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节刚过，刘文辉准备从成都返回...

1949年春节刚过，刘文辉准备从成都返回雅安，安排起义事项。

为了确保安全，刘文辉调第一三七师副师长巫朝汉(解放后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洪雅县人大副主任)到成都，巫朝汉到达后住武侯祠、第一三七师特务营董旭坤营部。

师长刘元琮对巫朝汉说:“王陵基(当时系四川省主席)逼本军所有驻在四川的部队一律撤回西康境内，主席(指刘文辉)没有答应，王陵基对我军将有不利行动。你驻在武候祠，指挥董旭坤营和双流周柱三营，确保成雅道上交通，必须做到这条路随时畅通无阻。”

数日后，刘元琮去雅安，临走又叮咛巫说:“我因事去雅安，以后你听主席指示办事。”

刘元琮走后不到一周，刘文辉即召巫朝汉去城内新玉沙街公馆谈话。刘文辉先问巫朝汉:“南门外有无异状?”

巫朝汉答:“我随时都派有人在沿途侦察。尚无异状。”

刘文辉又说:“我明日去雅安，你于拂晓前，派人在南门外至红牌楼一带严密警戒，掩护我的车辆通过，天明即撤去。要好好掌握队伍，如发生什么情况从电台密告。你掌握这么一个原则:有事不怕事，无事莫惹事。”

巫朝汉答:“照主席指示办理。”

刘文辉去雅后，不到一周，王陵基果然派两团保安部队，一个团驻南门大桥附近，向武侯祠监视；一个团驻红牌楼附近，监视双流方面并向武侯祠警戒。

巫朝汉坚壁以待，并占领武侯祠外所有碉堡，相互策应。同时严禁官兵外出，避免滋生事端。相持约一个月，终未发生冲突，王陵基两个保安团撤走。

1949年3月初，刘文辉到雅安后，立即召集雅安主要负责人员开秘密起义会议，地点在刘文辉雅安住宅小楼上。

参加人员有西康省中将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长王靖宇，西康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杨学端，西康省直辖团管区少将司令张怀猷，第一三七师中将师长刘元琮，少将副师长唐福珠，少将副师长兼团长陈明扬，上校团长毛国懋、朱食呼、黄以仁，通信兵营上校营长高国栋共10人。代军长刘元瑄、军参谋长杨家桢当时不在雅安，第一三六师伍培英部队驻在西昌，均未参加会议。

刘文辉谈了一下解放战争形势，并肯定地说:“蒋家王朝将很快覆灭。胡宗南这几十万部队将向四川撤退，川西平原可能还有一场最后较量。大家考虑如何应变。”

团长毛国懋抢先说了一句:“我们随主席走。”

接着王靖宇、杨学端、刘元琮相继发言，一致声称主席情况明了，见解正确，我们跟随主席多年，在这紧要关头，只有跟随主席走。

刘文辉说:“大家既然有此决心，我决定领导大家走正确道路。我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六个字:不顽固，不捣乱。解放大军若来，我立即投向人民革命阵营，决不顽固。解放军未来，我也不轻举妄动，滋生事端。”

当时，考虑王陵基部队很可能先向雅安进逼，决定成雅道上部队原地不动。仍以董旭坤营驻武侯祠，周桂三营驻双流，文守正营驻新津，陈明扬团驻邛崃，毛国懋团驻名山，朱食呼团驻洪雅，其余部队作总预备队，集中雅安待命。这样照老样子摆成一字长蛇阵，好像毫无战备的样子，可以麻痹敌人。

会后，刘文辉仍照往常一样去来成都与雅安间，有时在成都，有时在雅安。到3月下旬，刘文辉为了减少蒋介石的疑虑，干脆在成都私邸安然住下，观察形势，以待变化。

蒋介石放弃重庆退到成都后，对刘文辉更加放心不下，特务朝夕追踪，特务头子徐远举还在刘宅附近安排一个地方住下。

刘文辉多次和蒋系头面人物如张群、胡宗南等接触，会上唇枪舌剑，斗争激烈。最后拖到蒋介石逼其飞去台湾时，刘文辉才出走彭县。

1949年12月9日，刘、邓（锡侯）、潘（文华）宣布起义。

胡宗南派人在成都搜捕刘文辉的夫人杨蕴光，杨藏在中医师王朴诚家中，躲过一劫。随即，防卫总司令盛文派出部队兵分两路：

一路于12月13日围攻武侯祠，步兵、炮兵、坦克部队一齐用上。当时武侯祠内已成为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活动的据点，经常出入其间，所幸当时早已转移。武侯祠内董旭坤特务营有的伤亡、有的逃跑，被抓去约一百多人。

另一路于12月14日袭击刘文辉的新玉沙街公馆。刘家当时只有一个卫士排，胡部炮轰公馆，打死六人伤了几人，其余向福德街方向处撤退。胡部入内大肆劫掠一空，名人字画任意焚烧。

在进攻武侯祠同时，胡部派一个团把第二十八军住华兴街的秦述观营团团围着，但不开枪。逼迫秦营缴械，秦营出西门后，胡部又将枪弹送还。

胡宗南部搜捕刘文辉家属的同时，却不触犯邓锡侯的家属，意在使刘、邓发生猜疑，便于分化。殊不知刘、邓投向革命阵营决心坚定，不为所动。

1949年12月9日，起义当天，全军官兵自动取下国民党部队帽领章肩章，细心地剪了一个红五星帽徽来戴上。有的用红缎子，有的用红布，有的大，有的小，形状各异。

等解放军代表到来后，大家才知道帽徽胸章要等上面颁发。后来到大邑整训时，工作团团长黄荣忠正式宣布:今天上面发来两件你们盼望已久的礼物，一件是胸章，一件是帽徽，这一下你们真正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