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能不能吸烟，财产权人说了算！

最近，在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加盟店，一名男性顾客在店内吸烟，被一名女性顾客制止，双方发生争执，最后警方介入。公司决定，“严格执行国家室内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的规定”，并处罚涉事加盟店5万元。

餐厅是公共场合吗？不是。判断一个场所是否属于公共场所，要看它财产权是否明晰，而不是看是不是谁都能用、人数多少。万达广场去的人很多，但它属于王健林；国营的图书馆门可罗雀，却属于“公共场合”。餐厅有明确的产权人，当然不是公共场合。

既然产权明晰，如何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就要看财产权人的意见。餐厅所有人有权选择目标消费群体，他可以禁止吸烟，你若吸烟，可以选择不去，非要在那里吸烟，人家可以请你出去。他当然也可以选择不禁烟，你不吸烟或者讨厌烟味，也可以选择不去。你选择去了，说明你愿意忍受烟味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以享受美食。他没有明示禁烟，顾客吸烟他也没有制止，就是允许吸烟的意思表示。

财产权是自由的堡垒，不是公权力应当涉足的领域。室内“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的法令，并不适用于财产权明晰的餐厅。

吸烟是不良嗜好，但是一个人有权伤害自己的身体，外人无权干预。在一个私人财产的领地，女士若真想制止，应当征求财产权人的意见。直接去制止，既不尊重吸烟者的财产权，也不尊重餐厅所有人的财产权。

若认为自己不吸烟，制止他人吸烟就是正义之举，那么她显然既不知道什么是公共场合，又不知道什么是“良法”和“恶法”，更不知道什么是正义和财产权。积极地配合执行国家的命令，似乎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并选择报警让公权力介入，这种人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奴隶的血液。

让我们反复重温米塞斯的箴言：“当代人有一种唯命是从的倾向，只要某事不合心愿，就指望上级颁布禁令。虽然他们并不完全赞同禁令的全部内容，但也乐于贯彻执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些事实表明，奴性意识根深蒂固。要想将奴仆意识转变成公民意识，需要人们进行长期的自我教育。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为其之不为，应该克服那种只要是他觉得不妥当事情就打电话报警的习惯”。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支持吸烟，更不要以为我支持那位男士对女士动粗。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支持性交易非罪化，并不等于支持性交易。

坦率地说，以上这些，都应该是常识。然而常识却必须被反复普及，否则就会被谬误吞噬。

为什么大部分餐厅都禁止吸烟呢？

这是财产权人基于利润动机的考量。如果他不禁烟，一方面容易造成火灾隐患，另一方面他必然会损失大量不吸烟、不喜欢烟味的顾客。这对他都是财产损失。因此选择禁烟，是理性计算的结果，这是自私的行动，然而却形成了减少吸烟、维护良好就餐环境的效果。

他当然可以率性而为，自己的财产自己说了算，只要他没有伤害他人，外人无话可说，但是市场的利润机制时刻在提醒他，他是不是没有考虑到他人的感受。正如罗伯特·墨菲指出的那样：“美好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并不只有赚钱这一项，金钱并不是万能的。然而，市场经济形成的货币价格，让人多一个心眼，当人们我行我素时，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无视了别人的意愿”。

利润机制的作用就在于此。它能够表明，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人的意愿。因此，与其诉诸于道德，不如诉诸于利益。一个人很难被道德说服，然而在利益面前，他很诚实。

烧烤摊是不禁烟的，同样是利益计算的结果。因为绝大多数顾客有这样的需求，商家必须满足，如果他禁烟，就会流失大量顾客。你如果不吸烟，选择去烧烤摊，已经表明你愿意以牺牲部分健康的代价来换取烧烤的美味，或者与朋友相聚的价值。这是双方自愿选择和权衡的结果，这种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国家如果颁布法令，将所有人多的场所定义为公共场合，并在上述范围实施禁烟，就是侵犯了财产权。当我们允许这种行为发生时，也就意涵了国家可以对个人的财产如何使用颁布命令，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就会丧失。这是什么呢？计划经济。它不允许人自由地行使自己的财产权，不允许人的企业家才能发挥，最终结果就是经济上的贫穷，人格上的奴役，道德上的卑下。

侵犯财产权的题中之意，就是强制交易。强制交易，本质上就是宣布自愿交易非法。其结果同样是人的尊严的丧失，并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贫穷状态。

所有因此类问题发生的争端，根源都在于财产权不清。财产权不清，是因为国家占有了太多资源，才有了所谓的“公共场合”。“公共场合”越多，就越容易形成争夺这些公共资源的冲突和公地悲剧。于是人们又呼吁国家出面维持秩序，继而扩大了它的权力。

法律故意混淆“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界限，目的也不过是为国家侵入公民私有财产的领地提供便利，继续扩大它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