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我要把张大千仿古作假的画都抓出来
文｜Art289记者 黄辉
图︱Art289摄影记者李毓琪
发自北京、杭州
Art289编辑_鞠青
傅申，1937年出生，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1968年到美国，入普林斯顿学艺术与考古系，攻读中国历史专业，获硕士及博士学位。1979年出任美国国立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傅申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美术史，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以及书画鉴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辩论对手等于我的磨刀石”
Art289：相比台湾和欧美鉴定家而言，张珩、谢稚柳、徐邦达、启功等老一辈的鉴定方法有什么独特的吗？
傅申：近代的张葱玉是第一个比较有序、科学地说明怎样鉴定书画的鉴定家，大原则都是他定下来的。后来徐邦达越写越细，越来越精确，讲了主要的证据、次要的证据、辅助的。比如印章就是辅助的，先要作品是真的才有真的印章；作品假的，印章有可能是真的，人死了印章还存在，所以有很多复杂的因素。谢稚柳和徐邦达阅历都很广，谢稚柳画得也很好。总体来说，谢稚柳比较宽松，徐邦达比较严谨，我在1973年写文章时，就说太松太紧都不好，要恰到好处，真就是真。
Art289：老一辈在鉴定方面有没有异同？还是说基本都是一个路数？
傅申：最好的鉴定家还是中国人，他们其实都是同一个来源，很多是吴湖帆的学生，徐邦达、王季迁，一代一代传下来，越做越细。他们都从小写字画画，后来走上研究的路子。台湾真正做鉴定的是几个老收藏家，一方面是收藏家，一方面做鉴定，在故宫的前辈中，有一个原南京中央博物院去的，叫李霖灿，他做了逐代的研究—山水画的点睛人物的研究，山水画里苔点的研究。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收藏他比较欠缺一点。因为他跟李济考古的那些人在一起，考古的方法都用了，他们的经验，我的书画鉴定也受启发。
Art289：老一代鉴定家从大规则入手，会有一个主次，一步一步来做鉴定。对于您来说，一件作品会从哪些方面、按什么样的步骤来做鉴定？
傅申：每个人都是靠自己的经验。以前只有靠人脑，现在可以用电脑，你看过的东西尽量存在你的人脑、电脑里面，存得越多，看到一件新的东西，过滤一下，马上就跟你的电脑里面的东西作对比。一定要看过真东西才能有参照，你储存的东西都乱七八糟、真假不分的话没有用，所以你要过滤。我的际遇还算不错，最早是写字画画刻图章，然后进了故宫博物院工作4年，之后有机会出国看欧美的收藏，又看了日本的收藏，1977年第一次回大陆，到博物馆的库房里面看，每个人一个照相机，对原作拍了很多照片，那一次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真的要看真迹。
Art289：1980年代之前，您的经历主要是在台湾和美国，后来与内陆鉴定家接触是什么情况？
傅申：1977年我第一次到大陆，和徐邦达、谢稚柳就认识了，那时“四人帮”刚下台，学术交流开始了，美国有方闻、高居翰、何惠鉴、吴纳逊等人。在故宫博物院看画，也认识了刘九庵、傅熹年，启功是后来见到的。在这之前，对他们的了解局限于读他们的文章。1977年，大陆的都不敢和海外来的人讲话，只有徐邦达先生比较开放，敢于直言，其他人都不大讲话。我也是很谦恭地向他们学习，读他们的书和文章，慢慢累积，具体学到哪些很难讲，一方面是理论框架，一方面是个案研究，学到一些方法，再加上和别人辩论，自己磨练出来的，辩论的对手等于我的磨刀石。辩论可以增长智慧，拓展思路，写文章更周全。
傅申夫妇與杨仁恺
傅申书画作品《阿里山》。
“谢稚柳走了，徐邦达很寂寞”
我不否认刘海粟在绘画教育方面的贡献，但画的才气不高，只是胆子大。
Art289：徐邦达与谢稚柳对上海博物馆所藏《雪竹图》各自持有不同观点，甚至后来因为鉴定分歧闹翻了。您如何看书画鉴定的争议？
傅申：因为徐熙的《雪竹图》只有一张，孤本很难鉴定。从断代来看，可以到北宋或者更早，是不是徐熙的作品不好断定。这张画在上海博物馆，可能是谢稚柳先生负责收进来，每个人都有地域观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徐邦达去上海博物馆看画，觉得很多不对，谢稚柳到故宫博物院看画，也觉得很多不对，这都很正常。鉴定也是见仁见智，本来徐邦达和谢稚柳是很好的朋友，被称为“南谢北徐”。
《雪竹图》是一幅没有题款的绢本画，原为钱镜塘（近现代著名收藏家）收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谢稚柳鉴定《雪竹图》出自五代南唐画家徐熙之手，而徐邦达认为，此图早不过南宋中期，晚可到元明之间，因此不会是徐熙或徐派画作。
每个人从不同角度看，都有不同的理解。辽宁博物馆张旭的《草书四帖》，谢稚柳很喜欢，咬定是张旭真品，杨仁恺是辽博的，可能负责藏入这件作品，他们两个主要是看真。启功有篇文章说不对，我自己看那个字也认为不是张旭的，可能是五代的作品。
Art289：他们还一起到美国看书画？
傅申：1985年前后，书画鉴定小组到美国，去各大博物馆看收藏的中国书画，到了弗利尔美术馆，我“倾家荡产”地给他们看，带他们到库房看所有的好作品，看到饱为止，看到撑了还在看。看完就在我家喝酒。谢稚柳海量，徐邦达不胜酒力，喝到后来两个人靠在一起，笑得好开心，我拍了一张照片。徐邦达喝醉了，就倒在我床上睡。我去上海拜访谢稚柳时，他把自己的床让给我睡，他睡工作室。他们两个本来是好朋友，因为意见不一样，加上有的学生又讲了一些八卦，最终反目。自从谢稚柳先走了之后，徐邦达就觉得很寂寞，没有人和他讨论了，没有人和他争辩了。
Art289：谢稚柳后来因为受到《雪竹图》的影响，有“落墨”画法，张大千也有“泼墨”，有关系吗？
傅申：《雪竹图》的“落墨”和谢老的作品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但后来，他的泼墨破彩和张大千的比较接近，虽然没有张大千破得那么好。张大千后来眼力不好，就开始画泼墨，他是一碗颜料一碗墨，再用笔来扫，谢稚柳先生不是这样。
南京的刘海粟吹牛，说泼墨破彩是他创造的，我查了他所有记年的作品，泼墨破彩都在张大千之后。刘海粟的学生和我辩论，说我错了，但有作品为证。而且他泼得很烂，红红绿绿，像村姑一样。我不否认刘海粟在绘画教育方面的贡献，但画的才气不高，只是胆子大。
谢稚柳（1910-1997），原名稚，字稚柳，后以字行，晚号壮暮翁，斋名鱼饮溪堂、杜斋、烟江楼、苦篁斋。江苏常州人。擅长书法及古书画的鉴定。初与张珩（张葱玉）齐名，世有“北张南谢”之说。
徐邦达（1911.7.7-2012.2.23）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蠖叟，浙江海宁人，生于上海。早年从事美术创作，1947年曾在上海中国画苑举办个人画展。1950年调北京国家文物局，主要从事古书画的鉴定工作。
徐邦达与谢稚柳对上海博物馆所藏《雪竹图》的真伪，各持不同观点，后来甚至因为鉴定分歧闹翻了。
“我要把张大千仿古作假的画都抓出来”
张大千自认为是孙悟空，可我就是如来佛，张大千血战古人，我血战张大千。
Art289：后来为什么从古代书画研究鉴定投入到张大千研究？
傅申：张大千研究和古书画研究是连在一起的。研究古书画时，会碰到很多张大千仿古作品。1967年我发表在《故宫季刊》上的文章《巨然存世画迹之比较研究》就有说明。196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办了一个石涛大展，负责人请张大千前往参观，张大千直言那张是他画的，他不避讳。在大英博物馆里，有一张张大千仿的五代画僧巨然的作品，波士顿美术馆有一张也是从巨然这个系统变过来的，我接触到两张张大千的仿古作。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石涛，又碰到张大千的仿作，研究八大山人的时候也碰到张大千。
所以我决定，一个人把张大千仿古作假的画都抓出来，免得大家再费心思。比如研究徐渭，各家的研究可以抓出很多假徐渭，但是指不出哪一张是张大千做的，我对张大千了解得更深，我可以找出哪一张徐渭是张大千做的。比如辽宁省博物馆一张之前认为是徐渭的花卉作品，还做过几次图录的封面，我后来研究发现，也是张大千仿制的。
要是对张大千足够了解的话，不管他仿谁，元朝人甚至于隋唐，不管他变成什么，变成董巨、石涛、八大，我都可以看出来。而且张大千过世不久，有很多真迹可以比对，可以从真迹里了解他的DNA。
Art289：您说的DNA是什么？
傅申：DNA就是他笔墨的性格，习惯的笔性，不管他变成什么都可以看出来。根据个人风格做判断，一看这张是沈周的，那张是文徵明的，风格不一样。张大千很自豪的是，他就像孙悟空，拔出一根毫毛可以变出很多东西，所以他有一方印章，叫“大千毫发”。但是你能够化验那个毫毛是不是他的，我是抱着这个心态，收集了很多张大千作假的作品。张大千自认为是孙悟空，可我就是如来佛；张大千血战古人，我血战张大千，也有点成就感。
张大千是很了不起的画家，绝顶聪明，绝对勤奋，知识最广，出手最快，他是画家中的画家。张大千做假画开始跟利益也有关系，但他不是专门做假画的，这是他研究学习古人的副产品，这一点最重要。他不像一般的职业做假者，他一辈子都在学古人。他的心理是我做的是假的，你们能不能分辨？挑战鉴赏家，挑战博物馆专家。所以我在美国办展览（1991年，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Arthur M.Sackler Gallery〕）的题目是“血战古人—张大千回顾展”，血战并不是真正拼命杀人，“血战古人”是跟古人竞争的意思。
我在美国办展览的时候，向大英博物馆借来假的巨然作品《茂林叠嶂图》，向夏威夷博物馆借了假的梁楷，还有一张仿张萱的《明皇纳凉图》，我说服收藏家，他只有一个要求，把这张说成是张大千仿古里面的精品就好了。所以那个展览里居然有好几张是张大千仿制的作品，从博物馆或者私人手里借来的，但有些东西借不到。
Art289：把张大千的仿作和原作一起做展？
傅申：对。虽然张大千已经死了，但张大千的真迹成千上万，要了解他比较容易。但是要做古人几百年前的假画，就不容易找到那么多资料来比证。我要证明这是张大千做的，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
我在弗利尔美术馆做研究的时候，遇到一张张大千仿李公麟的《吴中三贤图》，画面都有类似其他张大千的人物出现，从风格上就可以证明是张大千画的，书法上也有证明，还有一个证明这张不是古画的证据。那张画上每个人物的衣服上都用了很多白颜料，白颜料很厚，可以取下一点做化验。化验发现那个白颜料不是传统的铅白—用壳粉、蛋壳磨制的白色，而是1920年代发明的合成品，叫做钛白，钛白不会变色，覆盖力很强，古时候没有的。通过这几点，可以千真万确地肯定这就是张大千的仿作。
傅申亦是张大千研究的权威，他豪言道：“张大千自认为是孙悟空，可是我就是如来佛，张大千血战古人，我血战张大千。”
傅申与第一任夫人王妙莲
Art289：高居翰也研究过张大千的假画，到现在对张大千造假的画，有没有量的统计？
傅申：张大千仿制的假画量很大，还有很多在私人藏家手上，没有公开。台北的何创时基金会早期买了一批张大千家里流出来的画，其中有张大千的画，也有假的古画。张大千临走之前，答应给台北故宫捐赠两件古画，一件隋朝的，一件唐朝的，跟敦煌的画有关，故宫没有隋唐的画，秦孝仪院长很喜欢那两张画。后来我一研究，发现是张大千仿制的，当时因为这件事，媒体闹了很久，这一结果对张大千家属不好，对秦院长也不好。
虽然我成为张大千研究专家，后来还写了《张大千的世界》，但也碰到了一些挫折，对这些伪作的研究和披露往往引起轩然大波，张大千的学生甚至扬言要告我，世人的伤害，各种都有。我揭穿人家的隐私，也不见得是很好的事情，后来兴趣减少，就逐渐中断了。
Art289：和您一同学习美术史的第一任夫人王妙莲也是著名的美术史研究者，对您当时的学习有怎样的帮助？
傅申：王妙莲一样是普林斯顿的博士，由于她是第四代夏威夷华侨，英文是她的母语，在留美求学时期，王妙莲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还合作著书。在那个年代，同行夫妻女性总是比较吃亏的，所有好机会都优先了我，其实不是很公平的，我也对此不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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