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中国与禹绩

文明起源是史学上一个重要的主题，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文明发现皆以考古为据，因其大多无文献征之，考古正足以填充空白。而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传承有自，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证之。文明起源有其主体性立场，当以今天我主体种族人群为基础为出发点。故我国的文明源起的研究方式应当是以考古证史，据此则我国文明起源的多源说勿论可矣。上古在当前中国疆域里肯定有多个文明中心，但只有传承有序至今的才被我们视为我华夏文明起源，其他的只能视为“非我族类”，这个道理不言而喻。以美国为例：印第安人曾占据北美，也发展出一种土著文明，但今日美国主体为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美国主体文明的溯源只有上溯欧洲希腊、罗马，而非为印第安文明。就我国而言，三代上古在今天中国疆域内的文明，南有良渚、西有齐家、南有石家河等诸多文化群体，但这与我们今天的汉族主体族群有何关系？我们寻找的是那个起自炎黄，自三代以来直到扩张到今天整个中国疆域的那个族群的历史和文明。

这个族群的历史文献也堪称丰富，从三皇五帝到三代，这中间“禹”是重要的一个时期，禹传说的十三年治水，范围达四渎、五岳，其后中国皆日“禹绩”。但我们应当注意到一个问题，研究上古时代，把上古中国的区域无限度地扩大，结果造成今天中国境内各处都是黄帝故事、大禹传说，其实多是穿凿附会。比如以陕西为例，陕西是仰韵文化的主要区域之一，到处都有炎黄传说，号为“处禹之渚”，但考之上古史料，其时华夏族群尚在形成阶段，谈何禹绩？陕西的炎黄和禹的传说，很明显皆是周人带来的，而周人是由中原西迁而来的，这个在史书记载中有明确的史料可证。另外，还有山东，史载夏商周皆向东扩张，大量的方国、族群被迫迁移至此，也同时带来了大量的上古传说和地名、族名，故山东也经常争取这个禹绩，其实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山东的文明和华夏主体根本不是一个系统。

上古史料至今留传下来的仍有不少，但问题在于解读与运用。我国的汉代是个关键时期，两汉时距上古已远，经学家普遍采取了一种崇古的错误史观。用秦汉地理来解读上古事，最明显的例子是司马迁所著《史记》，各地五帝传说皆为我华夏扩张后事，而史迁属之于秦汉地理，必是错误百端。而后世以此解读上古材料，越加混乱。诚如疑古派所指责，自汉以来涉及地理前人注解皆不可用，此后直到清末，未能改变这种史观，我华夏上古史也因此混乱不堪，难以为据。

综而言之，研究上古史要先具备正确的唯物史观。就上古三代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承认禹绩不可能到达今天的中国大部区域，其范围不出数县之地，其治水也不可能南到江淮，西至渭泾，相关传说皆是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