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维利里奥｜生前访谈，关于当代生活中失控的加速
法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城市规划专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lio）于2018年9月10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6岁。维利里奥最重要的思想围绕“速度”展开，他认为“时间加速改变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技术的进步使速度成为现实本身”，而“对即时性的膜拜为我们的文明带来了深远的困扰。”
十年前，他与著名摄影家雷蒙·德帕东（Raymond Depardon）共同策划了题为《故土》的展览，在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展出期间，他接受法国《新观察家》杂志的采访，分析了当时金融危机的根源，提到法国高铁（TGV）爆炸式发展对社会的冲击，并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缩小的世界”里。哲学家辞世之际，《新观察家》再次刊载了这篇访谈，其中的一些洞见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
法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城市规划专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lio）于2018年9月10日因心脏病去世。
当前（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起偶然事件吗？
保罗·维利里奥：啊不！这是一场彻底的事故。有人认为它是系统性的，成系统的事故，还能说是偶然吗？显然不能。我们所面临的这种新的偶然形式质疑了进步的本质。人们拿这场危机和1929年相比，其实目前混乱的根源应该到1987年“程序化交易”引发的股灾里去找，正是在那时候，股票实现了联网实时交易，虚拟流也就与现实完全脱节了。实时证券交易所大批涌现出来，大量信息流以光速运行。正是当时纽约的所谓“大爆炸”导致了20年后的信贷“大坍缩”：程序失去控制，计算“金融与概率”的数学系统复杂到非理性。数学已完全渗透到经济思想中。资本被速度控制，银行再也不能掌控它的去向。资本的全球大迁徙是一件大事，我们不知道风险何在，而它的毒性已经在网络空间蔓延开来！
整个人类历史都建立在地理的基础上：地产、矿藏、土壤……humain（人类）这个词就来自humus（土壤表层易于种植的腐殖质）。这次危机从次级房屋信**始爆发并不是偶然，次贷意味着地产、房产。不动产主导了历史：在雅典，必须拥有产业才能成为公民。我们社会的加速发展开始于19世纪交通运输方式的革命。第二次加速则始于信息数据传输方式的革命。第三次加速正在酝酿，芯片技术的发展将带来人体器官移植术的革命。速度不仅侵占了社会肌体，它正在进一步侵入人类的肌体本身。
当前的这场革命推崇瞬时性、普遍性和同时性，简而言之就是神明的所有属性。虽说我们的现代社会是世俗社会，我们却在一面操纵着神性一面否认它的存在。如果时间就是金钱，那速度就是权力。大商家们推崇“即时制（JIT），零库存”， 所谓即时制管理就是使生产加速，而零库存就是要使积压清零。生产速度与库存累积这一资本主义的重要矛盾到今天已全面崩溃。
您和雷蒙·德帕东策划这个展览，核心概念就是“速度”。你们两位就像一对矛盾体：德帕东是游走在乡村世界的流浪者，以缓慢的速度见证了乡村人群的消亡；而您足不出户，却在规划城市，为速度和虚拟世界构建理论。是什么让你们走到一起呢？
维利里奥：是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正是它造就了欧洲的历史。我是一个意大利偷渡客的孩子，而德帕东是个农民。他代表的是乡村生活，是扎根立足，是地缘政治，而我这边则是城市，是离乡背井，还有如今的举族迁徙。这是一个人们从逃离乡村到继而逃离城市的时代。人口超过两三千万的大都市是城市和定居生活的失败，无论对政治家、经济学家还是城市规划者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城市就是积累，两三千万人的大都市也是资本积累的失败产物。
我们俩的矛盾之处在于，雷蒙信奉安定却从不停止旅行，而我谈论速度和旅行却不爱出门。我的思考关注路径，而他作为摄影师更关注主体。不过当今的全球离域化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就像先哲们谈论“客观性（objectivité）”、“主观性（subjectivité）”那样，我将其称之为“路径性（trajectivité）”。
今天数以百万计的移民难民到处被驱赶、圈禁，流离失所、辗转奔逃……这种史无前例的现象给当今世界带来了何种变化？
维利里奥：目前约有2亿人生活在他们的原籍国家之外。预计在未来40年里，由于经济差距、全球变暖、自然灾害或战争的原因，移民人数将接近10亿，这些人都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重新安置。人口的流向逆转了，从过去的殖民地涌向前殖民国家。这场前所未见的移民危机重新定义了定居与游牧的区别。
此刻这些人类迁徙现象，一面是定居者得益于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可以四海为家，一面则是流浪者无处安身，只能辗转于并没有指向去处的“暂居过渡”营地。这些难民过境营不仅驻扎在各国之间，还有的就在某些国家领土内部，不仅取代了昔日的贫民棚户区，还在取代一些城市。被所有边界剔除在外的人们聚居起来，形成人口稠密的特大都市，对安于“城外”生活的人们构成了实实在在的竞争。
在我们的社会中，曾经是定居者统治流浪者。我们的整个历史都是关于游牧社会如何演变为领土社会。这种模式被颠覆了。我提到“城外”生活，是因为我们正朝着一种运动中的城市发展，城市里的宜居空间将不再是固定居所，而是交通工具。今天，大批人从城市向“城外”出走，向电信机构、机场、火车站、港口所组成的流动城市迁徙，这些地方构成了全球化的十字路口。
矛盾的是，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树立如此多的墙壁，挖掘如此多的隧道。自1989年柏林墙倒掉，近20年过去了，人们在美国和墨西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又建起了十多面墙，甚至在一些城市内部，如意大利帕多瓦等地建造了用来隔离罗姆人社区的栅栏。
这些现代游牧民族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维利里奥：新的游牧民族在首都的人行道上或过境营地里安营扎寨，交通工具成了人们的新居所。古代城市被看作是选举的地点，有“选定居所”（élire domicile）之意。选举之地包含场所、礼仪和身份的涵义。而今天，一座城市就是出城的地方。这样的全域城市无处不在，又哪儿也不存在。这种现象挑战了“身份”概念的地域性。
今天，正如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早就担心的那样，人的身份已经让位于个体的可追溯性。我们不仅会被拦下来，还会被追踪，定居证明变得毫无用处。“轨迹测量”取代了地理学。定居者也被不停定位，永远处在监控之下，电信传输速度为这场无休止的狩猎提供了便利。这样一个人还如何保持其原生身份？有一名消防员告诉我，他曾经在火车上帮人接生，当时的人会把火车停下来，以确保孩子有一个出生地！而今天，高铁可不会停下来了！
城市文明也曾代表了友好共处的举止……
维利里奥：是的，城市化在过去代表了文明礼貌，如今却让位于咄咄逼人的戾气。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不再认识彼此了。城市规划中的轮换率，即一个人在同一所住宅的居住时间，在我年轻时是10到15年，如今只有4到5年。轮换速率的提高降低了社交性。人们要花15年来交朋友，而在一些轮换率只有2年的大型综合社区，邻里间根本无法建立联系。这就是人们永远彼此怀疑，缺乏安全感的原因。
您曾说过我们正眼看着这个世界越来越缩小。这是为什么？
维利里奥：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变得有限了。地球对我们来说已经太小，科学已穷尽了它的资源和空间。地理学终结了。我们正面临世界缩水的危机。人们对速度进步所造成的污染避而不谈。时间缩减让地域变得贫瘠，“自然质朴的伟大”就没落了！
（杜甦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