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次打工经历

——《我们69届》（8）

1974年6月，高中毕业。

在家赋闲。那一段日子苦闷难熬。

夏天，去了河南平顶山大姐家，住了两个来月。

冬天，去了河南滑县二姐家，住了一个冬季。

其余时间闲得无聊，决定找临时工干，也就是今天的打工。当时的用工制度就只有正式工和临时工两种形式。临时工的工资按天计发，多数是每天1.25元。

第一份工作是到白云山附近的一个工地筛土。印象中是山土，粗细不匀，我们筛完后，把细的送往工地，粗的就地处理。每天迎着朝阳去，披着晚霞归。开始打工挣钱的兴奋与出力干活的单调乏味交织在一起，心情是复杂、矛盾的。干这活的是四个人：一个是阿姨辈的，连云港东海口音，带着我们干，还有两个同龄女孩，只记得其中一个长得有比较俊俏，另一个长相和说话都极其平庸。很自然地，我就和“俊俏女孩”套近乎，想多说几句话。谁料“俊俏女孩”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根本不把我看在眼里，说话尖刻，嘲弄挖苦，优越感特强。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接近一个女孩而受挫。但是这一次的经历，强化了我的自卑，同时也激发了我的自尊，对我后来和女孩相处影响非常大，和漂亮女性在一起，我总是自卑自尊自信杂糅并存。

除了闷头干活外，我不再搭理“几分姿色”。休息时就对着山林唱歌，内心苦闷异常。

大约干了一两个月，工地结束，不用筛土了，我也就再次“待业”了。

第二份工作是到父亲厂里的锅炉房干临时工。父亲所在的橡胶厂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父亲常常带我去厂里，我自己以及和伙伴们也常去厂里玩。再加上父亲那时教我打算盘、记账，对厂里的工艺流程捻熟于心（会计要反映生产经营业务的全过程）。后来我所以考了会计学校，学了会计专业，正是因为那时候父亲就多次给我讲过“增减记账法”、“借贷记账法”以及资金来源、资金占用等会计基础知识。

锅炉房是给全厂提供动力的地方，是个要害部门。我和另一个男孩要做的工作是，把锅炉里出的炉渣拉倒指定地点倒掉，然后再从厂里的煤场往锅炉房拉煤。换句话说就是，负责给锅炉提供“吃”的，然后把它的“排泄物”清运走。

和我搭班的那小子是二中的学生（后来才知道，他是我后来的铁哥们魏良和的同班同学），干活的风格和我很不相同。我喜欢把炉渣清运干净，把煤拉足，然后可以休息放松一段时间。那小子干活不太肯出力，总是到炉渣不拉不行了，煤不运不行了，才懒懒地起身，刚拉了几趟，就说歇歇再干。两个人拉平车，一个架着把，一个在后面推，如果两个人都出力，就会觉得很轻松，因此很难说架车把和推车的哪个更累。我都是先让那小子挑选，反正干什么我都是实打实地出力。有时我架车把时，明显地感觉到后面“给力”不大，但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多使一把劲也就过去了。

当班的师傅都认识我父亲，对我格外友好，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反过来说，我也问心无愧，干活无可挑剔，就是想批评我都难。父亲在厂里干过食堂会计，食堂的师傅也都认识我，上夜班去买饭，食堂的师傅总是给我多打一点菜。如果是鸡蛋汤，我的鸡蛋汤里的鸡蛋花会比别人的多些。休息时，当班的师傅就给我们讲故事。有一个姓王的师傅特别会讲故事，各种民间传说、笑话，总也讲不完。跟王师傅一个班干，一点不觉得累，上大夜班也不觉得困。王师傅讲几个笑话，就把我们的疲劳驱赶得一干二净。

王师傅不讲故事或是不和王师傅一个班时，干一阵子活后，我就躺在连椅（可以坐四五个人的那种长长的带靠背的木头椅子）上和衣而睡，伴随着锅炉震耳的轰鸣声，我居然每次都能香甜地睡一觉，可见工人阶级是不存在失眠困扰的。

平生第一次上中班夜班，总觉得自己非常辛苦。那时已学会了抽烟，只是不敢在父亲面前抽。母亲知道我抽烟，更知道我没钱买，常常在我上中班夜班出门时，偷偷塞给我一包烟。

记得第一次下中班，子时时分踏着夜幕回家，大街上灯光昏暗，进了顺河街大院漆黑一片，虽然说不上害怕，但却感到非常孤独。我满以为家人会为我留好饭，等着我下班呢，走到后院，看见我家的门窗也是黑的，一股怨气油然而生。记得第二天我就向母亲抱怨：干了一个中班回家，也没有人等我，连灯光也没有，真让我心凉。从那以后，凡是我下中班，要么母亲给等我回家给我热饭，要么给我留着灯光和剩饭。其实，吃饭不吃饭都是无所谓的，只要看见家里的灯光，自己就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两次打工的钱，都悉数交给了母亲。想到自己这些钱能让母亲补贴家用，心里非常高兴。

有了这两次干临时工的经历，学会了使用铁锹、抓钩、拉平车等技能，后来下放到农场，老师傅都说“小刘干活是那么回事！看他拿铁锨的架势，就知道不是生手。”这当然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