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有多远：我算个文化人
（苏三 破译飓风系列第六本，2006年出版发行）
《罗马有多远》跋：我可能算个文化人
我的“期刊”速度
动笔之前，我已经决定将这篇文章作为“破译”系列第六本书的代序，现在又改为跋。
尽管本系列第四本书《锁定红海》上个月刚上市，预计下个月第五本书《难以置信》也即将出版了，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现在本书也已经完稿，已进入出版程序。
从2003年10月至今我一共出版了5本，基本上是“半年刊”的速度。
我的写作速度是一个深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或者换个说法：“广为公众诟病”，快速成为许多人攻击我“不严谨”的一个口实。但我必须说，我不介意。我自己知道这个速度是合适的。现在看我基本上半年左右出一本，但由于出版程序等方面的特殊原因，经常有几本书几乎同时出版，但那与我的实际写作无关。
我把我的作业流程看做“期刊”，我一个人既是作者又是编辑，忙是忙点，并且也累，但我的读者看起来多数满意。当然不看我书的人永远不满意，我也不指望他们满意，比如在《求是》撰写专文批判我的某历史学者肯定就非常不满意而且永远不会满意，因为他把我同一本书的书名拆分为两本去批判，看来是连我的书皮都没见过呢!一个新品种的矿源假如只有一个人发现采掘，开采速度与数量会是极其惊人的，这不奇怪。
两年过去了，偶尔我也会反思或总结我的研究过程。我的工作几乎都被我的书给全程记录下来了，这其实就是我的一个本意。与其说我在发布一本本的研究结论，毋宁说我在“记录”我探索的痕迹，我希望这个记录很天然，无修饰，而且有趣，这样大家以后就可以从我的研究轨迹中去总结经验教训。我知道这样做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我的系列是一个侦探的破案手记大全，破“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案。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侦探，但并不是一个好的案例总结者。我的每个阶段的侦探都最终体现为一本书。我也知道史学界反对把史前史当做疑难案件对待，但我采取的正是侦破手段。
现在人们只看到了这一行为的负面，什么浮躁、不严谨、草率，但这种“手稿”形式在我看来形式上很新鲜，而且对于掌握作者的思路会更容易和方便一些。其实目前这般的紧张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所以最终的“危害”不会持续很久。我在过去的两年里因为过度“浮躁”，眼睛已经开始老花，而且两手因频繁敲击键盘而关节劳损，我已经准备休息一段时间。再这样继续“浮躁”下去我要送命的。
总体看，我的速度与“产量”之间的取舍是在充分评估了这个学科的特点以及一个普通人成熟与创新之间的规律、国内外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等综合情况下的一个决定。我很明白它的利弊得失，我做出了我的选择。
从我的天然性格上讲，我本身就是一个“不严谨”的人。从小我就是一个“马大哈”，“大大咧咧”是我性格或为人的主要特征。我注定做不了“严谨”的人，所以我不苛求我自己。顺其自然最好。万物有其利弊，我相信“大大咧咧”这个品质也一定如此有利有弊，并且我将其引入“学术研究”同理发挥。曾经有一家西方权威机构对我做过心理分析，认为我是那种常常忽视微观但一般宏观把握很准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似乎也验证了这一判断。在史前研究方面我似乎更加“扬长避短”。利弊大家看到了。其利为思想开放，自由奔放，富于联想，不受约束，敢破陈规；其弊为漏洞百出，不够严谨。有没有中和的方法以使大胆想象同时小心求证？目前看在我这里似乎不可能，那就随便吧。
（当时我这样。现在照镜子才发现，15年过去了，我已经成为一个灰发老太太，岁月的杀猪刀饶过了谁？）
在一些人觉得我的书出得太快的同时，但也很有些人觉得我的“期刊”太慢了，他们希望月月有一期呢。每一个问题你下什么结论真的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了。有的读者看完我一本就产生新的疑问，上次的悬念怎么样了？结局是怎么样的？那条线索怎么突然就中断了？我自己也想知道答案啊！我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病假啊年假啊周末的，几乎把所有的时间与精力全部投入到这上面了，这一急就急出了一个问题：速度太快。（这期间由于我不与人接触，缺乏社交，以至于患上了轻度失语症）
最后我还想说说我认识的“严谨”。我认为，在漫长的文明隧道里大多数的时间停滞于缓慢的封闭状态，少数情况下得以与外界沟通并蓬勃发展，如汉唐。仅就科学技术的发展看，大胆不足，小心有余，最后达于病态谨慎，学者争相以“严谨”为美，但负面是“裹足不前”。“严谨”并非不美，然不该人人仅求“严谨”之美；最终无人敢拒“严谨”诱惑争相趋往，说明“严谨”已近一种献媚，忘记世间尚有“大胆”也已为必然。有机会亲自破一破这老规矩老风俗，颇是愉快！
东亚这块地方或许是有“精细癖”的吧。比如东亚农业就是精耕细作的典范，有人说正是这个精细特点延长了中国的封建社会，而西方却一直是粗放的典范，所以他们的封建时间很短就走完，欧洲人率先进入现代化社会。农业的粗细是否与今天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有必然的关系？精细与粗放到底哪个更好？这些现在都不好论断，但起码这些现象还是应该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就“大胆猜想、小心求证”中国人争做后者，这个现象、这个弊端、这个病态，已足够让我毅然舍“小心”而取“大胆”。耕地也讲个酸碱平衡，做学问还是有人“大胆”有人“小心”的好？我现在尚不属于学术界中人，我之“大胆”已经引起某些人的哗然。
回顾与反思
回顾2年多的时间，“大大咧咧”地把“破译飓风系列”出版了5期。一般现在我都不跟人提我的“第一期”《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只从“第二期”《向东向东，再向东》开始说起。看来大家跟我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比如海外有人跟我谈版权一般都是从《向东》开始谈起。我自己也决定在国内不再版《三星堆》（一旦再版也不以同样的面目），并且尽量不在海外出版这“期”，尽管里面还是有许多宝贵的东西。
不过，假如不出后面的几期，这“第一期”就有特别的价值，因为大方向一开始在这本里面都已经奠定或涉及了，其后都是对它的进一步阐述和严密。但我后面连续“出刊”，所以这“第一期”的重要意义几乎被掩盖。当有人希望我“十年磨一剑”时，我想，假如后面的都不出，或者我干脆突然暴病而亡，只有这“第一期”大家就会说：哎呀真可惜啊，假如她活着不知道她后面会说些什么有趣的呢！但不幸我还活着呢！假如我聪明一些还可以尽量拉长每“期”出版的时间，给众人造成一种合乎传统的谨慎做法，但我不想这样取悦传统。我预先就知道公众对于我的速度会有负面反映。其实做这个研究本身就是对于传统的全面挑战，其价值与意义都不仅仅是在学术领域，更多是在反思与挑战更为隐蔽的传统价值。
对于我来说，研究历史是一种“个人”行为，无论如何我还是受过一些“学术”训练的人，所以也知道一些学术的尺度，这令我时常受到一些羁绊，生发过一些俗常的“学术”惭愧之心，有时候甚至会惭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当我想到那个简单揭穿“皇帝没穿新衣”的孩子后来也可能会为自己的话语不够“学术”而产生羞愧的荒诞时，我最终还是原谅了自己。
大约一个月前，某杂志与我联系，说他们对三星堆文化特别感兴趣，希望连载《三星堆文化大猜想》。我内心挺为难，很犹豫。我不希望再以任何形式整本地再现这本书。最后为了其他一些因素，尤其是可以让许多人通过连载关注到这一话题（因为这本杂志的发行量比我这“半年期刊”的发行量要大得多，他们的读者订量是几十万），所以暗自有些“忍辱负重”地就答应了连载。
《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已经在杂志社的要求下修改了两编给他们，修改的时候我借机算是回顾了一下最初的工作。半个小时前我写信给这位主编，其中大致有这样一些话：由于我自己也一直在学习与收集研究资料，许多看法也在不断修改之中，给过去的这些已经够你们使用半年的了，希望必需时再与我联系修改以后的部分。不想一次修改完，否则会闹得不断向你们要回稿子再修改，那样就太麻烦你们了。
我第一次感到2年前的文字给我的震撼。它们是那样地“牵强附会”，简直像高难度的踩高跷，也像高空飞人一线度的奇景险象，真让我自己大大“友邦惊诧”了一回。
我自己的研究一直是向前向前、再向前。前面说过些什么，我很少回头看。昨天因为查资料翻看上个月刚刚出版的“第四期”《锁定红海》，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就几乎完全忘记了其中的许多文字竟然是我的结论。再之前的就忘记得更加彻底。我的记忆力在最近几年里迅速退化，这些不利也是促使我速度加快的原因之一？
不过《三星堆文化大猜想》的修改过程使我面对诸多批评与攻击的怨气时心态大大改变。假如读者阅读这本书而抱怨我、批评我，完全可以理解。假如我不是这本书的作者，而是一个读者，我的批评恐怕也会极其尖锐。这是我最直接的一个体会。
在此我应该格外感谢一下第一本书的编辑曹红举先生。他是世界上最有包容力的人，没有他这个系列就不可能出现。作为一个正统出身的历史学者，在社科院工作他应该比一般人更有学术规范意识，但是他说，这本书显示了一个体系已经可以自圆其说，达到了可以讨论的层面，应该推出去让社会了解和讨论。这其中没有金钱交易，也没有熟人面子关系，是一种纯粹的科学探讨精神在做支撑。并且，事先他们就知道这样的书一般是不会挣钱的，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这样的行为让我自己都很惊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内还是有一些比较纯粹的知识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有锐意创新的态度，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接纳并保护了我的研究萌芽，在此真诚表示感谢。当然我也很感激肯为第一本书写序的金元浦教授。他们比我更需要勇气和胆略。
借这个机会我也想顺便说说第三本《历史也疯狂》的责编。至今我只与这位责编见过一次面。他是一位经历丰富、沉稳老练的历史学博士。他与第一本书的责编一样，用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我的文字与我的身份。他们的结论是一致的，认为这个研究不能马上下结论，但无疑我的体系值得推出去让社会广泛讨论。他与我的深谈使我感受到一个学人的心胸与视野，认识到这门学科的问题可能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他对我的稿件进行了认真的校对与修改，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说服我彻底拿掉了几篇我对这项研究的文化评论性文章，使得这本书更集中于专业的价值。
从这些出版过程中的支持，以及其他一些支持鼓励我的开明文化学者，一方面给了我继续探索的勇气。另一方面，又使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刚开始并不想承担的责任感。比如朱大可先生与江晓原先生的关注，都使我获益匪浅。
我算个文化人
大家读我文字的时候应该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只有明白了这个前提才好对我的研究下一个合适的结论。总体看来我应该是个现在流行的“文化人”。据说没专业的写字人都可以称为“文化人”。那我确实不是学者，但我算个文化人。
文化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导文化潮流，他们不必是专家学者，但前提是这些人应该有敏锐的洞察力与一定的人文修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有意义的开拓必然会引来络绎不绝的后来者。
每个时代都有大批文化人，并且文化人中既有文化大师，也有像我这样的浅薄文化小兵。想通了这些，我这“文化人”渐渐做得心安理得起来。只是我这文化人多了一个考古的“业余爱好”罢了。北大教授李零正号召大家“把业余做成专业、把专业做成业余”，任何口号或民谣其实都是一个时代的总结。我也算是赶上了一个时髦，偶尔很是为此时髦得意。
认真说，我在过去的2年里基本上做的就是一种文化呼吁工作，离“专业”尚远。无论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文化人的呼吁最终都不能取代学者的批评与定论——当然我更多期待着国际评价与定论。我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同源”说这一专业，所以谁来评价我还得看我是否买账呢！私下我与朋友吹牛说，假如说别的我就不懂了，设若是讲“同源说”恐怕我是中国现存唯一的“专家”了。
我之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呼吁还在于许多其他相关的认识。我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许多人在跃跃欲试地谈中国的“文化复兴”，但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必须是在中国的文化源流得到清理之后的“复兴”。现在谈“复兴”连基础条件都不具备。太多的中国人抱着陈旧的理念希望在旧的基础之上建立一座高不可及的摩天大楼。无论那些奢望是否最终可行，首先我认为把基础打好是必须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从史前史研究这一块起就是极不牢靠的。史前史研究既是一块中国现代化的试金石，也是中国现代文明的第一块敲门砖，假如这块基础是不健全的，后面的“文化”建设就无从谈起。
作为一个文化人，我当然不能只是呼喊空洞口号，所以我开始收集史前资料，并在这个过程中具体阐述我的思路与设想。截至目前，我认为我的这些工作——文化呼吁和收集资料——做得还行，并且许多猜想也被越来越多的证据逐步证实。这个话题以及这个体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认可我提出的假设。
至此我的目标工作已经基本达到，以后可以不必那么“浮躁”了，以后出“刊”速度确实可以考虑放缓。过去的5本书已经构筑起了基本框架，第一阶段的研究已经完成。
过去的两年时间，我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得到过广泛的激烈批评，也收到过许多温暖的支持与包容。这是我这一生中最有收获的两年时间，谨此感谢所有真诚批评和支持过我的同行与朋友。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