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头猎杀“白先生”
取笑别人写白字有一种危险，那就是自己有时也难免犯同样的错误，要是有人叫你撒泡尿照一照，就会无地自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现在“白先生”越来越多，这些“白先生”像讨厌的苍蝇出现在报纸、电视和电影屏幕上。电台在这方面比较占便宜，却容易念错字。现在大家都在网上浏览各种信息，“白先生”更是变得“八方招摇、风头无两”。
当过编辑的人都知道，校对过去被称做“校雠“，“雠”与“仇”同音同义，把错别字当成冤家仇人一样。它又叫”捉字虱”。俗话说，虱多不咬，如张爱玲所说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蚤子”。“白先生”这么多，大家都习以为常。不过还是有一些时候感到不舒服，比如看到街头广告、招牌或宣传牌上的白字，就像苏东坡遇到不顺眼的事物，“如蝇在食，吐之乃快”。
有一天我冒出个念头，看看在平时经常走的路上能发现多少“白先生”。我像一个猎人，睁大眼睛，东张西望，用一种在别人看来十分无聊的样子，寻找着“猎物”。我给自己定下规矩，只“猎杀”那些公认的、一眼看上去“身份确凿”的对象，标点符号或者对与错缠夹不清的且放过它们。
我才走了不到10分钟，就发现了一个“白先生”，它藏在一个“唤颜养发美容会所”的门头，有模有样，仪态万方地招呼着过往的客人。尽管它排在头里，但如果不注意很容易溜掉。这个“改头换面”的“唤”字无疑是错的，它应该是“焕”，焕然一新的“焕”。
惊喜接踵而来，从养发美容会所过去不远，又有一个香喷喷的家伙从一家“大漠碳烤羊腿”的门口冲出来。本地没有烤羊腿，老板不知道是不是内蒙古或新疆人。这个“碳烤”是从台湾漂洋过海来的吗？烧烤用的应该是木头烧出来的木炭，白居易有一首著名长诗《卖炭翁》，死得重于泰山的张思德生前就是烧炭的，而“碳”是随着化学元素出现而新造的字。
这些“白先生”比较喜欢藏身在这种“私人领地”，有的扮相很靓，但主人其实并不在意，生意好坏与它无关，哪个来消费的客人会在乎招牌或广告上有一个白字呢？它们像捡来的流浪狗一样，自由自在。真要与它们较劲，我可能得累死。
这样一想，我加快步伐，转移阵地，转入了北海大道金癸市场往东的非机动车道，我看到一片“开阔地”——一块“打传十个一律”的宣传牌。我兴奋得摩拳擦掌，我知道这么大一个地儿，如果没有“猎物”，那就“简直了”。果然，我粗粗扫了一眼，就发现两个“白先生”缩在一堆字里：一个是“聚集”化身变成“聚焦”，一个是“账户”乔装成“帐户”，我砰砰两枪把它们打出了“翔”。
但这并不是这一趟最大的收获。我的“射击技术”并不好，虽然受过训练，对付一般的“猎物”没问题，但一些伪装得巧妙的家伙往往会溜掉。从西南大道折回湖南南路，沿着看守所外墙的人行道走过，无意中抬头看了一眼，我不禁笑了起来。我居然看到了一串“外来物种”。它们个头虽不大，但实在太显眼了，躲在这么“高大上”的地方。不知道是否因为到了异国他乡，没有什么顾忌。
我持的是中国造的“霰弹枪”，不是进口的洋枪，英语基本上还给老师了，但“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翻成 “all are equal to life”也实在太搞了，而把“公正有信”翻成“justice have a letter”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不知道是否从《英汉小词典》里找来拼到了一块。但怎么就没有人发现不对劲呢？让它们跑到宣传“核心价值观”的阵地上来？我没有回头察看“敬业”是怎么翻的，有没有“猎物”藏在那儿——补充一句，那块墙上的宣传栏现在已经换上新的了。
汉字是象形文字，最早可以溯源到占卜用的甲骨文，使文字带上了一种神秘色彩。中国人有对文字“认真”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是“文字崇拜”。随着文化普及，特别是大量扫除文盲，一个善果是让更多人掌握了知识，但另一个结果则是文字被拉下了神坛，人们对它失去了原先的虔诚与恭敬。尽管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有“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号召，但人们似乎对错别字越来越不以为意。
对有文字洁癖的人来说，这些屡见不鲜的街头“白先生”，简直就是所谓的“眼中钉、肉中刺”，让人像得了“强迫症”。尽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有“地方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管理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的规定，如果城市公共场所的设施和招牌、广告用字违反规定，“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并督促其限期改正”，但好像从来没有人祭起过这一法律的武器，使得这部法律成为最为孱弱的一部法，荒唐到一些开发商为了营造土豪气派，生造出所谓的“钜献”也听之任之。
一个人有没有文化，“腹有诗书气自华”，能从其谈吐、仪表、思维及行为方式“上感受得到。外人评价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化，也主要靠观感，如建筑、雕塑、城市环境、文化活动、媒体、人的言行，等等。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诚哉斯言。同样，一个城市如果“白先生”充斥，起码看上去让人感觉不到像是很有文化的样子。从这个角度，出手管一管“白先生”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