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瑚红”是明朝中后期景德镇御窑厂制瓷者熟练掌握低温釉上铁红烧制后，在明初矾红彩制作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彩釉。坦白讲，“珊瑚红”应是“矾红彩”的一个发展分野，现在几乎成为矾红单色釉、色地釉的一个代名词。涉及“珊瑚红”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矾红”。“矾红”是我国制瓷工艺中很早就出现的低温釉上彩之一，它以青矾（硫酸亚铁带七个结晶水）为原料，经煅烧、漂洗后制得超细三氧化二铁粉末，然后再加入铅粉和牛胶等，以便矾红粉能附着在釉面上。由于该釉以三氧化二铁悬浊体着色，所以“矾红”又称“铁红”。从施釉工艺看，矾红器主要可以划分为“描红”、“抹红”、“吹红”三大类，后两者色地釉较多，容易称为“珊瑚红”。矾红在我国制瓷工艺中使用较早，就明清御窑厂而言，初期阶段多使用它绘制红彩、五彩、结合青花烧制青花红彩以及青花五彩（包括斗彩）等。所以，早期施釉方法以彩笔“描红”（图1）为主，“抹红”为辅。“描红”一般线条感强烈、图案精细。抹红在描红时就已经运用，但效果不太明显。当矾红彩图案逐渐由点、线扩大为局部面时（图2），“抹釉法”（或称“刷釉法”）的使用明显增多，因此人们经常用“抹红”来称呼它们。抹釉法缩短了上釉时间、色泽感较强（甚至有些呈油质感，有“油红”之称。）、釉层涂抹不均匀、容易呈现不同程度的刷釉痕迹。刷釉法的应用时间很长，即使在御窑厂掌握“吹釉法”后，不少复杂的局部釉面仍然需要使用抹釉法才能完成。图2：嘉靖黄地珊瑚红云龙纹罐。《中国历代陶瓷选集》P238，图100。在描红、抹红、吹红中，“抹红”这一名词在清代雍乾史料中已经出现。乾隆三年七月初一日的《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中提到：七品首领薩木哈、催总白世秀来......传旨：“洋黄合欢瓶、抹红合欢瓶 ，此二件釉水不好。......再抹红颜色不好，凡磁器上俱不必烧造此颜色。”确凿的抹红传世实物可见资料《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中“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七品首领薩木哈将做得木胎画蓝色如意云，口足中身写字盅样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烧造。将盅上字著唐英分均挪直，再按此盅的花样、诗字、照甘露瓶（图3）抹红颜色亦烧造些，其蓝花盅上花样、字、图书俱要一色；红花盅上花样、字、图书俱要一色；红盅底俱烧[大清乾隆年制]篆字方款，其款亦要随盅的颜色。钦此。”因为文中蓝、红花盅器身落乾隆御制五言诗《三清茶》（诗词为：“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烹以折脚铛，沃之承筐雪。火候辨鱼蟹，鼎烟迭声灭。越瓯泼仙乳，毡庐适禅悦。五蕴净大半，可悟不可说。馥馥兜罗递，活活云浆澈。据佺遗可餐，林逋赏时别。懒举赵州案，颇笑玉川谲。寒宵听行漏，古月看悬玦，软饱趁几余，敲吟兴无竭。”），所以被不少人称为“三清碗”（图5）。传世品中落款为“乾隆丙寅小春御题”，也与历史档案中的制作时间相符。图3：乾隆抹红甘露瓶。北京故宫藏品。从制作方法看，该器应属于描红与抹红的结合体。
图4：乾隆抹红红花盅与青花盅，落乾隆十一年铭。《清康雍乾名瓷》台北故宫出版，P169，器142。
吹釉法在御窑厂普及后，因为制品釉层均匀、色泽光润，且无刷釉痕迹，所以深受统治者喜爱，即使在珊瑚红制作中也被广泛运用并大量烧制（图5）。
图5：乾隆珊瑚红地粉彩长颈瓶局部。釉面均匀，无刷釉痕迹，因釉层较薄，所以色较淡。
珊瑚是海中腔肠动物珊瑚虫在生长过程中不断吸收海水中的钙和二氧化碳，分泌形成的石灰石（即碳酸钙）堆积而成。单体珊瑚虫很小，一般只有米粒大，它们群聚在一起不断繁衍，日积月累，石灰石遗骸最终形成礁石、岛屿。如果珊瑚虫在生长过程中吸收海水里1％左右的氧化铁，还就会形成色彩鲜艳的红珊瑚（图6）。古时珊瑚采集困难，其中红珊瑚格外光彩夺目、艳丽华贵，显得格外珍贵。魏晋时期贵戚、晋武帝司马炎的亲舅舅王恺曾用南国所贡的二尺红珊瑚与富豪石崇斗富，但被石崇的四尺红珊瑚所败，成为流传至今的“石崇斗富”。经典名剧《锁麟囊》中有薛湘灵唱段：“（锁麟囊中）有金珠和珍宝光华灿烂，红珊瑚碧翡翠样样俱全，还有那夜明珠粒粒成串，还有那赤金链、紫英簪、白玉环、双风錾、八宝钗钏，一个个宝孕光含。”甚至有“分我一枝珊瑚宝，安她半世凤凰巢。”之词，足见红珊瑚在古代的经济价值（图7）。佛教中，红色珊瑚还被看作为如来佛的化身，可以使用它做成佛珠以及装饰神像等（图8）。明代流行的七珍、八宝纹中也有珊瑚，用其象征富有。为显吉祥、尊贵，人们也把景德镇御窑厂制作的类似发色矾红色地釉称为“珊瑚红”。从文献资料看，“珊瑚红”这个概念产生的比较晚，民国初年广州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中有：“今就最流行之色而试以系统别之。红（付紫）：祭红、霁红、积红、醉红、鸡红、宝石红、朱红、大红、鲜红、抹红、珊瑚、胭脂水、胭脂红、粉红、美人祭、豇豆红、桃花浪、桃花片、海棠红、娃娃脸、美人脸、杨妃色、枣红、橘红、礬红、翻红.....”，文章对“珊瑚红”没有详细解释，从所列品名很详细可以推断其中不少名称很可能为同类制品的不同发色。
四：珊瑚红的装饰发展随着制瓷业的发展，珊瑚红釉制品越来越复杂。施釉从局部到整体（即珊瑚红单色釉），甚至增加金彩装饰，与五彩、珐琅彩、粉彩等结合，组成创新混合彩瓷。
1.珊瑚红地单色釉清代单色釉盛行时，珊瑚红单色釉器（也称“矾红单色釉”，图11、12）也不例外。除了这些简单的色釉瓷外，御厂制瓷者还将“描红”、“抹红”以及“吹红”等任意结合，制成绘画与色地釉相结合的单色制品（图7-2、13、14）。图9：雍正珊瑚红釉双耳炉。北京故宫藏品。《故宫珍藏康雍乾瓷器图録》P295，图124。图10：雍正珊瑚红碗托。《清康雍乾名瓷》台北故宫出版 P91，器60。图11：雍正红彩地白花蝶盖盒。北京故宫藏。图案应是“吹红”与“描红”的结合。图12：乾隆矾红地白花缠枝莲纹碗。高6.7cm，口径12.9cm，足径5.8cm，北京故宫藏。制瓷者还在一些单色珊瑚釉上装饰金彩，达到锦上添花效果，使器物更加富丽堂皇。在没有掌握金粉绘画装饰之前，元、明代器物上的金彩是使用金箔粘贴在釉面上（图13）然后烘烤制得，较易脱落，并且线条生硬。清代之后，制瓷者使用金粉调和，再用笔绘在器物上，所以后者线条灵活细致（图14、15）。现在景德镇的高仿瓷制作者也使用同样办法绘制金彩，所以很大程度提高了单色釉金彩器的鉴别难度。图13：明末红地金彩缠枝莲纹碗（民窑）。口径11.8cm，戴维德基金会藏。釉上金彩为金箔粘贴，因此曲线比较生硬。图14：康熙矾红描金花篮纹棒槌瓶。口径：12.5cm，底径11.6cm，高43cm。北京故宫藏品。釉上金彩线条细腻、复杂、流畅，比金箔制品进步很多。图15：乾隆珊瑚红地描金葫芦瓶局部特写。釉面均匀，无刷釉痕迹，因釉层较薄，所以色调略淡。
3.珊瑚红地混合彩
如果使用珊瑚红作底色，绘以珐琅彩（图16）、五彩（图17）或粉彩（图18、19）等，器物会显得更加绚丽。一般而言，该类器物的造型设计、制作以及绘画都相当精致，可以代表明清珊瑚红制品的最高水准。图16：雍正珐琅彩珊瑚红地花卉纹碗。口径：12.8cm，徐氏艺术馆藏。该类型碗在康雍乾三朝都有制作。图17：康熙珊瑚红描金五彩婴戏图碗。口径：20.8cm，徐氏艺术馆藏。图18：康熙粉彩描金太白醉像。北京故宫藏，《故宫珍藏康雍乾瓷器图録》P106，图89。图19：雍正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瓶。《故宫珍藏康雍乾瓷器图录》紫禁城出版 P215，器44。清代彩瓷中还有使用矾红彩仿制绘画木纹的器物（图20），效果极好，几可乱真。虽然人们不会将其归结为珊瑚红制品中，但做为矾红彩的一种特殊使用效果有必要在这里稍做补充。图20：乾隆粉彩仿木纹釉地松鹤图笔筒。北京故宫藏品。“珊瑚红”呈色艳丽庄重，明清不少彩瓷都使用它做底色釉制作高质量产品，出现这种情况与珊瑚红的优点密不可分。首先，珊瑚红的烧制温度比较低。与釉下彩铜红（即釉里红）等高温釉相比，珊瑚红仅为800-900度，因此制作简便，条件要求低。其次，它呈色稳定，极大程度保证了成品率，促进了珊瑚红的广泛应用。
六：影响珊瑚红发色的主要因素
从上文资料中可以了解到珊瑚红的发色并不完全一致，这主要因为瓷业的工艺发展以及制作者需要针对不同施釉法使用不同配方，导致珊瑚红在不同情况下可能存在若干调整，但主原料与呈色原理不会变化。另外，矾红料的研磨粗细、烧制温度以及烧制时间等都会左右“铁红”发色。诸多情况下容易产生其它例如“朱红”、“枣红”等同类名词。
七：总结
“珊瑚红”名词出现较晚，因为红珊瑚的色彩区域宽广，瓷器命名又多由个人主观判断，因此概念尤其笼统。最后，通过简单的珊瑚红釉，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明清矾红彩的发展变革。不仅了解到它在施釉方面从描红、抹红发展到吹红，在装饰方面也由金粉绘画代替金箔粘贴，甚至在混合彩方面还经历了五彩至粉彩的演变，堪称小中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