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反禅简史
任何学问都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省思与实践,才能进窥核心价值。理学、物理、化学都必须专心钻研,也必须透过实践完全人格化,提出实验报告,验证定理。研究禅宗当然必须穷毕生精力研究与实践,不能例外。
可是一般人总会突然有了个领会或相似的心得,以为这样就是禅,便拿来论断是非。
绝大部分的人学禅患了这个错觉,教内如此,学术界如此。
钱穆先生是最好的代表,他有段简单的见性经验,详研《指月录》而得,就以为这就是禅,以空为禅,以空灵为禅。回过头来批评禅、定义禅,完全忽视了《坛经》的第一个公案:惠明打坐到了“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六祖突然向他说:“正与么时,那个是您的本来面目?”
这个“本来面目”才是禅宗所一再强调的“佛佛唯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的本体、本心。没有大成就的师父在旁边督促你、纠正你、暗示你、踢你一脚、打你一拳,你就死在“不思善,不思恶”的空空上。
见得本心是上路的开始而已,从此要以“这”为目标,慢慢修正思想行为,渐渐变化气质,让内心那个天下一体的潜层意识抬头出面,让你那个没有分别作用的觉受,在生命的长河中汹涌。
那是一段非常漫长而辛苦的历程啊!
这样才可以体会六祖这位大圣人,必须在猎队中默默的度过十五年的岁月,难忍能忍,难捱能捱,消磨掉全身的棱角,才获得圆明智慧的历程了。
没有这个功夫与能耐,怎么可以谈禅、说禅?
请问:钱穆有那么高的智慧与学识素养,还得花多少时光在宋明理学中,才有不世的真知灼见啊!为什么对禅的研究态度就变得那么轻率了呢?怎么可以因为短暂的空寂感受,便断定是禅的全部?
例如他讲六祖:“(六祖)一日背柴到城里卖,聆人念《金刚经》,心便开悟,此悟正是由心领会,不藉旁门。”(《六祖坛经大意》)。“由心领会”就是推理与觉受的合理结合,但这不是禅宗的悟,而是解会了。解会的力量是不足以使六祖辞母就五祖禅庭的。解会的力量太小,必然有股很大的心得,很大的启示。
儒者反佛,以韩愈最有名。他是保守的本土文化守卫者,极力反对佛教文化,全盘的反对佛教。至于以儒佛之辨反禅最激烈的是罗整庵,他反对士大夫学禅,要他们回到儒学。
我们以他的《困知记》,稍论其偏颇处。任何学问都是人类公有的文化财产,应该透过公平的批评,还其透明的真相,这是学术应有的态度;至于喜欢不喜欢,是个人主观范围,应该割舍。这像种香蕉,如何选种、培育、照顾及改良,是一条公平而透明的准则,是可以公开讨论批评的;至于喜欢不喜欢香蕉,那是个人嗜好问题。有些人不懂,自己论东说西,挑肥拣瘦,看到别人文章涉有批评,便酸溜溜的反对,其实是心虚;还说只可以关起门来评论,不用公开露面,这是掩饰自己的无能,不能光明正大。人类文化的进化,靠的是公开、透明、接受批评,不断的向精益的道路前进。
理学的兴起当然有时代背景,自从安史之乱直到五代十六国,一直在混乱的战争中,社会中坚的士大夫当然会挺起肩膀为“万世开太平”,在“内圣外王”的理念下,积极参与朝政,与君王共治。另一方面,多元性的摧破佛教的消极遁世思想,特别是枯坐俺息的默照禅。
兴儒排禅是大前提,理学从性理建立他们的世界观,当然涉及本体论。而且儒学的本体论是一部被遗忘的《中庸》。因为《中庸》似道似儒,向来不受重视。梁武帝是第一位发现这部书价值的人;后有唐朝的李翱,他们都是学佛而旁及《中庸》之秘。
宋初天台宗智圆和尚著《闲居篇·卷十九》,即有《中庸子传》上中下三篇,自号中庸子。因为当时士大夫排佛,承续韩愈。智圆为了弥补儒释之嫌,以方外一人而尊《中庸》,后来契嵩又有《中庸解》,他是云门宗下四世,更大胆的调和儒释之争。
本来学术要客观,摒除了主观的态度,才能尊重他人,也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重要的是客观态度而已。可惜,理学既起,打着新儒学的旗帜,当然彻底反对禅学。以至于让儒禅各有一席之地也被打破了,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很可惜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