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存勖执政期间，文职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在李存勖执政期间，其文职系统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郭崇韬和冯道，他们都是李存勖一手提拔起来的。
郭崇韬出道非常晚，李存勖当晋王9年后，他才由孟知祥推荐成为中门使。
中门使这种身份，大约就相当于李存勖的机要秘书，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职务，中央政府的所有决策、政策制订，他们都会全程参与，而且拥有重要的发言权、建议权。
机要秘书的这种权力，比通常意义上的宰相权力更大，如果宰相不能兼任这种权力，那他就是一个执行部门的主管罢了。
许多人常常有一种错觉，那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宰相拥有实权，而那些官至极品的三公没有实权。
其实呢，通常意义上的宰相，只是执行部门的主管，而官至极品的三公级人物，几乎都是决策部门的参与者，前者哪能与后者相比呢？
通常意义上的宰相管理众多部门展开工作，负责大量的具体事务，人们自然会感觉，他位高权重。
官至极品的三公呢？什么具体工作也不负责，只是坐在上面，和皇帝坐而论道，人们自然容易感觉他们只是虚职。
问题是，坐而论道的权力，才是最大的权力，因为人家坐在那里，一言一行都可以决定政策变化，可以决定重大人事变动。
从这层意义上，通常意义上的宰相只是总经理，可坐而论道的三公，却是董事会的重要成员。
当然了，在许多时候，类似的决策权力常常是皇帝与太监、秘书行使的。
正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所以许多时候太监、秘书的权力，都比通常意义上的宰相权力大。
太监、秘书拥有这种权力，常常都可以凌驾于宰相之上，地位尊荣官至极品的三公，拥有这种权力更不用说了。
基于元老重臣的角度，皇帝有事，就应该和他们商量；换而言之，他们应该一直留在决策圈中。
问题是，基于皇帝的角度，如果元老重臣拥有这种权力，他们就会拥有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权力。所以皇帝有事时，通常都是会找秘书、太监商量的。
当然了，这种玩法有些臭名昭著，所以科举制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熟。
皇帝重用秘书、太监、伶人是昏庸的表现，皇帝重用各种文曲星下凡的文化人，总不能也说他昏庸吧？
总的来说，参与决策的权力，才是最顶级的权力。而中央集权的加强，就是渐渐把军方大佬，都逼出这个圈子。于是军方大佬渐渐沦为了纯粹的打工仔。
后来，宋代军人都表现的非常忠心，并不是因为宋代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也不是因为宋代皇帝走了狗屎运，所以总会遇到忠心的将领，而是因为在文职官员的牢牢控制下，军人势力哪能翻出花呢？
这种转变，从人们朴素的政治观点去看，实在是卸磨杀驴的行为，更是瞎胡闹的行为。
因为基于人们朴素的思维习惯，帝国权力中枢应该始终以军方大佬为主。但是很不幸，中央集权的过程，就是不断把军方大佬排挤出决策层的过程。
在后唐时代，虽然文职系统渐渐崛起，但是因为军方势力影响巨大，所以帝国突然有意无意地变成了双头格局。
郭崇韬在李存勖当晋王9年后，才由孟知祥的引荐进入权力中枢，并且很快成为举足轻重的权力者，说得刻薄点，这就是标准的政治暴发户。
按理说，郭崇韬资历这样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根基，而且完全是李存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是不可能拥有和李存勖分庭抗礼的地位。
但表现在外的事实却是，郭崇韬始终能和李存勖分庭抗礼，而且表现在外一直就是权倾朝野。
这是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军方势力为了制约李存勖，所以就希望建立双头格局，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自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支持郭崇韬与李存勖分庭抗礼。
关键是，郭崇韬也愿意扮演这个角色，所以很快就拥有了与李存勖分庭抗礼的地位。因为在这种背景下，郭崇韬的权力基础，就不再是完全源于李存勖了。
郭崇韬拥有这种地位，就不再单纯以李存勖的机要秘书身份出现，而是以与李存勖分庭抗礼的大哥身份出现。
这种力量对抗皇权时，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用各种大道理压皇帝，用传统规则压皇帝。
总而言之，皇帝不能亲近小人，不能发展宫廷力量；再总而言之，不能怀疑元老重臣，应该给他们最大的信任。
当然了，更会明里暗里支持各种人和宫廷力量对抗：太监伶人没有几个好东西，我们绝不应该轻易向太监伶人低头，我们应该坚决抵制他们的祸国殃民的行为；我们绝不能照搬梁朝亡国的政策，因为处处压制军人力量，最后它肯定会导致亡国的。
这种说词，从冠冕堂皇的角度去说，说服力是非常大的。问题是，基于隐秘的政治博弈原则，它显然会束缚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手脚。
皇帝不能滥用钱财，每一笔钱财，都得有具体的合理的用途，都得到到财政系统的审批。皇帝绕开财政系统审批，滥花每一笔银子，也是昏庸的表现。
这样一折腾，皇帝的权力在什么地方呢？
李存勖给伶人、女人花钱，郭崇韬用大道理压他，李存勖也就认了。
问题是，李存勖宴请立功将士，郭崇韬也认为开销太大，所以希望李存勖削减一下名单。李存勖当时就火了，我请有功将士吃几顿好饭，也得你批准，关键是，你还想压缩我这种开销？你也管得太宽了吧！如果是这样，还让我当晋王干什么呢？你们来当晋王好了。
李存勖统一北方后，想盖间大房子，郭崇韬又给他讲大道理。
这种事，从前一个皇帝就说过，一个老百姓有点积蓄，还想换套好的房子住呢？我贵为皇帝，换套房子，应该不为过吧？李存勖大约也是这样想的。
大唐开国后，大唐皇帝想再盖几间房，有人就说了。隋帝国的宫殿已够宏大了、奢侈了，甚至而言，隋帝国就是因此灭亡了。我们住着他们的房子，就应该感觉诚惶诚恐了，现在还想扩建，还想粉饰，我们这是想干什么？
从大道理上讲，理是这么个理。但从实际去看，这就叫扯淡；不要说别人了，就是李世民也会认为，这就叫扯淡。因为你们家有点钱，还会重新装修房子，我有点钱，凭什么不能重新装修一下房子？
总的来说，文职官员一旦背后有强大的力量支持，就可以用大道理压皇帝了，就可以用制度压皇帝了。皇帝对此，常常是有苦说不出来。
郭崇韬以这种身份出现，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等于他依靠下面的力量，与李存勖公然分庭抗礼。
当郭崇韬拥有这种身份后，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了。因为他放弃这种地位，李存勖收拾他时，那就如同吃盘菜一样简单；但是他继续保持这种地位，与李存勖的矛盾就会越来越难以调和。
表面上，郭崇韬与李存勖一直针锋相对，是因为郭崇韬刚直不阿。实际上，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权力基础并不是源于李存勖，而且担负着大家要求他制约李存勖的重任。
郭崇韬拥有这种地位，相当于坐在了风口浪尖上，虽然风光，但是一个闪失，就会被拍扁在沙滩上。
后来李嗣源的首席大佬安重诲，与郭崇韬的地位惊人的相似，结局也惊人的相似，都是可以与皇帝分庭抗礼，而且经常与皇帝针锋相对，最后都是死于非命了。
而且，在安重诲死后，五代双头格局的时代就算结束了。
后来的冯道屹立不倒，也隐然有双头政治的意味，但是这种特征显然不再明显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冯道的权力显然不是某个皇帝赋予的，所以不管换多少皇帝，冯道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大佬。
翻开那个时代的历史，真是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冯道。皇帝如走马灯一样地换，冯道则永远是帝国最重要的执政官之一。
虽然皇帝看到冯道这种人，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伙就是个有奶就是娘的主，但是也必须得尊重冯道的地位。关键是，不能得到冯道的支持，他这个皇帝估计也坐不稳。
冯道出道的时间，其实也很晚了。当然了，比郭崇韬要早很多。
郭崇韬是李存勖当晋王9年后，才进入权力中枢的。冯道则在李存勖当晋王4年后，就在张承业的推荐下，进入了权力中枢。
但是我们必须得知道，后唐帝国的元老重臣，比李存勖资历老的人多的去了，事实上李存勖在后唐帝国都是一个晚字辈。冯道、郭崇韬都是李存勖当晋王多年后，才进入权力中枢，他们的资历有多浅，我们可想而知。
关键是，他们都是以李存勖机要秘书的身份起家，而且并没有什么军事履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根，却渐渐成为那个时代最举足轻重的权力者。
因为冯道并不是野心勃勃的人，所以冯道在李存勖时代的影响力，远不能与郭崇韬相比。当然了，正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冯道比郭崇韬的后劲要大的多。
冯道在后来的政治舞台上，也很少站在最前面；总的来说，冯道只是一个以柔制刚的太极高手，回看五代历史，谁也得承认冯道才是最牛的人物，但是站在每个具体的时段去看，冯道也不是排在最前面的。
最简单而言，李存勖时代的郭崇韬比他牛多了，李嗣源时代的安重诲比他牛多了；后晋时代桑维翰比他牛多了；甚至汉、周时代坐在最前台，锋芒毕露的人，看起来也比冯道牛多了。
问题是，那些排在前面锋芒毕露的文职首脑呢？好像还真没有善终的。最简单而言，李存勖时代的郭崇韬，死于非命了；李嗣源时代的安重诲死于非命了；石敬瑭时代的桑维翰也死于非命了；刘知远时代的苏逢吉也死于非命了。而冯道一直风光到了后周，直到柴世宗上位后才寿终正寝了。
冯道的身份是书记官，这种身份更像李存勖的机要秘书。
因为冯道在李存勖时代，以更纯粹的机要秘书身份出现，所以他的地位很容易低估。机要秘书的权力，那是可大可小，说小，也就是一个秘书，说大，常常就是皇帝的替身。
他时刻在皇帝身边，皇帝制订政策、进行决策、起草文件时，他都会参与，如果他得到皇帝的信任，那权力之大，就是宰相也得对他退让三分。
总的来说，在李存勖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文职官员的地位越来越高。
但是，不经意中竟然出现了双头格局。因为军人集团在对抗李存勖时，自然而然地会通过支持文职官员首脑的方式，削弱皇帝的权力。
在这种背景下，郭崇韬那种与李存勖分庭抗礼的文职首脑开始出现；当然了，冯道那种政坛不倒翁也开始出现了。
郭崇韬、冯道的权力表面上是源于李存勖的给予，实际上是源于军方大佬的各种支持、合作；或是源于文职系统本身的力量。
这对一心加强中央集权的李存勖而言，显然是一种比较尴尬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李存勖难免会沿着加强宫廷政治的方向，不断倒行逆施，虽然一度表现的非常成功，但是反弹的力量也实在太过强大，最后终于让李存勖无法承受了。
加强宫廷力量，就等于李存勖不愿意承认帝国是皇帝、军方大佬、文职首脑们共有的帝国。而一心要把帝国变成他们家的帝国，总而言之，皇帝的奴仆、亲信（太监、伶人）、老婆一心要凌驾于军方大佬、文职首脑之上。
这是不是有点干得太绝了？皇帝一心加强中央集权，试图用文臣制约军方大佬，这个军方大佬已退一步，表示接受了。皇帝一心咄咄逼人，试图加强宫廷力量的方式控制大家，是可忍孰不可忍？
问题是，军方大佬在接受文职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事实时，通过各种形式支持文职首脑，于是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变成了不伦不类的双头格局。
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帝国变成了双头格局，皇帝怎么能接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