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奇人录：最不会讲课的沈从文

“不是课堂讲授的口才”

1939年6月27日，沈从文被国立西南联大正式聘请为国文学系副教授，月薪280元；1943年，沈从文被改聘为教授，月薪360元。

按理说，以一个只是小学毕业、完全靠着自学，能成为中国顶尖大学的教授，这样的人如果不会讲课，天下几个人会相信？

可是，沈从文确实称得上联大教授中最不会讲课的。

汪曾祺是沈从文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但他这样评论恩师的讲课：

说实在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看了《八骏图》，那位教创作的达士先生好象对上课很在行，学期开始之前，就已经定好了十二次演讲的内容，你会以为沈先生也是这样。事实上全不是那回事。他不像闻先生那样：长髯垂胸，双幕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样：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文章，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变，——他能听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学说得很像，可是自己讲话仍然是一口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跃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甚至他写文章时也是这样，有时真会离题万里，不知说到哪里去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管不住手中的笔”。他的许多小说，结构很均匀缜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笔的结果。他的思想的跳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文体上的灵活，对讲课可不利。（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施蛰存是沈从文的好友，但他对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不再当教授一事，毫不客气地评价：“如果仍在大学里教书，从文也不很合适，因为从文的口才，不是课堂讲授的口才。”（《滇云浦雨话从文》）

这些评价都是客观的。连沈从文自己也说过：“我在学校教书可以说完全失败。因为不会说话，无口才……”那么，沈从文是如何走上大学讲堂的呢？

‍

成为大学讲师的经过

1925年9月，沈从文前往松树胡同七号徐志摩家，拜访徐志摩。此前，沈从文因喜欢徐志摩的散文，通过信。这次见面相谈，二人结为好友。同年10月1日，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在当天发表的《我为什么来办  我想怎么办》一文中，徐志摩将沈从文与胡适、闻一多、郁达夫等人一起列为约稿作者。

1928年，沈从文结识了胡适，并受到胡适的赏识。

胡适

1929年，沈从文虽然已经称得上一个名作家了，出版了许多作品，但光靠稿费很难维持生活的，再加上出版商拖欠，使沈从文一家人常常处于困境。沈从文曾与别人一起办一《红黑》与《人间》月刊，但不久即因经营不善、资金不足，不得不停刊。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经常捂着流血的鼻子坚持写作，内心里充满了苦痛。

在当时的环境下，想当“自由撰稿人”或者“职业作家”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沈从文非常清楚：“当时还少有人听说做'职业作家’，即鲁迅也得靠做事才能维持生活。记得郁达夫在北大和师大教书，有一月得三十六元薪水，还算是幸运。”（《从文自传·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那么，除了写作，沈从文还可以做什么呢？

他也可以像郁达夫那样在大学里教书吗？这是沈从文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想的。在他看来，自己一个小学毕业的学生，怎么有资格在大学里教书呢。他压根没有想过。相反，他多次强烈地希望自己到大学里当一名学生，好好地进修。

徐志摩却一直有意为沈从文在大学里谋个教职，以解决沈的生活问题。在徐志摩眼中，沈从文有能力当好一名大学老师。

这次，徐志摩见到自己的朋友又陷入生活的困境当中，于是马上向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校长胡适写信，力荐沈从文到大学当老师

接着，沈从文本人也写信给胡适，表明自己的意愿：

适之先生：

昨为从文谋教书事，思之数日，果于学校方面不至于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其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亦难为情耳。从文意，在功课方面恐将来或只能给学生以趣味，不能给学生以多少知识，故范围较窄钱也不妨少点，且任何时学校感到从文无用时，不要从文也不甚要紧。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关于各教学方法，若能得先生为示一二，实为幸事。事情在学校方面无问题以后，从文想即过吴凇租屋，因此间住于家母病人极不宜，且贵，眼前两月即感束手也。

当时的社会，大学生虽然还少，不像现在这样。但到大学教书，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可望而不可求的，有着许多资历门槛。而对于沈从文来说，光是小学毕业这一条，就够他受了。

不过，按照当时教育部颁发的《大学教师资格条例》规定：“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位者，经大学之评议会议决，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这使沈从文有了一线希望。

这年8月，中国公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破格延聘沈从文为国文系讲师。

胡适之所以聘任沈从文，一方面虽然是看在徐志摩的面子上，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教育家，胡适正试图突破大学中文系呆滞的教学模式，他希望借沈从文的创作能力为中国公学中文系注入新鲜血液。这种思路可以从胡适后来在1934年2月14日的一篇日记中得到反映：

偶检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纹），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番草）、孙佳汛、刘宇等。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

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

沈从文被中国公学聘为讲师，主要课程是主讲大学一年级的“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

可是，他人生的第一堂讲课就让他和师生们终生难忘。

“他究竟说了什么？”

沈从文第一次上课的经历，是非常有“特色”的。对此，他在1942年曾有过描述：

记得是民国十七年秋天，徐志摩先生要我去一个私立大学（指中国公学）讲“现代中国小说”，上堂时，但见百十个人头在下面转动，我知道许多“脑子”也一定在同样转动。我心想：“和这些来看我讲演的人，我说些什么较好？”所以就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请你们让我休息十分钟吧。”我意思倒是咱们大家看看，比比谁看得深。我当然就在那里休息，实在说就是给大家欣赏我那个乱蓬蓬的头，那种狼狈神气。到末后，我开口了，一说就是两点钟。下课钟响后，走到长廊子上时，听到前面两个人说，“他究竟说些什么？”

1975年，沈从文又在一封信中回忆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第一堂就约有一点半钟不开口，上下相互在沉默中受窘。在勉强中说了约廿分钟空话，要同学不要做抄来抄去的'八股论文’，旧的考博学鸿辞，学王褒《圣主得贤臣论赋》无用，《汉高祖斩丁公论》也无用。新的什么用处也不多。求不做文抄公，第一学叙事，末尾还是用会叙事，才能谈写作……感谢这些对我充满好意和宽容的同学，居然不把我哄下讲台！”（《致阙名朋友》）

这件事发生在1929年9月初。沈从文在文坛已小有名气，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图书，学生们对他有种好奇心，没想到他上讲台后竟长时间一言不发，搞得大家莫名其妙。接着又写了“请你们让我休息十分钟吧”，更是让学生如坠五里雾中。而一旦开讲，则前词不搭后意，似乎很有学问，又似乎什么都讲不明白。

沈从文倒是在这堂课中有意外的收获。在他紧张得要命的时候，他发现台下人群中一双善良的眼睛，那是校花张兆和的眼睛。当时张兆和只有十八岁，沈从文爱上了她。后来不断写信，经过很多周折，使张兆和成为他一生的伴侣。

沈从文、张兆和

沈从文讲课的情形自然会反应到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那里。胡适非常宽容，说：“他讲成这样，学生们还听他讲课，这就是成功。”

此后，沈从文没再出现第一次讲课时的情形。但任教一年后，他还是给胡适写信：“一年来在中公不至为人赶走，无非先生原因。现在觉得教书又开始无自信了，所以决计在数日内仍迁上海，暑期也不敢教下去了。……我的性情同书本学问是永远不能连在一处的，不过这时也还想从新的生活中或者为了生活的方便，我将专学两年英文，作为自己将来看书用。”（见《沈从文年谱》P88）胡适不这么认为，继续鼓励和帮助沈从文，使他坚持下去。

他的结论是：“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胡适日记》）

‍

为什么会受到学生爱戴？

为什么连讲课都费劲的沈从文，却会受到学生爱戴？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的一个话题。

原来，沈从文深知自己不会讲课的缺点，所以想尽办法从别的地方补起来。他教给学生们各种写作技巧，教学生们尝试着以各种文体来写作，他也与同学们一起来写，互相交流。他最大的特点是，对学生的习作不厌其烦地进行批改，尽全力帮助他们进步。发现好的文章，他还会尽力帮他们发表。他热情地支持学生们创办《旭日》月刊。让他们把研究和创作的成果“都随时公开出来”，“一方面供给我们同志的观摩，一方面求教于当世的贤达”，这无疑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写作热情。沈从文完全融在学生当中，深得学生的爱戴。他的教学任务是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就这点而言，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这种教学方式不仅用在中国公学，而且一直坚持。

对此，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的感受是：

沈先生是那种“用手来思索”的人。他用笔写下的东西比用口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学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在学生的文章后面所写的评语。沈先生对学生的文章也改的，但改得不多，但是评语却写得很长，有时会比本文还长。这些评语有的是就那篇习作来谈的，也有的是由此说开去，谈到创作上某个问题。这实在是一些文学随笔，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

除了评语，沈先生还就学生这篇习作，挑一些与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别人的——中国的外国的，带来给学生看。因此，他来上课时都抱了一大堆书。……看看自己的习作，再看看别人的作品，比较吸收，收效很好。……

沈先生这种教写作的方法，到现在我还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倒希望现在的大学中文系教创作的老师也来试试这种方法。可惜愿意这样教的人不多；能够这样教的，也很少。（《我的老师沈从文》）

沈从文惜才爱才，见到学生中的好文章，他会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荐，想办法使其公开发表。他又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他的作品及人格，都成为学生们的楷模。

曾在西南联大经济学系读书的张友仁回忆：“在经济学系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中，本来没有沈从文先生的课程，我却慕名前往旁听过他讲授的几门课程。……教室里有一台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我们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男同学们有的不懂得向女同学让座，有的则是不好意思给女同学让座，她们不得不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这一行为在大学课堂中是前所未见的，也是以行动给我们这些不给女同学让座的男同学的一种无言的批评和教育。”（张友仁：《忆沈从文教授》）

就这样，沈从文成为学生们爱戴的人，听他讲课的人越来越多，包括旁听生；受他培养成才的人越来越多，他进入中国最优秀的教授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