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惩戒熊孩子让老师咋办

近日，在临近期末，为惩戒学生上课疯闹、不遵守课堂纪律的行为，湖北武汉一班主任在教室对近10名学生用戒尺打手心。就这么一段视频在媒介上疯传。随后，当地教育部门发布情况通报称，已责成对涉事老师进行停课反省处理，并向学生和家长致歉。事件引发社会热议。毕竟就在2020年底，已经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一直以来模糊的教育惩戒尺度问题得以明确，以纠偏一线老师“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学生”的普遍现状。然而，这作为规则颁布后引发热议的“首例”而言，也势必影响到今后一线教师教育惩戒的心态。

在此之前，对于出台规则的目的，也无非是解决一线教师“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学生”的突出问题。其规则中也划出了七个禁区，第一条九是身体伤害，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但问题是在一般惩戒中，没有明确可以用戒尺打手心这种方式，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况且，关于教师该怎样去实施惩戒，其实还应该有进一步的细则，便于教师去操作，不能只有一个原则性的说法。

原本面对“熊孩子”的无法无天，老师们往往是打也不得、骂也不得，已经很是头疼的了。这么一来，教育惩戒的确是难了都。即便是明确规定，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出现了表扬与批评、奖励与惩罚是教育过程中常用的方式。而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适当的批评，缺乏惩戒的教育是缺钙的教育。恢复教育惩戒权已经成为共识，但理论层面的共识尚不足以完全化解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如何具体实施，才是症结所在。

不可否认，这自古严师出高徒，为什么现在的老师都温和了呢？主要原因在于，惩戒学生的界限并不清晰，管教的尺度很容易滑向体罚。因为不同的家长对于惩戒的“感受”不同，老师眼里的惩戒可能是家长眼中的体罚，甚至是变相体罚。没有明晰的惩戒界限，掰扯就容易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虽然明确教师必要时可采取教育惩罚措施，学校可以根据学生违纪的情节、后果和影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对有不良行为的违纪中小学生，由监护人陪同在学校写检讨书，并由监护人签字。

也就是说，对广大一线教师而言，如今规则的出台，如同有了一个清晰的惩戒尺度，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面对熊孩子不用再楚弓遗影。老师被迫放弃管教之责，是学校教育最大的悲剧。那么，这批评、罚站也需要出台明文规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实中学校教育的窘迫环境。有不良行为且屡教不改的学生或者违法但免予处罚的学生，由其监护人陪同在学校进行专门法治教育。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以依法送往专门学校进行法治教育。

倘若说，把教育惩戒规定得太细，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然而，在当前这样的办学环境中，不做出明确的细化规定，是很难实施教育惩戒的。纪律处分、写检讨书、法治教育、送专门学校……看起来规定详尽，但操作起来却同样困难重重：哪些情况属于不良行为？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该如何界定？监护人不配合怎么办？这些细节问题不解决，落实教育惩戒权就会成为空谈。教育惩戒是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

　　简而言之，即便教育惩戒不是惩罚，而是教育的一种方式的话，将惩戒权上升到可操作性、机制化的具体条款，当然是恢复教育惩戒权最为稳妥的方式。但教育惩戒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现实永远比设想复杂，即便制定了具体的惩戒细则，也不见得就能囊括所有的事情。一味追求建立完美的惩戒机制，就会走入死胡同。落实教育惩戒权，需要两条腿走路，要致力于可操作化、机制化，老师不能闻“罚”色变，应该本着基本的育人责任，运用自己的教育智慧，积极主动地行使惩戒权。

当然，手中有戒尺，心中有分寸。惩戒的前提是对学生做正确的价值引导，不少一线教师认为，惩戒教育与赏识教育可以相互结合，在惩戒中注重对学生的沟通和帮扶，对改正错误的学生及时予以表扬和鼓励。人的进步与社会化本来就是去天性、有效管控自己的过程，一个人是否优秀也在于此，而不是放纵自己的天性与欲望。教师之所以闻“罚”色变，家长过度干预，一味对孩子偏袒保护，甚至动辄上诉，固然是重要原因。

但是反过来想想，家长又何尝不想让老师多“管管”自己的孩子呢？只要教师真诚地和家长预先做好沟通，何愁不能达成一致，进而形成教育合力呢？离不开老师个体的深刻领悟与主动作为。是该让教育惩戒权回归到中国教育的日常中了，教师不能当旁观者，应该慨然有为。与其这样，倘若使得熊孩子越来越多，这些人若是长大了，也必然会是熊大人了都。诸如此类。

于2021年2月1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