他“侃爷”,陈丹青更奉他为“天下第一聊天高手”。
除了写作聊天,他美术、电影、手工样样涉猎且样样精通。八十年代,返京的阿城便显露了一身才全艺精的杂家功夫。他到机场画壁画,给报刊作插图,更和画家范增等人合作发起了名噪一时的“星星画展”;转战电影,他交出了《芙蓉镇》《刺客聂隐娘》等佳作,还给《卧虎藏龙》当起了指导。
旅居美国,阿城开始攒车,买辆旧车,弄一堆零件,把车拆开,零件一个一个装上,自己喷漆,一辆崭新的老爷车便在他手底下诞生了。成本两三千的车,经他转手一弄,卖出了两三万。王朔见过这场面,后来回忆道:“我亲眼所见,红色敞篷,阿城坐在里面端着一烟斗,跟大仙似的”。

阿城活得很世俗,笔下眼下都是吃喝拉撒;同时又似个大隐于市的奇人,游戏人间。

风流与专情并存,俗气与豁达共生

“三王”轰动文坛后,阿城推出了《遍地风流》,将骨子里的“世俗社会”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吃喝拉撒,他写起女人,更是风流开放,而他本人却一生专情,从不沾花惹草。
插队到农场教书时,阿城结识了同事罗丹,两人开始交往。罗丹在1973年就回了北京,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在北京任教,阿城困居云南时,她便帮阿城照看家里。
1979年,阿城一回城,两人便迅速结了婚,借了同事一间12平米的房子当婚房。他们用煤油炉做饭,墙上挂着阿城临摹的意大利壁画,贫寒的生活,两人却过得有滋有味。
阿城身边,不乏红颜作伴。每次回京,总有一堆女作家轮流请他吃饭,只为听他聊天。席间他妙语连珠,总逗得她们齿牙春色,花枝乱颤。美女作家査建英、赵波等人,年轻时都是他的粉丝。鲜花拥簇,阿城却总能做到“片叶不沾身”,与妻子携手走过数十年,不曾传出绯闻。阿城的笔遍地风流,但其人却一生无二,至死靡它。

阿城俗气,却俗得清淡,他从不谈生活的功用。人生于他而言,最大的享受便是吃吃喝喝、谈天论地。他是一个真正“想的明白也活的明白的人”。

半生困厄,他却自得其乐,练成一身杂学;活得世俗,却不为名利所动,当红之时激流勇退,遁隐他乡;笔下好色风流,为人却至情至性。这些矛盾的特质,却在阿城身上融汇得如此自然,人生活到了这份上,才真称得上豁达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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