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百岁溯往》谈到姚奠中先生——答《山西日报》记者问
徐补生（山西日报编辑部主任）：我是在尔雅书店看到《百岁溯往》这本书的，有一种惊喜的感觉。写这本书前您认识姚奠中先生吗？为什么要采访他并写成一本书？
张建安：之前并不认识姚先生，只是读过他的文章，看过关于他的一些视频，觉得他学问、人品都非常好，而且是颇有传奇色彩的百岁学者，这样就想多了解一些。了解得多一些以后，就觉得姚先生不仅是诗书画印四绝的艺术大师，更是全面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的国学大家。
在学问上，姚先生走的是通儒之路。他的国学功底很深，以文字学、音韵学等小学为基础，由经学而诸子学说，融通孔孟、老庄的思想，打通文史哲，又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达到“道通为一”“逍遥自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现在的很多学者，都是越走越专，很难全面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应该向姚先生学习。
姚先生讲学问有个特点，能将复杂的问题说得简单明了，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感悟通透，并告知你一些方法和途径，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比如“宏观辨方向，微观察现实。纵向看发展，横向比差距”，这二十个字对我就很有启发。意思就是：只有宏观地看待问题，将思路放宽，才可以辨别清楚长远的方向。如果方向错了，无论一个社会还是一个人，都很难成功。但光有宏观也是不行的，你知道一个大方向，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走，但走的路途中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这就不应有好高骛远的态度，而应该脚踏实地，仔细观察，解决眼前问题，所以称之为“微观察现实”。怎样才能看清自己是发展了还是退步了，那就要从“纵”的角度去看，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所以称为“纵向看发展”。但只从“古今”看“发展”还不够，还要“中外”对比，要和周围的人与事对比，这样才能从现实中找到差距，实现进步。
在为人上，姚先生走的是大儒之路。他的人生经历是与他的学问修养紧密相连的，他知行合一，志向高远，以用世为归，无论遭遇多困难的处境，都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又始终将个人与国家结合起来，胸怀天下，与孔子以来的“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儒精神一脉相承，这样就使他心中总是有底气，不浮躁，不贪图小便宜，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最终成就德艺双馨、长寿美满的辉煌人生，受到世人仰慕。他的人生与学问，都能启发世人如何不急功近利地做人处事，如何顺应自然地走好人生路，也能给我们现在的社会提供很多营养。
像姚先生这样的人，可谓国之瑰宝，人世楷模。他的影响力绝不应该局限在某一个省或某几个地区，而应该让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华人都了解、都熟悉他的学问道德，从而获得教益。而他所秉承的顺应自然的国学之道，可以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不少危机和问题。当我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就很想采访姚先生，也想写这么一本书。
徐补生：请您谈谈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经过好吗？
张建安：这是我在2012年11月21日在北京开往太原的火车上所写的日记，可以了解到采访姚先生之前的情景：“现在是上午8:49，再过三分钟列车就要开车了，这是去太原的D2005动车，我去山西大学采访姚奠中老人。这是我第一次专为采访一人而去别的城市。本月初，我将周有光口述、我采写的《百岁忆往》寄给陈巨锁先生，同时还多寄一本，请陈先生代转姚先生，并在信中希陈先生代为联系，看能否采访姚先生。我并不知道姚先生的身体状况，生怕这件事无法实现。没想到很顺利。很快，陈先生来电告我，姚老已同意接受采访，并告诉我姚老的学生李星元的电话。李星元是山西大学的教授，我马上和他联系，处理完手头的一些事，于前天定下行程，并阅读和观看了一些关于姚先生的书和视频，今天即赶往太原。”由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我对这件事的重视和急迫之情。在采访姚先生之前，我就在北京买了姚奠中、刘毓庆合著的《国学对话录》，还有刘锁祥编著的《学人书家姚奠中》，认真阅读，考虑如何采访姚先生。当时我正在给中央电视台写纪录片，又抓紧时间写完一集，以便尽快采访姚先生。对于这件事，我很有使命感和紧迫感。所以，在火车上，我一方面书写着姚先生的诗句：“纵目重峦似海潮，黄河一线夕阳娇；风雷万里撼山动，始觉危峰脚底高。”感慨姚先生胸襟之大，令人钦佩。另一方面，也不免担忧自己能否采访好，能否因此写一本书。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到山西大学的。没想到，见到姚先生的第一次，他健康的身体，清晰的思路，对问题的回答，很快让我感到此行不虚。而且看得出，姚先生的女儿姚力芸老师对我也是欢迎的。这就坚定了我的信心。我在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住了五天，专为一件事，就是采访姚先生。每次采访的时间并不能很长，李星元老师和姚先生的家人送我一些姚先生的著作，我便回到住处继续翻阅，同时开始了《百岁溯往》的写作。从山西回到北京，我继续全力以赴地撰写此书，两个月左右就完成了。然后将电子稿发给姚力芸老师，由姚先生本人亲自过目，不当之处再加以改正，这样书稿就定了下来。因为我与北京三联书店的罗少强编辑事先已有约定，所以书稿很快进入出版流程，最终以精装书的面目出现在读者眼前。
徐补生：这之前山西作家王东满已写了《姚奠中传》，您这本书是姚先生的自述，两者有何不同？
张建安：《姚奠中传》是传记，作者是王东满先生，是站在旁人的角度来写姚先生。《百岁溯往》是口述作品，作者是姚奠中先生和我，是姚先生对自己的人生来做回顾。这两种题材本来就不同，所以写作风格等很多方面都不一样。比如说，王东满先生可以赞誉姚先生。这样的文字当然不可能出现在《百岁溯往》的正文中。《姚奠中传》中可以有大量的书面语，《百岁溯往》中则尽量避免。同时，读者和研究者的眼光也会不一样，读《百岁溯往》，读的是姚先生自己讲述的故事，可信度当然是最高的。
口述作品是口述者和采写者共同完成的，所以采写者的写作思路和风格也与作品密切相关。在《百岁溯往》中，我采取的是简短的行文，全书字数不过5万字，却写了姚老长长的一百年岁月，还有他对学问的思考，对历史的评论等等。字数少，而事情多，这就务必要抓住关键问题和核心问题，这样做，容易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了解姚先生，得到启发。
相比之下，王东满先生的《姚奠中传》，洋洋洒洒数十万字，分上下两卷，可谓内容详实。如果读者希望多了解姚先生的事迹与学问，可以在阅读了《百岁溯往》之后再仔细读《姚奠中传》。
徐补生：从周有光先生到姚奠中先生，您接连写了两位百岁鸿儒，基于怎样的考虑？他们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
张建安：这个问题，我在《百岁溯往》的后记中有所陈述，认为这两位老人虽然道路不同，但同样是国之瑰宝。国人可以在他们的对比和互补中，更好地把握治学之路、为人之道，了解国学的深邃，了解人类发展的规律，看到人类文化的巅峰有何等壮美之景观，从而激励自己。所以，我还是想藉此机会请读者看一些“后记”中的文字：
与《百岁忆往》的口述者周有光先生一样，姚先生也已年过百岁，同样长寿，同样知识渊博，同样乐观，同样有大智慧，同样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每日读书看报，关注国事民生，始终保持独立思考，说真话，是知识分子的典范……
不过，同样经历过百年的沧桑，他们的经历却称得上截然不同。可以代表两种不同的方向。
周有光先生虽然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但很早就受到五四运动的熏陶；此后又上了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留学过日本，在美国工作过；先学经济学并从事经济工作，后转向语言文字学研究，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等著作；晚年退休后，更是鸟瞰世界文化，关注人类的前沿问题，从世界看中国，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影响深远。
姚奠中先生则从小喜欢书画，他虽然也深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砸过泥神，参加过学潮，但他更侧重于国学。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研究生，就像章先生一样，姚先生也认为国学与革命与科学并不矛盾，并身体力行。他办过国学讲习所，从事了一辈子与国学有关的教学工作，他也参加过游击队，在战乱年代四处漂泊，但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失骨气与气节；他写过《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对庄子有很深的研究，其诗、书、画、印均为上乘，被称为“四绝”。
不同的经历，必然使得两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
在我看来，周有光先生从世界看中国，探索人类发展规律，虽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更重视国际现代文化，更看重科学。
姚奠中先生则更侧重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认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很大，能够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现在科学发展迅猛，但科学和国学应该没有矛盾。科学发展不能代替国学。国学代表着中国的传统精神，中国的魂灵，中国几千年传下的灵魂。只有科学，没有国学是不行的。”
由于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他们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读者朋友可以自己在书中比较。
当然也有很多相同和相近的地方。登山的道路虽然不同，高峰却是相同的。两人同样攀越到文化的巅峰，于是便也看到许多共同的风景。例如，姚奠中先生重视国学，但同样认为：“时代在变，国学的有些东西是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是应该筛选的。对现代世界有用的才用。不筛选就是死的。”
徐补生：姚先生一辈子教书育人，自述中对如何做人多有宏论，对今天的教育也有评论，对此您有怎样的印象和感受？
张建安：姚先生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这是最令人钦佩的。我的祖父、父亲、兄长都是做了一辈子老师，我深知他们的甘苦，也深为他们自豪。教师是最令人尊敬的职业，教书育人也是最积功德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几乎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与老师密切相关，乃至于个人的幸福、国家的未来、人类的进步，其实都与老师相关。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职业呀。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太重视考试成绩和知识的灌输，而对品德修养和学问的引导则比较淡漠。或者说，即便有品德修养课，也只是刻板的教条，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考试成绩，并不能真正对学生起到作用。姚先生对此有很深的体会，他说：“解决教育的问题，一个是做人的问题，一个是知识的问题；一个是个人修养，一个是科学发展，要在这两方面同时发展。现在教育对做人这方面重视得很不够，甚至根本不重视个人修养。所以有些人说，看着他知识不少，地位也不低，但是做人做事很成问题。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把行为和知识，知行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知识在提高，个人素养和行为也要提高。”当然，他也提到了教育其他方面的内容，这里就不展开了。
至于我对姚先生的印象和感受，前面已经提到一些，现在我再讲讲见到他时的情形。一见到他时，首先感觉老人很健康，腰板挺直，可以自己行动，待人亲切，而回答问题能切中关键，该详则详该短则短，既有大家风范、独立思想，又很是平和有礼。他已是一百岁的老人，你和他告别时，他一定要站起来和你握手。有一次采访完毕，我和他女儿说了一会话，正好到了晚饭时分，老人从里屋出来，远远地就笑眯眯地招呼我一起吃饭，让人很是温暖。我当时因为有点咳嗽，就不好与他们共餐，但老人热情招手的神情永远印在了脑海。总之，无论从生活细节、待人接物还是教育学生、涵养学问，姚奠中先生都称得上一代师表，值得世人好好学习。
（张建安采访百岁姚奠中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