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南中轴 　谭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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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南中轴

谭烈飞

北京晚报 | 2021年0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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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度达7.8公里的北京城市中轴线，分为三部分：核心部分是紫禁城，在城市规划中称为“故宫中轴”，景山以北称“北中轴”，天安门以南称“南中轴”。

　　在南中轴上，不同时代修建的建筑与道路留下了数不尽的历史之谜，既有附会传说，也有精心的设计理念。

清末正阳桥及正阳门大街

　　前门楼子真是九丈九吗？

　　这里所说的前门楼子指的是正阳门城楼，民间有“前门楼子九丈九”的传说，正阳门历经多次存毁与重修，民国五年（1916年），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第一次对北京的所有城墙和城楼进行了实地测量，并绘制出测绘图，正阳门城楼的测量结果是通高42米，如果换算为市制，约合13.86丈，远远高于九丈九，和相传“前门楼子九丈九”的说法不一致。2005年，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对正阳门城楼采用先进的测量仪器又进行了测量，得出了更为精确的数据：正阳门城楼通高（从地平线到门楼正脊上皮）是43.65米，约合14.4丈，由此再次否定了“前门楼子九丈九”的说法。因而结论是：“前门楼子九丈九”只是个虚数，“九”为阳数的极数，是单数最大的数，“九”在中国是个崇高的吉祥数，象征着至尊至大，多用于帝王，用在“九门之首”的“国门”正阳门上，象征正阳门之高之大。

　　然而，在留存的文献中还有一种权威的解读：庚子事变中被毁的前门楼子就是九丈九。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阳门城楼被占领的英军焚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始修建，十二月，直隶总督袁世凯、顺天府尹陈壁，因复建正阳门城楼，奏《为正阳门楼原建丈尺无案可稽谨会同酌拟办法请旨事奏折》中写道：“敬谨驰往详细勘估，一面咨部调查旧卷，稽考原建丈尺，以便有所遵循，旋准工部覆称，该部自经庚子之变，从前案卷全行遗失无存，臣等迭次往复函商，博采舆论，原建丈尺既已无凭稽考，惟有细核基址，按地盘之广狭，酌楼度之高低，并比照崇文、宣武两门楼度酌量规划折中办理。”

　　这段话大致的意思是，正阳门城楼没有资料留存，只有比照崇文门和宣武门尺寸进行修复。他们进一步查考了正阳门与这两门的关系：“查正阳门大楼旧址面宽十三丈另六寸，较崇文，宣武两门大楼面均增二丈有奇，……今拟除城身不计外，正阳门大楼自地平至正兽上皮止，谨拟九丈九尺，较崇文门大楼高一丈六尺二寸，较宣武门大楼高一丈六尺八寸。”

　　从这些文字上可以清晰地证实正阳门城楼为九丈九尺，而且绝不是大约的数字，所比照的崇文门和宣武门高度均有“二寸”和“八寸”的单位，文中关键的表述是“今拟除城身不计外”，也就是说：“九丈九”是从城台之上到屋顶最高处的高度，由此可见，正阳门作为当时的“国门”，是非常有讲究的，这些尺寸不是随意而来，在这篇奏疏中，对正阳门的描述也有“拱卫宸居”“为中外观瞻”“固若金汤”“垂之永久”等文字，同时形容正阳门为“辅弼吉星”，这“九丈九”看来不是说说而已。

　　正阳门两侧所开门洞也有“九”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朱启钤为解决前门地区的交通，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其中，以正阳门城楼为中心点，在城楼的两侧城墙上开辟门洞，这项工程解决了北京内城与外城的交通问题，这在当时也算是不小的壮举。

　　这项工程是对称地在正阳门东西两侧各开辟门洞两座，也就是说开通了4座新的城门，看似简单的四个门洞，并不简单，因为在此处的任何工程，都非同一般。这项工程的规划与建设很好地处理了与城市中轴线的关系，这两侧的门洞及道路，首先要考虑对称的特点：两侧所开通门洞与正阳门的距离是相等的，更有意思的是两侧的门洞均各宽9米、高8米，形状也是完全一样的，“9”乃是阳数中的最大数，而“8”则是阴数中的最大数，这样的改造不仅解决了交通问题，又体现出中轴突出、左右对称，使既有的中轴线格局得到很好的体现，传统文化理念得到了相应的延续。

　　南中轴路宽“红线”80米

　　城市南中轴路是由前门大街、天桥南大街和永定门内大街组成。从元代开始，元大都丽正门外向南是出京城的官道。明以后，随着天坛和山川坛的建成，成为皇帝祭祀御道，在北京城市道路中级别甚高。

　　这条道路的起点是正阳桥，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桥面为三幅结构，中间一幅桥面为“御道”，整个桥面远宽于京城九门中其他各门的护城河桥。这一点可以从《乾隆南巡图》中得到印证，在这幅图中，正阳桥被四道栏杆隔成了三条道路，桥南是正阳桥牌楼，清代成书的《宸垣识略》记载：“（正阳桥）其南绰楔五楹，甚壮丽，金书正阳桥清汉字”，与桥同时代建成，其造型为五间六柱五楼式而得名“五牌楼”，宽约30米左右，通过桥与牌楼的宽度可以大致了解到前门大街的宽度。根据史料来分析，自明朝起，前门至永定门大街的南中轴路西侧为珠宝市、粮食店、铺陈市一线，东侧为肉市街、果子市、西草市一线。当时的珠宝市西侧一线至肉市街东侧一线的宽度，在北端为68米左右，至珠市口处为80米以上，到天坛北路口时已达百米以上，在天坛北路口以南，宽敞的绿地背后是天坛与先农坛的坛墙。因此可以确定这条大街当年建成时的宽度在70米至90米。至明末，前门大街两旁的市场“搭盖棚房、居之为肆”“侵占官街，拥塞街道”，原本广和楼是临街的，后来一些店铺挡在了前面，使它栖身于街里，形成了前门大街后来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城市规划中，引进城市建筑控制线的概念，其中红线是城市道路两侧控制沿街建筑物或构筑物的界线。1954年开始定南中轴路红线，以天安门中点和中华门（1958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拆除）中点连线向南延长至永定门为其中线，红线宽110米。1958年，红线宽改为120米，1959年，又加宽为140米。1970年，拟在前门广场东南角建华北楼饭店（后来未建），又将中轴线的宽度规划提到了议事日程。当时，所定140米的宽度难以实现，但作为城市脊梁的中轴线，也不能过窄，于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考虑，对中轴线的宽度做了调整。从历史角度考虑，明初的前门大街，从正阳门至天桥路口的街宽为70米至90米，从维护老北京城的风貌出发，对前门大街的红线宽度，取其明初街宽的平均值，定为80米。199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从保护旧城中轴线的要求出发，明确把这条大街的红线定为80米。

　　建筑高度不超20米

　　前门大街两侧基本上是商号，六必居、广和楼可以追溯到明代，店铺两层楼的居多，北京谦祥益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1840年），是三层楼；位于大栅栏街瑞蚨祥绸布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焚后重建，是前门一带现今保存基本完好的清代商业建筑，是当时店铺形式的典型，此店为两层建筑，高11.62米。清末民初，前门大栅栏一带，二三层木结构及砖石结构的旅馆多了起来，其中煤市街第二旅馆为三层木结构，也有一些饭庄建了两层楼房，但高度都在15米以内。这时候也出现一些中西合璧建筑，最高有四层楼，位于前门外廊房头条的劝业场，前身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成的京师劝工陈列所，因火被焚后重建，重建后的京师劝工陈列所是近代商业建筑的新形式，地上3层，地下1层。建于1937年的交通银行，位于前门西河沿街，地上四层，算是周边比较高的建筑了。

　　旧时天桥南大街几乎没有什么楼房，放眼望去，东边天坛的祈年殿自然而然进入人们的视野，其实，这也是古代北京环境设计所追求的效果，祈年殿是明清两朝举行祭天及祈谷仪式的神殿。祈年殿殿高31.8米，加上三层殿基合计高6.3米，通高38.1米，是当时最为高大的古建筑之一。与祈年殿相通的是丹陛桥，南连圜丘成贞门，北接祈谷坛南砖门，这座不是桥的桥，其南端稍高出地表，北端高出地表逾4.5米，台面青砖海墁，史书称为海墁大道，因其下有两孔涵洞而又被称为丹陛桥。丹陛桥将圜丘与祈年殿结为一体，构成了一条天坛的建筑轴线。清乾隆年间始植树于丹陛桥两侧，柏树葱郁，两周边不允许有建筑。总之，古代的北京城“平缓开阔、对称有致、节律有序、轮廓丰富”的空间格局，也适用于南中轴。

　　为了保持这种格局，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前门至永定门大街两侧的建筑高度进行控制，1979年规定此处建楼房为4层至6层，1985年公布的《北京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提出前门大街珠市口以北沿街200米以内，珠市口以南沿街100米以内，建筑高度控制在18米以下，1987年作了一次调整，把珠市口以北定为建筑高度控制在12米以下的地带。199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划定了大栅栏历史文化保护区，明确规定：珠市口以北大街两侧建筑定为12米，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中轴线的开阔，体现箭楼的巍峨，也可以领略天坛祈年殿的雄姿。当人们站在天坛北路口看正阳门和祈年殿时，为了保证良好的视线景观，规定珠市口以南两侧的建筑控制在18米以下也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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