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荒诞——评谌容的两篇小说
原创肖旭
【关键词】谌容 作品题材 减去十岁 献上一束夜来香 荒诞品格
【文章摘要】《减去十年》写了一个荒诞的故事，《献上一束夜来香》写出了生活中可怕的荒诞。“减去十岁”是不可能的，纯属荒唐之事，可以说是谌容的虚构和想象，其价值在于这个由虚构来创造出的一个个奇特的人物，一个个牵动人心的故事以及生命的种种崭新感觉或体验。《献上一束夜来香》写了人对人的一种压抑、扭曲。李寿川的灵魂深处埋藏着对温馨，对静谧、对美的渴求，但被淹没在“人言”之中，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也遭到了贬抑。这两篇小说的表现手法，与西方现代派中的“荒诞派”、“意识流”、“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等作品似乎有着惊人的相似，但究其内涵，二者在思想背景、心理基础上又有很大差异。谌容是“人到中年”时才蜚声文坛的，也正是到了中年以后，她对生活才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近几年，她对现实更加关注，作品题材的现实性、时代性更强了。无论是“对于农民特殊感情”，还是对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关注，以及对社会积弊的揭露，其作品“都触及社会生活中人们极为关注的最为牵动人心的重大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教程》)这里有对社会问题的描写，也有对各种心态的揭示。在艺术表现方面，她也有新的探索和发展，在“一幅幅人间喜剧中，有笑也有泪，有鲜花也有荆棘，虽以喜剧为其基调，饱含幽默、讽刺、诙谐和讥诮，但也包合着正剧的严肃冷竣和悲剧的苦涩沉重。”（同上）她还根据国情和所要表达的社会问题的需要，结合民族传统特点，把一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简称“西方现代派”)的技法作为参考、借鉴，发展和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它沿着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又向前迈出了自己的一大步。短篇小说《减去十岁》(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二期)，和中篇小说《献上一束夜来香》(发表于《花城》1987年第一期)，就是带有荒诞品格的两篇优秀佳作。这是谌容探索开拓小说创作新路的又一尝试。(—) 《减去十年》写的是一个“小道消息”：“听说”中国年龄研究会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又开了三个月的专业会议，起草了一个文件：“文革”十年所耽误的时间，应该减去。文件“已送上去了，马上就要批下来。”年龄能减去吗，时间能倒流吗？听者竟不管什么荒唐不荒唐，怪诞不怪诞。消息像旋风似的卷了过来，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在三个家庭和一个大龄女子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些不同身份和不同年龄的人物中间，为能“减去十岁”激起了不同的振奋和愿望，甚而不是滋味的不安。64岁的老局长季文耀，因年龄过线，必须退下来，正在愁眉苦脸，听说要减去十岁，重新燃起了“老骥”“暮年”之火，“这回要好好干它一场”。59岁的老伴盘算着，“减去十岁才49岁，还可工作六年。”也嚷嚷要“回机关好好干。”49岁的工程师张明明是已敲定了的局长接班人，他为能补回十年时间，一切都可重新开始而高兴，但又为局长不退下来而有点遗憾，喜忧甜苦说不清楚，“不知是什么滋味”。39岁的一般干部郑镇海惧“内”想离婚，妻子月娟只想穿衣打扮，赶上时髦，“减去十岁”，正迎合着她的心愿。29岁的女干部林素芳，是个大龄青年，“减去十岁”，再不为婚姻而烦恼，还可以上大学深造。这些在职当官的、做事的都称心如意了，可离退休的同志不干了，他们要求回原单位工作；十八、九岁的青工不干了，好容易有了工作，“再上小学，没门”；幼儿园的娃娃们也不干了，“减去十岁”，“我们回哪?”结尾大家都来“找文件”，与开头相照应，“原来全是一场空。”（萨特语）这就是《减去十岁》荒诞梦呓般的奇闻。 减去十岁虽不可能，纯属荒唐无稽之谈，可在现实人们意识中，引起了种种欲念。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欲念有合理成分，但又不能不为他们的要求之卑微、浅薄、琐屑而感到心酸，不能不为他们的以假当真，如醉如痴的设计、安排、打算而感到可笑。因为那“艰难的十年”本身就是历史性的真实的怪诞的十年；可要讨还那十年宝贵的时光，却只能是荒诞的愿望。减去十岁，为什么会在人们(各个层次)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因为生命、人生价值、道德价值时时在敲打着人们的心窝，提醒着人们怎样对待那失去的十年，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找回那十年。正是在这对待、寻找中，真实地反映出十年浩劫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巨大创伤，人们之所以对减去十年津津乐道，拍手称快，完全是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痛心疾首，正如小说中季文耀所说：“‘文化大革命’夺去了我十年青春。十年，十年哪，能干多少事情？白白地浪费了，只留下一头白发，一身疾病。这个损失，谁来补偿？这个苦果，凭什么要我来吞咽？还我青春，还我十年。”这呼声，这心愿，当是共同的，凡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恐怕都有切肤之感。可以说这是特定环境中所产生的荒诞故事，可它却是生活的真实反映。 如果说《减去十年》是在荒诞的故事中写出了生活的真实，那么《献上一束夜来香》则是在真实的故事中演出了生活中可怕的荒唐。58岁的机关干部李寿川，一辈子没什么欲望、需求，生活单调，除了上班就是买菜，从家到机关，两点成一线。他没有主体意识，完全是个“客体”，“客客气气地接受各项任务”；他又是个“受体”——“受气包”。在机关是沈处长的部下，替处长写文件，“处长叫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叫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在家里是他老婆的手、脚，“他做着他老婆指令他做的一切，指到哪儿干到哪儿。”像这样一位与事无争，与人无论，“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一心扑在工作上的老同志”，却因主体意识的复苏，人性返璞，忽发奇想，花二元钱买了一束夜来香花，并送给了新分到机关的女大学生齐文文，而招来横天大祸，“一个女大学生跟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的桃色新闻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很快传遍了机关上下。“广角镜”朱喜芬的“演义”越演越烈，“老头儿，单腿下跪，给她献了一束夜来香，……”；“夜来香奇案”版本越来越多，同事诽谤，处长训诫，大会不点名的批评，李寿川被罩在这张“人言大网下”。他精神瘫了，身体垮了，一病卧床不起，只几个星期，人枯瘦如柴，气息奄奄。最后齐文文到医院给老李献上一束夜来香，紧扣题目。 老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一行泪无声地滴在那洁白的夜来香上。”只有这最后一束夜来香才是“献上”的，它展示人有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欲念，并“一生爱好的是天然”。 通过买花、送花、献花，展示、讽刺了某一机关的众生相，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人物的复杂心态，甚至是“变态”。“广角镜”朱喜芬的无聊、浅薄、卑鄙庸俗及变态心理；“罗胖子”的无所事事，遁世思想；沈处长的居心不良、龌龊心理和下流行为；齐文文的美丽善良。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新词大诠”郭非，既是个被嘲讽者，又是个新名词传递者。作者对他既有褒也有贬。至于李寿川，原本无所为，从小受“无欲”教育已根深蒂固，已无个人欲念。作者对他这方面是持讽刺态度的；但对老李心理状态的变化，对“美的本能的追求”、“健康人性的复归”、“审美意识的觉醒”则是肯定赞扬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本是合情合理的，不应有非议之举，何况老李本来也是“有欲念、有喜爱、有追求、有情趣、有爱、有恨、有悲、有喜、有鲜花，也有眼泪”的七情六欲俱全的人，只不过正常人性被压抑、遏制了，是特定生活环境铸成了他矛盾的性格，是传统观念、封建礼教和性膨胀的小市民意识、习惯势力戕害了他，是十年浩劫的流毒侵蚀损害了他。李寿川这一懦弱性格的形成是真实的，是畸形环境挤压出来的变态心理。因为他是“有意无意把自己囿于一个时代气氛浅薄的老井之中，整个大气层中多种多样的元素统统无法入内与之交流融会。”(二) 我们带着冷静，甚至同情、爱怜之心，深入研究作品中那些痛苦心灵、变态表现，会发现谌容这两篇小说的表现手法，与西方现代派中的“荒诞派”、“意识流”、“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等作品似乎有着惊人的相似，但究其内涵，二者在思想背景、心理基础上又有很大差异。《减去十年》写了一个荒诞的故事，《献上一束夜来香》写出了生活中可怕的荒诞。西方现代派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荒诞不经的”，“人活着就是一场梦”，“人的生存毫无意义”，等等。这里虽然都涉及到了“荒诞”，但其实质是有别的，西方现代派“对荒诞世界的展示与嘲弄，是建立在他们对世界、对人类命运的悲观认识的基础上的。”(李秀龙《新时期探索实验小说沦》)既然世界荒诞不可知，人类悲剧命运不可逆转，现实又荒谬无稽，社会又不可思议，所以他们就用“反传统”、“反文学”的办法来揭露世界，面对人生。有的用悲观绝望、颓废沮丧的态度来对待人生；有的则不甘沉伦直面荒诞。通过对荒诞世界的揶揄、嘲讽来寄托精神满足和平衡。这对攻击怀疑资本主义社会传统价值观念而言还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但由于世界观、思想方法的局限，则往往是以偏概全，只揭其皮未触其质。而“中国人对世界，对人类却远没有那样悲观绝望，他们的心灵也远非处于绝对荒诞，绝对悲观的绝望中。他们对‘荒诞’有着被自己的生存环境所赋予的特殊内涵”。（同上）“减去十岁”是不可能的，纯属荒唐之事，可以说是谌容的虚构和想象，其价值在于这个由虚构来创造出的一个个奇特的人物，一个个牵动人心的故事以及生命的种种崭新感觉或体验。《献上一束夜来香》写了人对人的一种压抑、扭曲。李寿川的灵魂深处埋藏着对温馨，对静谧、对美的渴求，但被淹没在“人言”之中，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也遭到了贬抑。李寿川心灵上承受着巨大的苦痛，这种精神上的摧残不是由什么外在事件或某一生活变迁所致，而完全是来自他生存环境的周围，来自“人言”。谌容正是在他们生存的环境中发现了这种荒诞。她所感受到的荒诞，不是来自整个人类，也不是来自生命本身，而是来自“文革”这个特定的生活环境，是十年浩劫的扭曲、窒息了人的精神价值和精神创造力；是十年浩劫给民族历史造成巨大伤害；是十年浩劫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市侩、虚伪、做作不正之气并侵蚀和包围着独立精神、至尊人格。这种“荒诞”是“文革”造成的社会混乱、矛盾、危机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表现了知识分子对这种现实的厌恶，不满情绪。随着“文革”的结束，流毒影响的逐渐铲除、消失，它已失去了价值参考，而一种执着坚定的价值观，一种对生命、对精神、对世界的真实信念便随之产生。“减去十年”究竟减去的是什么，追回的是什么，补偿的又是什么？这个荒诞故事赋予人们这样一个人生哲理：时不再来，命无再生，人往高处走，只能向前看，历史车轮不会倒转，不能在悲观绝望中徘徊，更不要在悔恨、怨忿和幻想中渡日；正确的态度，应是振奋精神，积极进取，努力摆正、找出自己在新生活中的位置，从我做起，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透过荒诞、嘲讽、迷惘，我们会感到谌容那种创造精神在奔涌，会感到谌容那对真正的人生观、对平等独立人格的执着追求，会感到谌容那颗真诚、善良、充满温暖和挚爱的心在热烈跳动。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对待人生、面对世界的态度。这同西方现代派一些作家的思想、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谌容对自己笔下人物精神痛苦——精神价值的毁灭，是深表同情、非常珍视的。她不仅写李寿川与苦难、与命运抗争，还着重写了李寿川要给世界带去一点温馨——夜来香。正是在这给世界带去一点温馨的同时，他自己心中也“躁动着一股不熄的火焰”，“不可遏制的热能”。正是通过这种对美的追求，才会真正领悟到人在世上的真实价值。李寿川对美的渴望虽然被毁灭了，但作者还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丑恶的“市民意识”撕破给人看，将社会积弊、封建余毒、现实生活中的可怕荒唐之事充分暴露在读者面前，构成了一幕幕生活悲喜剧。可以说《减去十年》是含泪的笑，《献上一束夜来香》是病态的苦笑。这是一组既可笑又可悲的人物。李寿川的悲剧性既不是命运，也不是性格所致，而是更为严重的一种社会势力，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无欲”和丑恶的“市民意识”把一个原本忠厚的老实人的精神彻底戕害了。它所反映的是悲剧冲突的实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恩格斯《致斐·拉萨尔》）李寿川的合理要求、爱美之心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有旧“势力”在阻挠着。正像安娜·卡列林娜实现不了个性解放要求，杜十娘跳不出“火坑”一样。我们说李寿川的“一把花儿神叨叨的”，三个家庭为减去十岁的苦心经营虽带有闹剧色彩，但这根本不是寻开心，而是接近悲剧了。这一悲剧并不是附着在喜剧之上的，而是两者熔为一炉，浑然一体。最惹人发笑、发狂的片断，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谌容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像一般悲剧那样浓烈，那样慷慨悲歌，而是一把辛酸、悲怆的哀怨之情，正如鲁迅说得那样“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是含泪的喜剧，是中国式的荒诞小说。 西方现代派主张非理性，是反理性主义，完全否定艺术的一切理性内容和社会教育作用，把艺术降低为最单纯的感性活动的美学观点，其哲学基础是主张唯心主义，思想方法则是 形而上学。而谌容的具有荒诞品格的小说，则把指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严肃的生活哲理与荒诞不经的思想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寓教于乐，寓真实于荒诞，寓理智于虚幻。“减去十岁”，是睁着眼睛说梦。就其经营白日梦而言，颇似西方现代派扭曲地变形地反映现实。但它并不是非理性、潜意识的随心所欲的再现，凭直觉重直观轻理性；而是在清醒意识推动下的有理智的表现，重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在假中有真，虚中有实，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在梦幻与现实的结合中去思索、认识世界，再创造世界。并“从中关照人的生存、精神、命运，重铸和镀亮我们民族自我”。(韩少功《文学的根》)谌容正是怀着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心情描述了这些在荒诞氛围中活动着的人们。虽然用了荒诞夸张的手法，但写人与压迫他的环境斗争，并不写人与自身的兽性斗，不是被性本能和潜意识所征服、所支配。如李寿川所感受到的“人言可畏”的种种压迫，虽似西方现代派，但作者并未满足于对人们复杂心态肤浅的具像化再现，而是努力将自己对生活的深刻哲理性思考以及内心体验溶进作品之中，道出生活哲理、真谛。在改革开放时代，在新旧思想文化意识的尖锐斗争中，李寿川不仅精神垮了，身体也垮了，然而作品却启示我们，“伴随新时代而来的主体意识的复苏，价值观念的更新，以及人们对美的追求，都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像李寿川的买花、送花事件虽带偶然性但却给人以真实感，因为这种偶然性所表现的内容符合生活规律，揭示出了事物的某些本质；小说虽是假的，但却能给人以真实感，在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条件下是有可能发生的。西方现代派也讲“真实”，但他们对真实性的理解与我们是不同的。首先，观察真实的角度不同。谌容笔下的主人公不是个人主义者，而萨特的《可尊敬的妓女》中的女主人公莉齐，《死无葬身之地》中英勇不屈的游击队员，都是为自己的“真实”人，他们是戴着个人主义有色眼镜去观察真实的。他们认为真实只存在于梦境和幻想之中，崇尚内心真实，认为主观的真实是艺术家唯一的真实，所以他们要想方设法深入到人的潜意识中去探索发现“深在的真实”——世界真实、生命真实。他们反对现实主义，实际是一种唯心主义创作思想。其次，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谌容笔下的三个家庭成员的思想行为，包括李寿川的买花、送花行动都是受理性控制的，而像加缪的《局外人》莫尔索则是无意识开枪打死了人，萨特的《墙》写人的意识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严冬流大汗，小便失禁等，“这个身体已经不再属于我了”。而李寿川的意识还不是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再次，创作原则不同。西方现代派认为“真实”就是“复杂”，“它们是片面地、专门地向坏的方面、阴暗的方面、混乱的方面，非理性的方面‘复杂’。”(陈慧：《西方现代派简论》)应当承认用这种方法去描写剖析资产阶级人物，无政府主义者的心理是有“真实性”的，用来描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则有严重局限。说到底西方现代派反映现实不是全面的，没有触及到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没有揭示出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往往以偏概全，明明是一部分不满现实又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的处境和苦闷，非要说成是“人类普遍弱点”（卡夫卡语）。 谌容坚持现实义创作原则与借鉴西方现代派创作经验手法相结合，去探索、发现、创造、把握一种更有价值的真实——现实的本质，比现实更集中、更带普遍性。“建立一种自己的理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的文化观念，并在描述人类行为和人类历史时……，体现出一种普遍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观念。”(郑万隆：《我的根》)就拿意识流而言，谌容是把意识流作为基本手法来用的，“不可能像西方‘意识流’小说家那样，沿着心理时间线索去探索，展示人自身那个深邃、无序的潜识世界，任那感觉、意念、幻象自由的飘流。”（李秀龙：《新时期探索实验小说论》）如小说第八节“常态变体”写朱喜芬与沈处长的一段谈话，则用的是传统的白描手法与意识流手法的结合，两个人说的基本上是一码事，朱喜芬反映情况滔滔不绝，引用原话加“引号”，沈处长听汇报想入非非，用的是意识流动；一个是个人欲念的发泄，“不把人骂成婊子，就不足以显示出自己的贞洁。”一个是心怀鬼胎心居叵测的灰色心理的剖白，真是“在一色调的谈话表象里，能有逸出常态的变体出现。”言简意赅，两个人物活跃在纸上。可以说是“中国化的意识流。”谌容等一批作家的有益尝试，引进的不光是西方现代派的技巧、形式，还引进了由西方现代派引领而进的整个西方现代文化精神，“它给予曾经生长于封闭、僵化的时代环境中的中国作家以不小的冲击，使其在认识世界与人类、民族与自我，生命与精神等方面产生了一种比较先前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眼光和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一种新的感知世界、表现生命的方式。”（同上）可以这样说，谌容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某些手法，态度是谨慎、认真、严肃的，模仿搬用的是成功的，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她利用的是荒诞派的形式、手法，而表现的则是中国的真实。她自己谦逊地说：“我虽爱花，却不能养花……尤其糟糕的是，我吸烟，经常把室内弄得乌烟瘴气，创造不出花儿需要的气氛——”可怎能又说于她，对花，爱，不爱？然而，她的每部作品，都吐露着她心灵的花朵、时代的光辉。文/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