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权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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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官制度不仅是儒家,而是一种“内儒外法”的状态。

【每日一篇】

天下有道,无急患,则曰静,遽传不用。故曰:“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攻击不休,相守数年不已,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归。故曰:“戎马生于郊。”

——《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

对中国历史来说,法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

中国的文官制度不仅是儒家,而是一种“内儒外法”的状态。

如果只有儒表,则文官体系组织不起来,更无法落实。

《汉书》说,“法家者流,盖出自理官。”

法家思想源头,是可以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的。

而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则是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了封建化过程。

法家的政治口号是“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经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等的实践而发展。

他们相继在各国变法,让国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

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

战国末年的韩非子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系统发展了法家学说。

他将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不过韩非子运气不好,虽是韩国的王公贵族,他的学说却不被当时的韩王所采纳。

于是他在悲愤之下,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

后来,这些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政看完后,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

但韩非子在出使秦国时,没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一是因为口吃,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秦始皇的宰相,他的同班同学李斯等人的迫害。

李斯、姚贾等人找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罪名,韩非子入狱,并被毒死在秦狱中。

虽然在生前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韩非子将法家思想、学说进一步发展,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由于他的贡献,后人将他称为中国的马基雅维利。

实际上,韩非子比马基雅维利早了1700年。

韩非子所处的是大一统前夕的战国时代,他的理论对现在面临的挑战很有借鉴。

从根本上来说,他当时是试图说服领导者组织一个理性的架构来治理天下。

而不是单一的人群,不管他们是贵族、武士还是富豪。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69年诞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

其思想常被概括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名符其实的近代政治思想主要奠基人之一。

在中世纪后期政治思想家中,他第一个明显地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为政治学和法学开辟了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

他主张国家至上,将国家权力作为法的基础。

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是《君主论》,主要论述为君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条件和本领、应该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等。

从内容来看,韩非子所牵涉的问题和讨论的深度,远比《君子论》要广而深。

韩非子的体系,可以从“势”、“法”、“术”三个角度来进行简单了解。

首先是慎到的“势”。

慎到是战国时期赵国人,他的最大贡献是指明了政治运作里面有一个所谓形势。

形势顺、形势逆、形势治、形势乱,都可以造成很大的差别。

无论多有见解或者才华,如果没有相配的形势,就不能发挥能力。

他认为,形势决定了能力,势位高,能力就强,势位低,能力就弱。

所以领导者需要具备两个能力,一是可以多角度观察形势,而是顺势进行改造。

不仅要看到,而且还可以将形势引到他希望的最好的方向去。

等形势在那里之后,就可以对其进行掌握,这就是改造。

其次是商鞅的“法”。

大家都知道商鞅变法,其实商鞅不是编发,是造法。

他是从无到有,从没有制度到创出了制度出来。

商鞅所处的秦国是当时七国当中文化水平最低的,而所有七国都没有制度化结构。

所以,商鞅是在秦国创造除了第一个制度化结构、一套法令和一套管理体系。

这是从一个完全没有条例的情形下,制订出一套管理的制度和方法。

但商鞅后来自己成了祭品,葬送在严法之下,这也说明其中是有些问题的。

再者是申不害的“术”。

申不害是韩国的一个贤臣,奴隶出身,由于自身的学问和能力慢慢得到信任。

在当时,韩国是七国里最小、最弱的国家,但在申不害的手里,韩国政府变成了最有效率的政府。

申不害的术让他蒙冤几千年,说他只讲手段,只讲阴谋,只讲权术。

其实,他的术是讲一个国君要有一点权术。

这个权术里面包括国君个人的控制能力,和对群臣的观察。

最重要的是,他的术其实是技术的意思,更多的是管理的方法。

韩非子对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都有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二者不可偏废。

单单有法,没有执行的过程,法就是具文,是空洞的。

单单有术,没有法来加以规定,也没有法来加以管制,就变成了权术。

商鞅之于秦非常严格,法律规定犯法的人共犯连坐,赏罚分明。

但是这个情况到了后来没有一套人事管理制度保障,于是商鞅一天不在,一天没有好的贤相,秦国的法律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申不害不重法,因此韩国始终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解释权就变成个人的因素。

所以他无法形成一个大家遵守的法律的权威、法律的威信。

从而,也没有办法让韩国变成第一等的国家。

这就像两类企业。

一类是老板能力非常强,非常相信自己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一言堂。

这是无法让大家信服的,因为所有标准都在他一个人的心里,大家不知道尺度。

另一类则是另一个极端,所有规定都在手册上,手册又没人执行。

这样一来,手册就慢慢摆在一边,成为了摆设。

前者是申不害的方法,领导者本身是最后仲裁者,但最大的困难在于,他成为唯一仲裁者之后,法就没有权威了,全部是人治。

后者是商鞅的方法,商鞅的方法虽然有功必赏,但是非常呆板,没法变通,从而在人事管理上有非常大的缺失。

综上,韩非子提出,论势、论法、论术三者必须结合,才能让一个组织成为灵活的有机体。

而无论是国家、部落还是企业,都必须变成一个有机体。

只有这样,才能让组织本身得到最有效的运作,呈现出真正具备有机体精神的有生命的共同体。

▼ 灵活的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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