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红山文化的兴衰历程 ——《仪式圣地的兴衰：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评介

十三年后的2017年，我们看到的这本专著是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University）考古系的中国留学生李新伟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订并增加不少新资料的中文版。阅读过程中令我不禁回忆起那些年在澳大利亚工作时和中国留学生们教学相长的难忘岁月，而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发展问题则是和李新伟聊天的主要话题。他思路敏捷，举一反三，经常有新的灵感出现，这些思想火花都显现在本书的章节中。

博士研究生往往都是雄心勃勃的，要在自己的论文中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揭示前人没有发现的真谛，而李新伟便是其中之一。他的论文命题是要描述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四千年中复杂社会的兴衰过程，分析社会政治结构、生计模式和意识形态，揭示社会变化的动力，并解释衰落的原因。这些都是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涉及有关复杂社会发生、发展的人类学理论，更重要的是掌握必要的方法将零散的原始材料整理成可以检验理论框架的数据，同时还要兼顾人文的哲理和科学的实证。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诠释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他用“三个怪圈”来概括。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利用西方人类学理论，他虽然基本倾向于采用过程考古学传统的进化论及其相关理论来解释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但并不拘泥于单一的理论体系，因此广泛涉及酋邦、国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讨论。第三是如何梳理和分析庞杂的考古资料，他运用研究聚落考古的多种分析方法来剖析从家户、村落到地域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结构。这些方法包括区域性全覆盖式田野调查，使用量化方法分析遗址等级关系，并且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区域性的遗址分布、人口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以及村落内部社会阶层的出现等问题。可以说，这些理论和方法在本书中的运用，相当成功地再现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的历史进程。

红山文化的兴衰是一个考古界长期以来十分关注的问题，是本书分析的重点，包括多学科知识的运用，也是论述最深入的部分。李新伟从玉器的形制出发，结合中国古代宇宙观的核心因素，复原玉器所负载的思想内涵。张光直先生用“相互作用圈”解释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广大地区出现文化相似性的观点显然对李新伟研究红山文化的性质有重要启发。他将不同地区某些类似的玉器形制与酋邦社会中酋长的政治功能联系起来，认为文化交往的内容包括不同地区的上层人物之间交换有关宇宙秩序的知识，是获取政治地位的手段。因此给予相互作用圈这一较抽象的文化概念以具体的物质、精神以及人类行为的内容。这些都是颇有新意的分析方法，对以往研究考古学文化交流时采用的概念性或文学性语言解说的传统是一个重要突破。

李新伟对于红山文化衰落的解释不是将气候变化和考古学文化兴衰作简单对应，而是探究人类在环境压力下的应对措施以及因此产生的后果。由此进一步揭示红山社会上层阶级所采取的是一种超自然的政治决策方式，无助于应对长期而日趋严重的环境恶化。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红山文化晚期爆发式的宗教礼仪活动的出现，以及相关的大型公共建筑的流行和大量玉器的制作。在干旱气候的威胁下，红山文化先民的应对方式显然并没有超出求神拜祖一类的宗教仪式。

当然，本书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来计算红山文化聚落人口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分析方法，但是在运算前如何确定所需的变量并不容易。例如作者假设红山文化是以粟作为主的农业社会，因此对聚落所需土地的计算是根据粟的产量。但红山文化是否所有地区都是以粟作农业为主，这其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浮选结果来看，兴隆沟和魏家窝铺遗址中红山文化地层出土的粟黍遗存都非常少，白音长汗遗址中红山文化的磨盘、磨棒上的残留物中有多种块根及禾本科植物，但粟黍比例极低。而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不同遗址的人骨具有不同的碳四植物比值。这些结果说明红山文化分布区域的聚落之间存在生计形态方面的差异，不完全是以粟作农业为主，而采集野生植物在一些地区可能还很重要。因此，如何分析红山人的生计模式和土地利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今的中国考古学，几乎每天都有新资料和新分析手段产生，也使我们必须经常重新审查以往的结论。我们对辽西地区史前社会的认识也会不断改变，但不论从理论建树还是材料分析方面来看，这部专著都可称为是研究一个地区史前文化演进过程的优秀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