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威远《余氏家（族）谱》存疑释解(连载二)
四川威远《余氏家（族）谱》存疑释解(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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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前启后的谱记始祖铁木健
（说明：文中第一人称“我”为作者余凡。）
余氏各宗支的“谱”记中，都是以铁木健公为首序《谱》记始祖，“谱”记公是元成宗铁木耳的堂弟（或弟），所以铁木健公出于世祖忽必烈世系，又由于整个元朝史料记述中没有铁木健这三个字，于是有人作出了铁木健公根本不存在的结论（有个学者扎齐斯钦先生即是持此论者）。又由于铁木健公承前于忽必烈、托雷、铁木真祖孙三代，公被否，则公以上的血缘关系即不存在了；那么《余氏家（族）谱》就变得毫无意义，而且自铁木健先人起始，至今的二十几代人都是冒认祖先的谎骗传人，声称铁木健的人成了“罪首”，正是由于找不到铁木健公在元朝史料记述中的“位置”，就为一些“好事”之人和“知祖心切”的人留下了“臆造”的空间。例如，硬将铁木健公的出身往世祖忽必烈系下的，史籍有名的世序排列内“安排”；这显然是荒谬的，我想他们自己都不相信其结论。
学者扎齐斯钦先生为了“安慰”余氏族人，在彻底否定铁木健的血统所属之后，又“介绍”了一位属“钦察蒙古”的燕铁木儿，给余氏族人“填补”祖先“空白”，暂不谈“钦察部”是属于蒙古还是色木溶于蒙古，仅就扎齐斯钦未经考证就否定铁木健的历史存在，其结论是非常轻率和不负责任。仅依据一首“分手诗”中的个别名词（“不花”“宰相”）做为基础依据而推导出《余氏族谱》祖先另有人属，实属荒谬！其人治学肤浅！
《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弗尼记述：“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1260年）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已能数到一万人。”再看：“据忽必烈进行的人口调查，成吉思汗之弟斡赤和合赤温的后裔已分别超过了六百人和七百人。”（《蒙古帝国史》60页多桑著）
但是保留在中外历史书籍中铁木真成吉思汗子孙的名字数不到三百人（我个人估算）；是不是由于这些人的名字“史料”中没有记载，这些人的后代就不具蒙古族成志思汗家族血统？况且史料上是不是真无记载，在没有进行深入研析之前根本没有资格结论。
《谱》记我余氏先祖是蒙古人，铁木健是蒙古人名，读过《元史》都该知道，书中同一位元代蒙古人，会有不同的音译汉字名字（比如：那木汗、南木合、那木合；秃刺、秃鲁；帖木儿、铁木耳、惕木尔；不花、普化、布卡……）不胜例举①。那么怎样将铁木健复原为蒙古发音，这是首要工作。因为我们的先祖是元朝时代的蒙古人，不是后世的汉族人！三个汉字组成的三个音节中，第一音节“铁”字TE或Ti、T，其汉字所标的音基本是谐音（或同音字），如铁、贴、惕、特；第二音节“木”字MU或Mi、ME、M，其汉字所标的音是谐音（或同音字），如木、密、蔑、麦、迈；第三音节“建”字的汉字读音须要进一步考确；按普通话的标准读音是jian，但如果按中国南方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乡音读法，此发音不是标准的jian，而是ji和JIN，或Qi和Qin之间的发音，用这个改为乡音的发音（ji、jin、Qi、Qin）与《史集》一卷所列波斯、俄文和拉丁文发音表对照，用乡音“建”这个汉字所对应的音节应该是ji读音，选相谐的读音汉字就有斤、赤、臣（这三个汉字在汉译的中、外史籍涉元朝蒙古人名时表示ji的发音）；以上三个音节组成的人名；用汉字音译标出之后有铁麦赤、铁密赤、铁迈赤、铁木儿赤、铁密赤、铁蔑赤。在这里，铁麦赤是职务称谓；铁木儿赤是其他宗系诸王，世系明确与我族系无关；铁迈赤是一位驸马；另两位是臣属，除名字的读音必须符合蒙古人名读音之外；还必须具备是一同时代人的条件；必须出身于宗室子弟（或皇子）的条件，必须（只能）由元成宗铁木耳赐封，那么除铁蔑赤一人之外全部排除，只有铁蔑赤具备唯一性，铁木健就是铁蔑赤的另一种汉字音译。
注①． 人名读音多样化的原因是因为编写“元史”的明朝官员，据明史记载全是汉人，就连北方汉人都没有，所以音译过程译音颇多，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的乡音汉字注写时对应蒙古音节的发音。
在我之前有族人在网上发表过与此相似的看法，但学者扎齐斯钦说：“铁蔑赤幼年早逝”不可能有“九子一女”。还有一位其他余姓赞同者也说“铁蔑赤死于三十几岁”，并说是《元史》所载，我断定在现存的涉元中、外历史典籍中除（《元史》后妃列传·南必）载有：“南必……生有一子名铁蔑赤”之外，再没有任何记载。学者的说词毫无根据，就史学而言，这就是编造史证，确实行为恶劣！
铁蔑赤在世祖忽必烈逝后健康的活着，史籍将给于书证，他虽然是世祖的儿子，但却成了成宗铁木耳的“堂弟”，他就是南平王，就是今天中国西南所有“九子一女”传承下，余氏蒙古族人的谱记始祖。
（三）《谱》记始祖生平考证
铁木健、铁蔑赤是汉译选字不同，我《余氏家（族）谱》记述是正确的。所以将永远保持铁木健公的原译名在后续的谱记中，在以后的述文中我将沿用“铁木健”叙事，除证文之外不使用“铁蔑赤”。为了书证层次明确，分层释述如下：
（1）铁木健公的生平年代
参读（《元史》后妃列传·南必）载，我祖是由世祖忽必烈的继正后南必所生。南必后是在她的姑母——先皇后察必逝后一年入宫，即至元十九年（1282年），（见《史集》二卷二册·忽必烈合罕记）南必册封为继正后是至元二十年（即1283年），这是南必后的册封日期。此日期是由礼部和钦天监记录载入《元史》的，并不是她的入宫时间（入宫时间见《史集》一卷·弘吉刺部）。
南必后出自蒙古最显赫的弘吉刺部，最高贵的特薛禅宗支脉下，与先皇后是亲姑侄（按《史集》记证血缘关系，此时的世祖忽必烈是六十八岁，根据当时蒙古习俗南必后的年龄不会超过十七岁（十六岁是当时蒙古的女嫁年龄，参照成吉思汗后孛儿贴嫁时的年龄），我认为世祖忽必烈在这个时间册立一个小姑娘为继正皇后，必须有不可或议的理由，这个理由无论对臣属百官，王公贵族，或宗室诸王都是必须赞同的，参照先皇后察必的册封是与太子真金同一时间；而真金册封为皇太子并监国的一个月之后察必由皇妃晋册为皇后。因为册立继正后不单是皇帝的家事，而是牵动着各大宗族集团利益的国事。由此引起的各种明争暗斗是不可想像的。但南必皇后生出了世祖忽必烈的嫡幼子之后，（这是具有唯一性的理由）一切争议就全失去了意义。这就是南必被册立为皇后的原因（比较察必后的册立与真金立为皇太子亦在同一时间，可证其同因）。
皇子出生使母亲成了皇后，册立皇后的隆重礼仪（见《元史》·“册皇后礼”）除了举国欢庆之外还使当时蒙古帝国所属的其他汗国必须礼贺，并载入各汗国的史籍（如，《史集》中的记述即是伊尔汗国的记载），和留在了世祖以后的社会记忆中，使她和她的儿子成为难以删除的历史人物（不是不想删除），而不得不精而又简地保留在了史籍中（后文详叙）。由此我认为我祖铁木健公出生年即是至元十九年（即，1282年）的年末（因南必册为继正后是至元二十年正月初的第一个吉日，所以铁木健的出生日应是这个年初第一个吉日前，即1282年末）；我余氏《谱》载：铁木健第九子（根九公）即我威远《余氏家谱》始祖余德兴公，（改余过程后述）生于元惠宗十年（惠宗即元顺帝，他在位三十八年使用了三个年号“元统”“至元”和“至正”），顺帝十年即，至正二年（1340年）。这时铁木健公（生于1282年）五十八岁，（见余天仲撰《余氏家谱》上海图书馆藏本一卷）。“谱”一卷还记载了“铁木健公四十无子”的迭事篇，据此可推知我余氏根九公以外的八位男性先人的出生年代均在1322年至1342年的二十年之内。此时距离元朝放弃汉地政权（1368年）还有二十八年，“家谱”记述铁木健公逝于一场战事过程中，但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具体后述）；
如果按最早在湖北和江西境域攻略的红巾军的记述，是至正十一年一至正十三年（1351-1353）以此视做先祖铁木健生活年代下限，那么铁木健公的寿数大约为69~70岁之间（详细证述见第六章节）。
（2）先祖铁木健即是世祖忽必烈的嫡幼子，怎么又成为元成宗铁木耳的堂弟?
我《余氏家谱》记述是：“铁木耳弟”，我余氏更早的《敬宗谱》残页记述：“铁木耳封其堂弟……”，因为我曾祖续修《家谱》的准备时期是清朝同治初年间，但余氏《敬宗谱》的年代是明代（《家谱》载明由当时的“县志”证实，我不知清朝至民国初年的“县志”是否还存在），所以我取用“铁木耳堂弟”更合于后证（因为元成宗铁木耳没有弟）。
这是所有以铁木健为序载述族源和始祖的，余姓各宗支“谱”记存疑中最重要的关键所在；也是诸如学者札齐斯钦否定铁木健存在的基础论据所在；是所有否认我《族谱》记述族源始祖所属真实性的制论依据所在。
所以要解决答案问题，必须持有无法二论的证据！
世祖忽必烈有多少儿子？为什么即是皇子又不属皇子之排序？
（《元史》宗室世系表和诸王表）中记述世祖子是十人；另注铁蔑赤一人系南必所生，但没有列入排序；
（《史集》忽必烈合罕纪世系表）中记述世祖子是十二人（铁蔑赤的排序是第十一位，明确记述南必所生但没有名字）；
《元史》计数与《史集》的计数本无差误，因为《史集》记述一位皇子死于幼年，《元史》未记所述夭折的皇子。那还有一位皇子，铁蔑赤在《史集》中他被排在了第十一位，但在《元史》中却被格出了皇子排序；在《史集》中著者拉施德坦白明确地说：“合罕（忽必烈）与她（南必）生有一子，名字不知。”（《元史》·后妃列传·南必）记述：“南必……生有一子名铁蔑赤。”
这就出现了一个不合逻辑的结论，那就是：铁蔑赤的血统传承是嫡皇幼子（《史集》和《元史》后妃列传证实），但是《元史》“世系表”和“诸王表”所代表国家正统观点的史籍并不承认其皇子身份，用现代话说就是铁蔑赤不具备嫡皇子的伦理身份。结论是我祖铁木健（铁蔑赤）的血统身份与伦理身份不一致。
首先看血统身份，如果说血统有问题，那么就只有一个解释，铁蔑赤血统另有他属，这个疑问可由《史集》给予确证，因涉及皇室世系均出自“脱卜赤延”（即所谓专记述皇室血缘关系和家事的密藏金册），《元史》中也没有否定其血统另属的记述，“血统”疑问排除。
那么就只有“伦理”因素了。在元朝时，什么样的事情能使一个人的伦理身份发生改变？
（3）答案的出路
在元朝历史上存在悖于儒家礼教规范的蒙古传统草原旧习俗记载，比如当皇帝的兄长，可以把弟弟立封为皇太子，这即是改变自然人伦理身份的实例，但是这种类似，没有关于铁蔑赤的文献记载。
再就是南必后在世祖逝后的归宿身份，能够导致铁蔑赤伦理身份改变；但在《元史》或其他中国文献中找不到。在《元史》中铁蔑赤的名字只出现一次，南必皇后的名字在《元史》中“后妃表”一次，“列传”一次，“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年受册封时一次，一共三次。所以自铁木健以后的历代先人是根本不可能找到解开答案的史料，包括我的曾祖父余天仲公。因为那个时代的先人们根本不知道有《史集》这部书的存在。这部书传入中国已是近代。
世祖忽必烈逝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这时南必后二十九岁（按我前述推算）根据当时蒙古人的习俗（绝对不要参杂 “从一而终”、守节”、“守孝”之类的礼教规范，这些规则会起作用，但不是在这时，而是在后世先人汉代后的时代，后文再叙）没有人能妨碍她重新选择归宿的意志，关于南必后的归宿从属更正确的说，即是个人问题，又涉及重大的集团政治利益（我不是史学专研者，除涉于家族谱述的求证之外不做深入研探），只这样讲，南必是世祖继位人的支持者，如果她不支持，结果另论②；她是真金妃阔阔真的同盟，《元史——列传》说她专权“预政”其实她的能量难以估量，她们同是一个宗支（《元史》关于她的世系交待不清，所以不知在家族内南必与阔阔真的血缘辈分关系，但年龄上阔阔真大过南必很多），从后来的情况看，南必的从属归宿是早设计好的（根据理由后叙）。
注②：先皇去世，必须经先皇后主持“呼里勒台”大会，在世祖时元朝纲纪是完善的，南必皇后的政治力量是不能忽视的，《史集》二卷铁木儿合罕纪中能看出，她与阔阔真（真金妃）为一党。
为使我辈后人对这一节的问题不感生硬，再举几例，排除道德范畴方面的障碍：
圣祖成吉思汗已经建立了蒙古帝国之后，他看出母亲柯额伦想嫁人，成吉思汗同意她嫁给了蒙力克，并称蒙古力克为父亲（见《史集》二卷一册·成吉思汗记）；
托雷逝后，其兄窝阔台让自己的儿子贵由娶托雷妻棱鲁黑塔妮（即让侄子娶婶母），表面是婚嫁，实则出于政治力量的权衡。托雷是幼子，按蒙古法定习俗，幼子继家业，所以成吉思汗的九万五千军队归托雷所有，还包括成吉思汗的四大斡尔朵，以及斡尔朵所属的领地（兀鲁思）人员（怯薛侍卫，工匠等各职役仆），托雷妻婉拒，窝阔台仍然强硬索要了二千军队（在军队首领的反对下），如果窝阔台不是在此事后的当年死掉，托雷妻嫁贵由的结局是注定的；窝阔台死后五年六个月，其子贵由继位，托雷妻的危机又浮现，于是有了联合术赤长子拔都，使贵由在继位一年半之后死在与拔都会见的途中（是托雷妻通知拔都停止前行，而贵由延长了前行的路途和时间，贵由即死，有书证是拖雷妻派人所为）。这个婚嫁是为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和军事实力，但婚嫁本身没有道德礼法障碍（见《史集》窝阔台合罕记和贵由合罕记·二卷一册）；
接上述，贵由死后，托雷的长子蒙哥继位自此蒙古帝国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托雷的家产（即成吉思汗的遗产在内），由幼弟阿里不哥继承，其中包括托雷的妃子（即阿里不哥的庶母），由阿里不哥继娶，并生有一位公主（见《史集》二卷一册·忽必烈合罕记）。
以上三例全出于《史集》二卷所述，为行文顺畅采用表述方式，所以不逐节逐段引证。这样的事例书中还有很多，不必多引，目的就是扫除后叙的道德障碍。
最终的答案锁定在南必后身上。我认为南必皇后不是牺牲品，她是完全有能力安排自己事务的。
（4）世祖逝后，铁蔑赤和南必浮现；
《元史》至元二十年南必受册封后至世祖去逝，都不再有关于南必和铁蔑赤的记述，但是（《史集》二卷铁木耳合罕纪）有记述说：在铁木耳当选为世祖继承人登上皇位的大呼里勒台会上南必参加了，还带着她的公主（应是皇子，她没生公主）。
首先是南必健在，并且还没有退出政治历史舞台。在《元史》里也记述了这次大呼里勒台大会，应参会人员与《史集》记述基本一致，但只字没提南必，这就显得有点刻意了；再则，《元史》和《史集》都记载南必只生有一子，哪里又增一女？这问题由《史集》的汉译著提供了一个佐证，在《史集》各抄本中不知什么原因，皇子和公主的性别属性经常发生错误，是波斯语种这个词汇不分性别，还是个别名词男女通用（比如皇子和公主），或者这两种情形同时存在；在《史集》二卷339页上写着：“……他是一位王子。”同一页的汉译注释说：“……她是一位公主。”
那很显然南必所带在身边的公主，就是铁蔑赤。这位“公主”还有一个名字叫别烈克臣（明显是谐音），那么肯定又是铁蔑赤的另一个异译（也证明这个名字是成书后又补入书中的，而且不是拉施德时代，因为只此一处有名字，其余各处并未填入。汉译二卷和原著三卷之间相距二十多年的时间差距。）。
札齐斯钦先生断言铁蔑赤幼年死去，证据出自何处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已证明，我祖铁木健参加了元成宗的继位呼里勒台大会。
同时证明了在世祖逝后，南必和铁蔑赤都健在安好，这就有了继续求证的历史空间。
（5）南必最后归宿从属；
这个问题的答案隐藏在史书记述的错误中，将被述人从属关系的错误更正理顺后，正确的答案就显现了。
《史集》著者拉施德在一卷讲述蒙古弘吉刺部并介绍其家族显赫时有一段话：“……纳陈驸马之女南必哈敦，从她生有一子，名为奥鲁赤。”（《史集》一卷267页）
表面看，这只是将人名安放错了，不会影响什么，可能的话将名字改正就行了。可是拉施德③说：“这个儿子的名字不知”（还是中国的汉译工作者一九八一年在这一页下的注释里填写了铁蔑赤）这是700年后的事了。所以无从更改，也无从重新填写。（虽然有人填上了“别烈克臣”，但这是在拉施德以后的时代了，而非现代否则《史集》中忽必烈合罕记，世系表等处都应该填写铁蔑赤或别烈克臣）。
注③：都在其后的二卷“忽必烈合罕世系表”中
那么再看奥鲁赤，更荒唐，《元史》和《史集》毫无差异地把他安放在“诸王世系表”和“忽必烈合罕世系表”的第七个儿子位置上，世祖忽必烈再没有另一位名为奥鲁赤的儿子。
拉施德不会把经自己确认的第七子再安放到第十一子名下吧？
还有拉施德知道奥鲁赤的母亲是谁，他写道：“奥鲁赤的母亲是忽必烈的一个侧妃，名叫朵尔别真（见《史集》二卷285页）。”
既然写明奥鲁赤的母亲是朵尔别真，怎么又说南必是他的母亲？再进一步考证奥鲁赤就更离谱，奥鲁赤至元四年（1262年）封西平王，就算封王时二十岁，也比南必年长二十岁之多，不可能成为南必的儿子。
在汉文中只能发现有问题存在，但找不出问题产生的原因，但是在俄文中能找到发生错误的准确原因；
在这一小节开篇所摘引的这句话中，南必、忽必烈、奥鲁赤这三个人的正确关系是奥鲁赤是世祖忽必烈的儿子；这样第三人称的代词“她”就应该是代替名词忽必烈的“他”，这句话的所属关系就应该是“他（忽必烈）的一个儿子，名为奥鲁赤。”南必在这句话中是主语，儿子奥鲁赤是谓语，俄语名词第二格是表示所属关系或从属关系。现在将事实上正确的血缘关系更正理顺后，再按俄文语法将词句理顺，这句话几乎不必变动就成为：“……南必从属他的一个儿子，名为奥鲁赤。”
不必推导，铁木健（铁蔑赤）血统，伦理身份不一致的答案明确了。我的结论是：南必与成宗铁木儿的母亲阔阔真共同出自弘吉剌特薛禅裔，南必儿子幼小必须安排好自己，阔阔真帮助南必满足心愿，南必为阔阔真铺平她所希望的选君政治道路，应该说是预设的理想结局。南必皇后逝于1321年（约），葬所在湖北黄卅，黄冈县，五凤岭（见十一章第四小节）。
上述载于《史集》文中荒唐的错误，首先不是汉译的错误，也不是俄译本的错误，甚至不是现存的所有底本的错误，（因为所有现存《史集》的十一种底本都是这样抄的），更不可能是拉施德本人当初撰写时的错误，因现存世的所有底本，没有一本是原本。错误应该发生在多语种相互转译转抄时，现在的抄本应是错误已形成后转抄的。原因是抄译者不相信他们认为属荒谬的事实，在书写更正中却造成了真正事实上的错误。
（6）佐证
本来这一章已可以结束，但为了后叙清晰，现将几个可做为上述结论佐证的史文叙述如下：
在上述内容中奥鲁赤浮现，这位七皇子封西平王，比其他的皇兄、皇弟而言，不算十分显赫，在世祖忽必烈朝三十四年中，共有五次记述，封王记述算一次，领军攻建都（今四川昌都，当时属土蕃）一次，受偿一次，受斥一次，至元二十五年领军北还是最后一次，共计五次。从至元二十五年至父亲三十一年去逝，都没有记述，但是他所居领地《元史》没有明确记述，通过相邻诸王领地区域判断，其领地界域：北面与安西王、晋王阿难达领地的武威、临姚以南，西面接察合台汗国，南面是土蕃即西藏，青海当时大部属土蕃，部分属阿难达，东面接四川省，但松蕃属土蕃，根据《史集》载，奥鲁赤的封地是土蕃，如果这样看，他的领地实在太大。成宗铁木耳时，他的王位已由一个儿子承袭，在他的这块领地上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海都、都哇造反，战争都在他的领地边上进行。
在成宗铁木耳继位大会的辩论拥立时，他没有出席，拉施德记述：“……有奥鲁赤的两个儿子铁木儿不花和也只里不花。”这说明这个时间奥鲁赤还没有来（也可能故意不在此时来）。
再看（《元史》·成宗本纪）记述奥鲁赤来了，不但来了，而且受到丰厚的偿赐，在“成宗本纪”中，奥鲁赤在受偿赐名单中排名第一，所有诸王都在他以下受偿；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当呼里勒台大会结束，成宗铁木耳回大都时，特别关照奥鲁赤渡过夏天再回领地。这仅是铁木耳继位后短短二个月内的情况，其恩宠程度超越当时所有的诸王。这时南必和铁蔑赤也都在上都，奥鲁赤与两个儿子也全在此，恩宠的原因应该已十分明白。
在成宗铁木儿朝本纪中还有让奥鲁赤来上都渡夏的记载，多次偿赐的记载（看不出什么原因，但就是偿了）。
大德八年又增加岁赐分地于南恩州（《元史》·食货志岁赐录）这种种恩宠在成宗铁木耳朝基本不间断。
虽然在中国的《元史》中把与南必、铁蔑赤有关记述抹得很干净但总会留有抹不掉痕迹。
我祖铁木健（铁蔑赤）的伦理身份是随母南必身份的变化而改变了，但嫡皇子的血统身份没有变，幼子继承家业不能改变（就算拖雷妻嫁贵由成为事实，成吉思汗的家产也不能归贵由，最多只是控制而已），我想当初的嫁娶本身就是政治交易，如果不满足南必的条件要求（就连大臣要见世祖都必须经过南必这一关（见《元史》后妃列传·南必），那么在决定继位人的操作中，南必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这历史就是另一样了。因为铁木耳将其父真金的家产给了甘麻剌（他与甘麻剌的伦理身份进行了长幼置换），包括真金从世祖忽必烈处得到的一万军队，还有成吉思汗的四大斡儿朵也全属甘麻剌，以上财产继承字在《史集》二卷有详细记载，但是其祖父忽必烈的家产却碰都没有碰，一个字的记述都没有。按当时蒙古人法定习俗（这句话是拉施德从脱孛赤延中引用的，见《史集》托雷罕纪），只能由铁蔑赤继承。其证据是世祖的私人军队（怯薛卫军）一万人，在真金封皇太子时已赐给了他，那么也就只有世祖的四大斡儿朵了，这四大斡儿朵的领地位置没有明确记载，但能知道是在哈剌合林的东方（根据是当时世祖南下六盘山伐宋时的屯兵和驻地，四大斡儿朵的驻牧地在《元史》中仍旧载于“兵志”，但也没有具体位置，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四大斡儿朵的岁赐分地，除原有的之外，在成宗大德七年与奥鲁赤所增岁赐分地于同一时间，在江西的宜春、分宜、吉安等各赐一万三千户。这就是说南必继守的大斡几朵和其他做为铁蔑赤应该承接的父产依然在主人治下，说明成宗铁木耳仍然对南必母子恩宠有加；涉及人的史事抹去了，但作用于产业，物权的点滴记述被有意无意地留下，《元史》并未将一切删抹干净（见《元史》岁赐录）。
这些说明（证明）我祖母子不但至元三十一年健在，而且大德七年也健在。
关于《元史》中为什么一定要将南必母子的直接史料抹去的原因，我的看法留到最后的章节叙述。
（7）南必，铁木健生平年代考确
为了后述引证便利，在此将先祖南必母子的生平年代考确，后述中涉及先祖生平年代时，不再作证述；
1.祖母南必生于大元至元二年（1264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入宫，至元十九年（1282）年生皇幼子铁木健（铁蔑赤），至元二十年（1284年）被世祖忽必烈册封为继正后；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世祖逝，同年六月协助真金妃阔阔真使成宗铁木耳继位之后淡出权利中心。成宗大德七年（1301年）南必所守的世祖大斡儿朵（宫帐系统）名下，由赐“岁赐分地一万三千户于江西吉安”。逝于英宗至治三年（1322年）根据我《余氏家谱》记述：“铁木健四十无子……母故未下葬……。”这一年先祖铁木健四十之年，进而得知先祖母南必享年五十八岁。《余谱》记：“铁木健母潘（“南”的另译谐音）氏葬于湖北黄卅黄安县五凤岭”
2. 先祖铁木健，生于大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末，成宗大德七年或八年（1301年或1302年）受封南平王，后在辽东“监东路蒙古不花元帅”，英宗于至治三年（1322年）南坡遇刺之后，朝政格局大乱，先祖即在这一时段内借故脱离了监军生涯，从受封即监军计，这个时段长达二十多年。先祖铁木健以母故未葬为由脱离辽东军，来到封地所在的湖广。1351年逝于与“红巾军”早期的战事过程中（见《余氏家谱》轶事之“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
与母南必，两位夫人“张氏”（“扎”剌斡惕）和“洪氏”（弘吉剌）同葬于黄安五凤岭。
以上求证细节在后述中随涉随述。
在此再述几句：先祖铁木健脱离辽东，我认为是在英宗至治三年（1322年）南坡事件之后（即英宗被刺）；整个世祖创建的元朝皇权有一个特点即――世祖血系于弘吉剌血系的姻亲联合，在英宗之前各帝、后，基本上是以此为联盟，英宗遇刺身亡之后，整个由成吉思汗确定的蒙古部族核心联盟格局被破坏了，英宗以后的继位人的几代短命皇帝，其弄权倚势的皇后都非弘吉剌部出身。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更是奇怪的被称为非汉系子孙（后述）；由此可见，先祖铁木健的母系是弘吉剌氏，本身取了弘氏妻子，所以在弘吉剌部被隔出皇家皇权中心之后，他返回辽东继续监军的可能性不大了，在此之后的形式日趋险恶，留于封地应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一、六安余学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