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这篇 | 白军芳:送给乞丐的钱

送给乞丐的钱

白军芳

我在美国是大方的,但是,我在中国很不大方。我在美国的时候,每一星期都会施舍给乞丐们一些钱,但是,在中国,从来不。

我在中国变得很坏。

我在美国的时候,练习口语,经常在一家咖啡厅学习。我有的时候,要一杯咖啡,有的时候,什么都不要,一坐一整天,没有人陪我聊天的时候,我就看书,如果有人愿意,我就和他们说话。经常陪我的有6位老人。四位男士两位女士。他们年龄都很大。汤尼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里,思巴塞安还在经营一个运输小公司,希恩和女朋友同居,靠她养活,安德烈是一位接受家族遗产的艺术家,每天的工作是画画和雕塑。

在美国,如果你想找一位正常的家教,很贵,每一个小时80-100刀不等。我没有钱,但是又需要训练口语,就在咖啡厅等,希望有人可以陪我练习口语。我几乎每天都去,因为那里有免费的网络,免费的座椅,还有免费的白开水。渐渐地,咖啡厅的服务员都认识我。如果我偶尔要一杯咖啡,不用像其他人那样,被吆喝着,自己去吧台前端取,有专人会给我送过来,轻轻放在我旁边:“your coffee ,please.”

作为一个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我在那里几乎没有碰到过我的同学,只有一次碰到我的老师,他看见我很惊讶,对我说:“这家法国咖啡厅是很贵的,你可以到隔10米外的星巴克。”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这是一个价格贵的咖啡厅,只有有闲人才来泡。可是,这家的环境非常好,有我喜欢的深色的沙发,也有高背椅,桌子的颜色是木头的本色,深浅不一,但是,很高贵的样子。我拒绝离开。

从此后,我很少再买咖啡。

我在那里先认识了汤尼。他一脸的皱纹折叠着,皮肤是脸的两倍,但是,眼睛很明亮,眸子澄澈,褐色,晶莹,充满了火热的苗儿,他有一次过来,给我一杯咖啡,说想和我聊聊天,因为我愿意和人聊天,而且被人拒绝。

我被我的窘态被发现更窘。就放下书,开始聊。

他是意大利人,二战时期来到美国,参加过朝鲜战争,拿过奖章,现在靠政府的补贴养老。他的口音,有淡淡的意大利口音。

我相信,他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帅小伙儿。他没有结婚。至少,那个时候单身。

后来就是思巴塞安,他每周二和周五都会到这家咖啡厅。自从认识我,他总会给我带一家披萨店的披萨。——他大概觉看得出我很穷。

我曾经拒绝。但是,不久,我儿子从中国来,他就每一周给他带冰淇淋,巴斯罗宾的牌子。

他是一个很高大的老人。两颊的多余的皮肤耷拉下来,鼻子出奇地高,西班牙人的脸庞,前额和鬓角仍然是俊朗的线条。他有家庭。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但是,他们都结婚了,我一个人过。”他说这话的时候,会把手向外面推,似乎是在赶他们离开。

他已经72岁,仍然在经营一家运输公司,有5个工人。人手不够的时候,他自己仍然会驾着车送货。“你知道,”他挥着手说:“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跑,跑,跑,多自由。”

我能想象他自由奔跑的样子。

那个艺术家,安德烈,喜欢把自己做的作品给我看,还送给我几个小雕塑,他会很诚恳地叫我谈看法,然后,恭恭敬敬叫我“professor”.他知道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也知道我英语不行听不懂教授的课在加速练习英语。就带了一本翻译的《老子》,一句一句教我念,然后跟我谈感想,问我理解的对不对。我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老头念《老子》真是太合适了,那些“静”“无用”“博大”非常适合做口语练习消磨一个下午的光景。我费很大劲,要解释“超越”“升华”这些中国哲学的概念,非常艰难,可是,他仍然听不懂,仍然问。看见我急得红赤白赖的脸,他就突然纵声大笑,特别特别开心,我能够感觉到,能够逗一个哈佛大学“professor”捉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从心里来说,他的雕塑并不好。多是宗教题材,耶和华的面庞勾勒的也并不成比例,可是,我总是好心地夸奖他。是呀,对免费陪你学英语的雕塑家,你还不感激涕零?

有一天,我们谈起林肯,我背诵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只是短短的几个句子,一下子吓坏了他。他激动的叫起来,兴奋地把咖啡厅老板叫来,然后,叫我背诵给他们听。我流畅地背诵,他们鼓起掌来。咖啡厅经理叫服务员端来一块蛋糕,还和我握手,欢迎我来他的咖啡厅喝咖啡,每一周可以送给我一杯。

他们觉得一个中国人,能够背诵美国总统的演讲,很,很了不起。

我并不喜欢咖啡。我拒绝了。

后来,我去他们咖啡厅的时候,服务员们都朝我微笑。

每一个周二、周五,离开了咖啡厅,我就坐地铁回住处,总会给站在地铁口的乞丐一块钱,因为,那一天,思宾塞安会给我带披萨,我觉得,接受别人的恩施,最好也给别人(比我更穷的人)一些恩施才好。

有一天,汤尼告诉我,看见我给乞丐的钱,“你是这样善良,白,你还给乞丐钱。他们都是懒虫啊。”他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可是,我接受你们的帮助,我想给别人以帮助啊。”我说。

简尼是汤尼的情人。她有一双碧绿色的眼眸,白皙的皮肤,高鼻子,典型的欧罗巴人。她和汤尼同居的时候,有了另外的男朋友,和他怀孕了,就离开汤尼,和那个人结婚。但是,孩子生下来是个有残疾的,左手五个手指头连在一起。于是,那个男人离开了她。她为儿子做手术。手,好了,可是,他又患上精神病,现在22岁的他应该被送到医院去,可是她不愿意,害怕他遭受虐待,所以,还是她在照顾他。

前几天,她儿子打伤了她额头,仍然能够看到斑斑伤痕。

她每周三到咖啡厅来。她找了一个护工,每周三到家里照顾儿子,她就趁机到咖啡厅放松放松。汤尼说,她两年前得到父母亲的遗产,她有钱了,才过来喝咖啡的。

“你为什么不娶她呢?”当汤尼讲她的时候,我唐突地问。

汤尼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她只爱她儿子,哪怕他打她,她也不送他去医院,她是一个疯婆子!”

“疯婆子”见了我,总唠叨她儿子的病情。去了哪些医院,吃了那些药,病症如何控制,儿子如何打她……我很听不懂,因为她说话声音很小,而且有意大利音,都是些医学名字。她大约也不指望我听得懂,只自顾自说。

我发现,她说的时候,汤尼从来不答话,只静静听。

我也只静静听。

她说完三个小时,喝完咖啡,就赶紧离去,因为护工的时间也结束了。

“她就是个话篓子。”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汤尼轻轻说,一边摇头。

这个时候,他显得有点老态,有点难过。

我就要离开美国的时候,最后一周的周二,我到咖啡厅和老朋友告别。这个时候我的英语已经很不错了,先后到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做过学术交流,也翻译了一篇英文论文。那一天,思巴塞安来了,听说我要离开,有些难过,说:“白,我要送你一件礼品。你说说,你还缺什么?”我说我不要。

“白,你叫一个老头子送你一件礼物吧。我毕竟比你有钱。”他说。

——我并没有觉得,他爱上我了,或者另有企图。汤尼也说,你要求吧,一个老人的愿望。

我说,我需要一个行李箱。我回中国有一些书要带回去。

思巴塞安很快出去了。一会儿,他就用车拉过来一个行李箱。

咖啡店老板也出来了,他亲手给我端来了一杯咖啡,说是专门为我送行。

我喝完咖啡,和他们一一作别,思巴塞安开车送我回家。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美国。

回到中国的一段时间,我保留了给乞丐钱的习惯。因为我的收入高了,我的社会地位也高了,我觉得关心周围的穷人,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可是,有一天,我给了一对夫妇20元,希望他们能买一顿饭赶走饥饿的时候,被我们的领导看见了。“啊哈,我可逮住了!我才知道都是那些傻瓜在给这些骗子钱了!白教授,你不知道吗?这些人是骗子!他们家里面,都是三层高楼,他们还不满足,他们专门在咱学校门口讨钱,果然有你这样的傻瓜蛋给他们钱。哈哈,你这里,”他指指自己的脑子,“有问题。”

我立刻有一种衣服被扒下来的感觉。

甚至,有一次,在学校教师开会的时候,他调侃我:“你们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白教授,居然被校门口的两个乞丐,就是穿着很干净的那对夫妇,给骗了,她还给他们钱!你说说,一个教授,上这些骗子的当,是不是智商堪忧啊。”众位在场的老师们都哄堂大笑。

我又有一种当众被扒光衣服的羞耻感。

从此以后,我轻易不给乞丐钱。

后来,我儿子告诉我,思巴塞安赠给我的行李箱是路易威登的。“名牌啊,值人民币8000多呢!”

我突然被这句话打伤了,一种疼痛戳在心脏上。不是,不是的,不是这8000块的赠与,是我送给乞丐的20块钱,以及遭受的耻笑。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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