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滋养中国人心灵的源头活水？——从孔、孟、荀等人的阐述讲起

仁，出现在孔子之前，由孔子赋予全新的内涵而成为儒家“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问道德，后由孟子、荀子等人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发挥，使其深入中国人的精神深处，滋养了无数人中国人的心灵世界。

仁， 其核心含义是“广泛地爱人”，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内容，既适用于一个人，也适用于一个集体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

攀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爱人。”

子张问孔子：“怎样才能成为有仁德的人？”孔子说：“能实行这五项，就是有仁德了。”子张继续问：“请问是哪五项呢？”孔子回答：“稳重、宽厚、守信、勤敏、施惠。恭敬稳重，就不会受到侮慢；宽厚慈祥，就能够得到众人拥护；诚实守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勤奋聪敏，就能够获得成功；广施恩惠，就能够更好地领导别人。”

颜渊问孔子：“老师，怎样才能达到仁？”孔子回答：“克制自己，使言行符合'礼’的要求，就是仁。”

颜渊又问：“老师，请问实行仁的要点有哪些？”

孔子回答：“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礼”是长期形成的，为大家所认同并遵守的一整套礼仪规则。

另外一位学生仲弓也向孔子请教关于“仁”的道理。孔子教导：“自己不愿意做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为国家办事不会有怨恨的情绪，处理家事也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学生司马牛生性急躁，很喜欢夸夸其谈，他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有针对性地说：“仁者，说话必须要慎重。”

有一次，孔子不无深意地对学生曾子说：“曾参呀，我所主张的'仁道’，是由一个根本的宗旨贯彻始终的。”曾子会意地说：“是的。”孔子走出去以后，别的学生问曾子：“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曾子回答：“老师主张的'仁道’，不过是'忠恕之道’而已。”也就是说，孔子认为，行'忠恕’就是行“仁”。

讲起“仁”来，孔子显然百谈不厌，能以此为中心，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谈出人生的道理来。

《论语·里仁》中，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不能够长久过穷困的生活，也无法长久过安乐的生活。有仁德的人能够安心于仁德之道，有智慧的人则可以运用仁德。”“一个人如果立志实行仁德，那么，他就不会去做坏事了。”“财富与地位，是人们所想望的，然而，如果不是用正当的方式得到的，君子不会接受。贫穷与卑贱，是人们所厌恶的，然而，如果不是用正当的方式摆脱，君子也是不会实行的。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可能有君子之名呢？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日常起居，还是最紧迫最流离困顿的时候，君子都要按照仁德的标准要求自己。”

《论语·子路》中，孔子则说：“内心刚毅坚忍、外表言行木讷的人，与'仁’非常接近。”

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又强调“仁”的重要性，说：“一个人如果不仁，那么，即使'礼’'乐’非常重要，又有什么用呢！”

此外，《论语》中“泛爱众而亲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样的句子，都是孔子关于“仁”的话题。在他的阐述与实践中，“仁”首先惠及了他的学生弟子，然后由其三千弟子传播到四面八方，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践行“仁”的人，为人处事就有了内心的准则，也总是受到周围人的尊敬，“仁”于是成为中国人修养的源头活水。

孟子像

孟子继孔子之后，全方位论述“仁”的思想并予以发展，并从提倡个人修养扩展到着重提倡“仁政”，谋求以“仁”来治理国家、造福人民。

孟子生活在暴政横行战乱不断的时代，他总希望通过对统治者的劝导，使统治者施行对百姓有益的政策，以救百姓于水火，进而达到天下太平。“仁”是他的哲学理念，“仁政”是他的政治追求，二者紧密相连。

孟子与梁惠王有一段对话。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统治魏国以来，东边败给了齐国，我的大儿子也牺牲了。西边与秦国作战，也屡战屡败，被迫将七百里土地割让给秦国。南边还要受到楚国的侮辱。我感到耻辱，希望能为死者洗刷此恨。老先生，您认为怎样才可做到呢？”

孟子回答：“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实行仁政而使天下归附。王如果对老百姓施行仁政，减轻刑罚，降低赋税，让百姓深耕细作、及时锄草；年轻人一有闲暇，就修养自己的品德，能够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忠实守信。在家孝顺父母，在外服从上级，如此，即便他们只用木棍做武器，也能够抗击秦国、楚国的尖甲利器。”

孟子又说：“别的国家施行暴政，妨碍了百姓正常的生产，致使他们无法通过耕作来奉养父母。父母被冻着、饿着，兄弟妻子纷纷离散，这样的国家，如果王去讨伐，哪一国会是王的对手呢？所以说；'仁者无敌’。王就不要疑虑了！”

孟子还在许多场合提到“仁”。他说：“仁”就是“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天时、地利、人和，三种成功的基本要素中，人和是最重要的。虽然有不施行仁政能得到一个国家的情况，却没见过不施行仁政而得到天下的。

归结起来，孟子的“仁”与“仁政”，不外乎以“善”与“爱”对待一切，由自我推及旁人，由小我推及大我，由个人推及国家。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此治理天下，则天下尽在掌握之中。

对孔子“仁”学有所发展的是，孟子不仅像孔子一样阐述了“仁”是什么，而且他还探究了“仁”的来源。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公孙丑上》）他认为人性天生就是“善”的，是“仁”产生的源头。他还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同样，从一个人的善良天性推广到治理国家，就是要以仁爱为本。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强调社会秩序、等级关系，但孟子有其革命性的突破。他认为，通过个人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人人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圣人。孟子更大胆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他看来，人民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国王没有仁德，不以圣道为人民谋福利，他的政权就难以长久，人民起来杀掉他也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民本思想自然会受到大众的喜欢，如此一来，“仁”的观念更容易由上层知识层普及到万众心中，孟子功不可没。

荀子像

荀子继孟子之后继续提倡“仁”，但他却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孟子所说的“仁之端”，他不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善的，相反，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是后天形成的。

《荀子·性恶》以很长的篇幅论述人性本恶的道理，其中很有针对性地这样提到：“孟子说：'人之所以能够学习，是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我说：这是不对的。这是没有真正认识人的本性，而且没有了解到本性与人为之间的区别。人的本性是自然生成的，不可能通过学习而获得，也不可能通过后天人为的努力而得到。礼义是圣人制定的，是人们通过学习而能够获得的，是人们通过后天的努力而可以成就的。不是通过学习得到的，也不是通过人为的努力得到的，而是自然生成的，叫作本性；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成就的，叫作人为。这就是本性与人为的区别。……人的本性，饿了就想吃饱，冷了就想暖和，累了就想休息。但现在的人在饿了的情况下，如果看见长辈而不敢先吃饭，那是为了表示谦让；如果累了却不敢要求休息，那是为了代替长辈进行劳动。儿子礼让父亲，弟弟谦让兄长，儿子代替父亲干活，弟弟代替兄长劳动，这些行为都是违反人的本性和背离人的情欲的。然而这却是孝子必须遵守的原则，是礼义的规章制度。如果顺从人的本性，就不会有谦让的行为。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恶’是十分清楚了，而'善’则是后天人为形成的。”由人性本恶出发，荀子更强调后天的学习，更重视环境、教育对人的影响，所以，他更提倡“衔辔之制”、“鞭策之威”、“造父之驭”，呼吁世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

荀子比之于孟子，实际上是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论述了“仁”的重要性。就像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一样，并不因二者的不同而使文学失去色彩。相反，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并存，是文学多彩魅力的不竭源泉。也可以这样讲，孟子思想是“仁学”中的理想主义，而荀子思想则是“仁学”中的现实主义。

荀子之后，“仁”的思想又在一代代思想家的继承与发扬中得到新的发展。汉代大儒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把“仁”与“智”结合起来讲，对“仁”进行了发挥。

宋代大儒程颢（1032—1085）则将“仁”与天地万物混为一体，加入了新的内容。

晚清思想家谭嗣同（1865—1898）有感于国家病弱的现实，积极宣扬变法维新，探求变法的理论根据。他所撰之《仁学》，吸收了宋儒“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汲取了佛学、西学的一些哲学思想，混淆了物质与精神的界限，将当时假设的“以太”媒介传导的性质完全归结为“仁”，认为“仁是天地万物之源”，由此宣传“仁”心、慈悲心，宣传资产阶级平等、自由、民主思想。这显然又赋予“仁”以新的时代特色了。

那么，到了当下的时代，是否还需要从古时传下来的“仁”呢？当然需要，读者诸君不妨常体察一下自己的内心，在这个大数据的全球化时代，表面上大家都能随时获得很多的知识，比古人有更多便利条件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可是，如果你的心太浮躁了、没有根了，你还有多少幸福可言？而返回头来，重新体察、了解、力行这“仁”，飘摇不定的心灵也许还会稳定起来，充盈起来……这便有了方向，有了修养，方能自度度人，成就这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