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城市化思考：从城镇化到都市圈

疫情过后，你会“逃离”大城市吗？这是当前许多人谈论的热点话题。

新冠疫情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不仅在于影响公共健康安全、社会经济等方面，同时也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观。

新冠疫情从突发，到如今肆虐全球，各国均采取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关闭国际航线、限制入境、封锁城市、严令居家等政策，致使城市交通中断、企业停工停业等，这不仅给城市管理带来挑战，同时也深远影响着大城市居民的生活。

近期以来多家国内外媒体的有关报道也说明：疫情已经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人们的生活观。

“逃离”大城市

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英国卫生和社会关怀部顾问卡拉米·凯文迪什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新冠疫情致超大城市吸引力下降。新冠疫情对一个重要的现代化趋势——超大城市——带来了深刻挑战，大城市中心成为新的疫情爆发地。

根据国际研究机构统计，纽约是美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纽约的新冠死亡病例约占全美死亡病例人数的23%，伦敦占英国病例死亡人数的23%，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占32%，而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占比更高，新冠疫情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给大城市带来重大考验。

新冠疫情也同样影响着国内城市。自媒体智本社在今年4月发布的《深圳，怎么办？》一文写到，以深圳为例，在今年疫情期间，在微信指数上，“逃离深圳”出现过三次小高峰，以四月最甚，一批深漂正在转租、清退出租屋离开深圳。

《21世纪经济报道》最新报道，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农民工回流。近年来国内多个农民工长期外流的省份已经逐步兴起农民工回流潮，受此次新冠疫情的影响，让农民工回流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年龄较长和新时代农民工开始回流到省会城市。以重庆为例，2019年全市农民工总量758.6万人，比上年下降1.0%。其中，外出农民工541.9万人，下降2.2%；本地农民工216.7万人，增长2.2%。

后疫情时代城镇化战略：都市圈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镇化正式进入发展快车道。根据最新国家统计数据，到2019年中国常驻人口城镇化首次超过60%，城镇化建设成果举世瞩目。

但是在另一方面，大城市同样也带来许多大城市病，比如交通拥堵、高房价、医疗压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尤其是新冠疫情等突发性事件进一步检验一座城市的应急和管理能力。

那么，后疫情时代，城市化建设的核心发展战略是什么？

目前已经有了明确答案：建设都市圈。

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都市圈将作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

对都市圈发展来说，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是沿“中心城市 —— 都市圈 —— 城市群”的发展路径，先是城市的大型化、中心化，然后是都市圈化，之后是发展城市群。

最高决策层也多次表示，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同时，完善便民设施，让城市更宜居宜业。可见，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正式转入下半场。

根据国家发改委于2019年2月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2年，中国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显进展，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

有媒体评论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机会就在都市圈。更有市场观点称，都市圈是中国经济的“新风口”。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初步估算，今后10年，都市圈建设每年能为全国经济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将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从世界经验和发达国家成熟的城市化建设经验看，打造中心城市与分工明确、布局合理、宜产宜居的网状节点城市协同发展的都市圈，将有助于提升区域承载力，同时将对周边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带来发展机遇。

近期呼声高涨的“深圳都市圈”，将深圳、汕尾（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惠州、东莞、河源五个城市组成城市群，借鉴三大世界级湾区发展经验，五市共同联动参与，得到各级政策的大力支持，深圳都市圈将被视为建设国内都市圈标杆案例来重点打造，被给予厚望。

新品略认为，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模式至关重要，无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市圈战略，还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圳都市圈，在力推发展推动城市化建设和发展，注重经济层面的同时，也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尤其是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最终目标是要提高城市的幸福生活指数。

毕竟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提高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幸福生活指数永远是关键，如果一个大城市拥有很高的幸福指数，那全国各地又何来“抢人大战”？何来“逃离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