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烽火竞英豪（中）
新区！新区！
1943年7月，原一区区长贺仲一等四人按照县工委和办事处的指示，深入到宁城坤都河川大存金沟、小存金沟一带活动，并在三座店大金沟（西沟）建立了分区。冀东区党委高度重视开辟新区工作，又派来周哲民、郑维家等干部。不久，又派来郝福鸿任三区队党总支书记，进一步加强了承平宁联合县及三区队的领导力量。10月，根据冀热边特委决定，为贯彻落实冀东党委关于向东向北发展，设法与东北抗日联军和地下党联系，扩大回旋区的指示精神，成立锦热边武装工作队，于1944年1月从宁城出发，向叶（柏寿）、赤（峰）铁路线以东发展。因未能与东北地下党组织和抗日联军取得联系，不久又折回到叶柏寿以北，建平以南，天义、二龙以东地区，以宁城和建平的奎德素、张家营子、朱碌科、榆树林子、小鹿深井一带为中心，开辟了一大片新区，并在这里建立起承平宁联合县第七区。
与此同时，县工委组成了王振东任队长，赵友哲、石成山、阎存林等人参加的一支北进武装工作队。这支工作队抵达宁城后，与老哈河以北开展工作的贺仲一、张立文、金荣久、张一宇等人一起，秘密活动于宁城大宁、大双庙、八里罕、存金沟、三座店、大城子、小城子及喀喇沁旗部分地区，开展统战工作和对敌斗争。10月，在东至铁路，西至旺业甸、四道沟、打鹿沟门，南至老哈河，北至茅荆坝、公爷府、西桥一带，建立了承平宁联合县第八区，王勇任区委书记兼区长。不久，方林、罗文、郭中兴等一批干部也被派到这里，方林任八区区长。他们在个别村中还秘密发展了中共党员，培养了农会主任、办事员（实际是村长）等骨干，并开辟赤峰、围场、隆化一带的游击区。
人圈！人圈！
“集家并村”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当局为隔绝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消灭抗日武装所采取的一项灭绝人性的政策。他们采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强行把几个村、十几个村甚至几十个村，集中到公路、铁路沿线或大川的一个村子里居住，并在村子的四周修起围墙。日伪称这样的村子为“集家并村”，群众叫它“人圈”、“围子”。日伪还划出大面积无人居住的禁作地带，即“无人区”，小的方圆几十里，大的方圆几百里，四周立红桩为界，界内严禁耕种、放牧，凡进入“无人区”者，格杀勿论。
日寇在赤峰南部地区“集家并村”的时间是1942年至1944年春。三年间，日寇在宁城四道沟梁、大营子、西泉、八里罕南北厂子、热水、存金沟和三座店等地共集家7200户，并630个自然村，共建“部落”153个，其中有75个修有围墙，把近三万人赶入其中；喀喇沁旺业甸、美林、上瓦房、王爷府、四十家子、锦山等地并400多个自然村，修筑42个“部落”。在敖汉四家子北大城、南大城、金厂沟梁水泉、五马沟、贝子府等地并15个自然村，集家602户，3200余人。
日伪在这些地区的“集家并村”共分三类：一类是“无住禁作地带”（无人区），即在深山密林和八路军经常活动地区，把居民全部驱出，不准居住，不准种地，不准人畜入内，否则格杀勿论；第二种是建“集团部落”，把分散居住的自然村居民，驱赶到指定地点，修成围墙炮楼，日夜有武装人员看守。离“部落”较远的土地也不准耕种。第三种是把山沟小岔内的住户赶到大川指定地点，暂不修“部落”。
为推行“集家并村”，日伪在修“人圈”和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手段极其野蛮，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部落”定点之后，就集中伪兵、讨伐队、警察队进行野蛮的驱赶，限时搬进指定“部落”，到期不搬家就由“镐头队”强行拆毁或放火烧掉，把牲畜物资抢光，一切生产、生活用品捣毁。修“部落”时一律不准下地干活，否则被抓后，轻则拷打，重则投进监狱，甚至被活活打死。
地狱！地狱！
日伪对“部落”实行法西斯集中营式的管理方式。“部落”建筑形同监狱，一般墙高4.5米，留1-4个门不等，并设有岗楼，军、警、宪、特日夜监视百姓的行动。“部落”内通常派警长一名、警官十多名，负责其中的军事统治。在“部落”内实行严格的户口管理，成年人发“良民证”，实行牌甲制、联保制，各“部落”间实行联防制。每个“部落”有“部落长”，自卫团日夜站岗，日出开门，日落关门。“部落”内还安插许多特务，秘密打探八路军抗日武装活动和百姓的思想情况，稍有“越轨”，轻则施以酷刑，重则以“通匪”论罪。
被驱入“部落”的百姓房无一间，少数有亲友的尚可寄人篱下，部分有条件的能搭个马架子或窝棚，挖个地窨子，而大部分人则只能人畜混住或露宿墙角屋下。冬天天寒地冻，风吹雪打，冻死的比比皆是；夏季日晒雨淋，蝇蚊肆虐，伤寒、霍乱、痢疾流行，缺医少药，无钱医治。每当有传染病发生，天天都得往外抬死人。“部落”内，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原来的大部分土地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不准耕种；租种点儿土地，打的粮食大部分要交地主，种粮的还要交“出荷粮”，种大烟的要交“出荷烟”及其它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布、盐、火柴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更是奇缺，只得靠日伪“配给”，大部分又被地方爪牙克扣。
点火用火绒，照明用松枝，吃盐用舌舔，这就是当时百姓活命的基本方法。“部落”内流行着这样的歌谣：“一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天上飘雪花，身上没衣裳。”“早晨菜。午间汤，晚上稀粥照月亮。”“‘部落’日子没法熬，租税重，利息高，穷人头上三把刀，借债、上吊、坐监牢。”这就是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人间地狱的血泪控诉。
在日寇推行“集家并村”的过程中，据不完全统计，仅宁城县就有一万多间房屋被烧或被扒掉，5万多亩耕地荒芜，上万头大牲畜被敌人抢走，粮食及其它物品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从“集家并村”开始到日寇投降共有4000多人被打死、病死、冻死或饿死，其中有200多户死绝。西泉打鹿沟末集家并村之前有260户，1600口人，1100间房子，2872亩耕地，2064头（只）牲畜。至日寇投降时，这里仅剩18户，720口人，360间房屋，75亩耕地，262头（只）牲畜。大营子的道须沟、上拐，西泉的范杖子，东打鹿沟等四个村，被烧毁及拆除的民房1127间，抢走和打死的牲畜1093头（只），被日寇致死799口人。喀喇沁旗三道沟门、罗圈铺、大店、北沟等村，在“集家并村”前有550多户，在“集家并村”中，170余户死绝，仅头道沟门36户中就死绝30户。喀喇沁旗东局子仅在1942年6月就因瘟疫流行死了100多口人……这是暴行，这是血债啊！
反抗！反抗！
在冀东区党委和承平宁县工委的领导下，八路军及地方抗日武装在赤峰南部进行了一系列打击日伪军的战斗行动，并取得了得大的胜利，给日伪在这里的“集家并村”计划以严重的打击，迟滞了“集家并村”计划的实施。
最初，党组织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比如动员群众不拆房、不搬家、不进“部落”等措施。大营子三道沟门的群众在修筑围墙时，其中放进干草，下大雨时围子就倒塌；八里罕北场子群众，白天修，晚上就推倒……这样做，确实拖延了敌人集家进度，但同时也让群众受到极大的损失和牺牲。
鉴于此，1943年6月底，承平宁联合县党政军第二次联席会议专门研究了反“集家并村”斗争策略问题。从此，各区村不再动员群众拆“部落”和坚持不进“部落”，而是把工作深入到“部落”中去，在“部落”里积极慎重地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反“集家并村”斗争。为加强对“部落”内抗日工作的领导，在群众进“部落”时，一些区村派出干部和共产党员秘密地进入“部落”，隐蔽发展，争取由日
伪绝对控制转变为两面政权；执行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伪职人员及上层人物，耐心争取教育，争取他们尽可能保护群众，除罪大恶极者予以镇压外，严禁乱捕乱杀；关心群众疾苦，千方百计救济“部落”内的群众。
在群众进入“部落”时，党组织还安排一部分党员干部和堡垒户、办事员等不进“部落”，躲避于山中，进行沟通情况、筹措粮食物资、养护伤病员等工作。如八素台老西村堡垒户王臣，把房子盖在森林的山沟里，三区队多次在他家食宿、休息，他在外面站岗放哨，下山弄药，保护八路军及其伤病员。大营子陈国相，“集家并村”后仍偷偷住在山上，三区队政委杨雨民曾在他家住过，他妻子把在“部落”里收集的情报偷偷地送到山上，转送给八路军部队。西泉范杖子的郭春华、黄茂荣，房子被烧了，仍坚持不进“部落”，在山上房框和小窝棚里先后护理了李志华等八名受伤和染病的干部战士，黄茂荣的父亲因此被敌人抓去打死。道须沟的关广才、西打鹿沟的崔义贵坚守“无人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给八路军带路、送信。四道沟的姜廷怀父子和本村七名村民被敌人抓入监狱，严刑拷打，仍严守八路军秘密。黑里河川妇女修桂英三年如一日，每天翻山越岭，在深山里先后悉心护理过14名八路军伤病员。喀喇沁旗楼子店林玉珍为掩护游击队员，被日伪警察抓到平庄，受尽敌人酷刑，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