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再教育”的日子

1968年深冬，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一段几乎影响涉及到中国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有子女家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当我听到这个必然要用锣鼓口号上街游行以示拥护的“最高指示”时，天津晚间的气温已经很低，海河变成了一条冰带。大凡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清楚，对“最高指示”的庆祝是不能过夜的。过夜就是不忠，不忠则意味着不革命，而不革命的罪名那是“相当”可怕呀。

天虽冷, 但游行的人却满头大汗。有的当场还写了血书, 以示坚决去农村扎根一辈子的红心。其时, 欢庆中几乎所有人都顾不上细想, “再教育”这句话里可能还含有另一种“解读”, 而这种“解读”就催生了知青下乡初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作为从天津市第一批到长城以北青龙县插队的知青, 我愿将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写出, 以告世人。

那段最高指示中最让人激动并产生联想的话, 应该是,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不要说对青少年, 就是对成年人, 也极富巨大的诱惑力和感召力。尽管我因家庭出身的缘故不是红卫兵, 心中对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多有恐惧而缺少激情, 但听了街道高音喇叭里一遍遍地广播, 还是不由自主也产生了些美好的向往与憧憬。脑袋里的画面于是也就有了, 模样基本上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青人》、《朝阳沟》, 甚至还有《蚕花姑娘》 (女主角很好看) 等等。至于接受“再教育”那个“再”字意味着什么, 根本就未曾去想。日后才发现那个“再”字很可怕, 它毫不留情地使知青身陷于一个很低的层次, 从而去接受又一次无情的“教育”。用当时贫下中农中某些人的理解, 就是这些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已经不管用了, 城里不希罕要他们, 因此只能下放到乡下再接受一次教育。这类话在我初到乡下时常听到。

1969年初，我们“老三届”大部分（有少数六八年去了内蒙古农村和黑龙江兵团）还呆在学校里。我是天津第三十四中的学生。三十四中的校舍是原军阀曹锟的公馆，由一片庞大华丽的西洋式楼群庭院组成。在一间宽大的教室里，一位叫林海青的当地干部向我们介绍了青龙县。他口才好，很善讲，甚至有些娓娓道来的意思，让少年学子听得鸦雀无声。他又很狡黠，他摸透了城里学生和家长的心理，避开了环境艰苦，选择了鸟语花香。“青山绿水花果遍野”，这景色使人顿时就像听到了郭兰英的歌声：人说山西好风光，水肥地美五谷香。可能是有同学想到“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便举手问：青龙是纯山区还是丘陵？

林海青是长脸，立刻严肃得像马面：是丘陵。

没有星点含糊。我们好几百学生都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好似一块石头落了地。地理课讲得明白，丘陵属半山区，条件要比纯山区好得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过老山界》，无论是李白的诗，还是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陆定一的文章，都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山里的生活起码是不方便的。林看去是那么诚实，他的长脸平平的，或许青龙的地也是平平的吧。

用青龙当地人的话讲，那叫“听得真真亮亮，没有半点差头”。但那天林海青却是“真真亮亮”地把我们骗了一次，而且差头大得无边无际。不过，他骗得又毫无意义。因为他即使把青龙说成是青藏高原，我们该去也是得去的。对于最高指示的落实，天津和其他城市一样，绝对是完全彻底不打折扣的。

没有任何条件，全窝端，无条件。这就是政策。凡是家中有学生不愿下乡走的，马上就会有—大群人上门来做“思想工作”（其中一项是不断地念语录），不达目的，就不走。这种战术非常之厉害，基本上是百战百胜攻无不克。当然，极个别的也有。我家楼下有一和我同龄男孩，他始终坚持住了没走。他的胜利在于他有个久经考验的母亲。他母亲年轻时漂亮，会唱戏，见过世面，解放后自己带着儿女过，很不容易。她能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说死过去就死过去。她还有法宝是她还有个大傻儿子。当做工作的人说啥不走，她最后的杀手锏是当众给傻儿子解大小便。这首先使未婚女红卫兵涨红脸逃去，然后再把余下的人熏走。于是她保住了小儿子的户口。

我们都佩服她。但我的父母没有那两下子。未等人家兵马露面，我已经一头扎到乡下去了大山中的青龙县。接着前面那个“丘陵”的话题说，当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被解放牌大卡车拉到一个地方放下，转天早上发现已掉到铁筒般的大山里。有人忿怒问林海青：这是丘陵？

对，这就是丘陵。

林身后的山壁立直立陡刀削—般。然而他不屑—顾地用鼻子—哼说，不是丘陵还能是什么，我说是丘陵，它就是丘陵。说罢扬长而去。数年后，我在县里写材料，曾到广播站去帮忙，林海青是那的编辑，我们相处得不错，在—起喝酒还同住一屋，我发现他原来还真是个厚道人。闲聊中他道出实情：当初去天津招知青，谁都不愿去。他之所以去，是县革委下的命令，如果不去就立刻打发回老家。至于为何对我们那样—种态度，他说完全是由于对知青不了解，而且如果不是中央后来下发了26号文件，那种态度恐怕到这时也不好转变。对此，我深然之。

在这里，请记住当年有—个红头文件，是26号。是这个文件把知青实实在在拯救了—把。假如没有这个文件，知青的境遇会越来越糟。可以想到的是：将有许多男知青会因为不好好接受“再教育”而被批斗，被劳动改造。而更多的女知青会被村里的光棍汉弄到手成了他们的媳妇，然后养一堆孩子。在此声明，虽然我是写小说的，但在这里绝不进行“创作”，这里写的全是真事。我们—个村有10个知青，6男4女，到乡下不过几个月，这两种情况不同程度地就都出现了，只不过后者差了—点点。

容我慢慢讲来。那—日林海青头也不回地走了，坐班车去县里交差，就把我们扔在距县城90里的—个叫大巫岚的公社。说来惭愧，记得六八年天津知青下乡之初，火车站还有欢送的场面，领导讲话，学生表红心。但到了六九年，走的人太多了，这等场面就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洒泪告别，尤其是女生，个个哭得泪人一般，全然不见了豪情壮志。车起动那一刻，车上车下哭成—片，真是惨不忍睹。

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缘于六八年下乡知青过年回家探亲，传递过来的消息跟当初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艰苦不说，主要是在乡下的无助，甚至无情。因为当地人更多的是把这些学生是看成犯了错误后而被下放的，于是，一股恐惧感蔓延开来，而城里动员下乡的手段也变得越来越简单粗暴，分明是在撵，与六六年夏遣返地富资本家很相似。具体到我走时的场面，如果让我再形容一下，很有点像杜甫的诗《兵车行》中的描写：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绝不是有意夸张，比如我们6个男生是同班同学，其中独生子3人，走后家中只剩下老母—人的有2人，家中同时有两个知青的有2人。想想吧，当时根本想不到日后还会有选调、病退、返城的机会（连这些词都是后来才产生的），都认定此—去孩子就彻底当了农民。而且关山阻隔相见无期，当家长的又怎能不痛断肝肠放声大哭呢？想想从此家中老人孤单无助，买个粮买个煤又能靠谁，车上的学生又如何能忍住眼泪！我母亲43岁生我，我和我五姐（我上面有5个姐姐）几乎同时离津，她技校毕业分到江西大山里的兵工厂，我去了塞北。很难想象，我母亲是如何熬过来的……

正月山里的天气很冷很冷，冻得嘎巴嘎巴的。我们随着拉行李的大车沿着河套又往回走了近10里路，来到了一个叫和平庄的村子。和平庄有5个生产队，500多口人，在当地就算是个大村了。进村时，许多社员围观，可以说能动的人都出来了。但没有欢迎仪式，也没有红旗和掌声。在大队部里，我亲眼看到大队干部是怎样安排我们的。按本意，我们很希望大家在一起生活。可大队革委会主任丝毫也没理会我们的要求，他对5个生产队长说：一队俩，要男要女自己报。结果不过一分钟，就扒拉出5对，随后我和另一个男生就分到第五生产队。那是一个最穷的队。行李搬到房东家，头一顿饭有一个老娘子给做的，她是生产队长的妈，做这顿饭给记半天工分，米汤泔水全归她。转天就自己做了。可想而知，两个半大小子，往下的日子会过成什么熊样。有这么一个细节很值得思考：当时和平庄并不是一个非常穷的村子，村里有三分之一已是瓦房。能腾出一间屋（对面屋）的人家亦不少。可是，我们6个男生，竟然有两户4人没有房东。简言之，即对面屋或是生产队仓库，或是无窗无门的破房，而住人的这间屋是现收拾出来的。我有房东，但那家显然条件较差，屋里不过收拾出半铺炕，炕头和地下堆着农具和杂物。我睡下的晚上，一阵阵呼噜声在窗根下响起，天亮才发现窗下就是猪圈，天热了满屋臭气。

尽管日后我们与房东及众多的社员相处很好，有些人甚至后悔为什么不把知青放在自己家住，但当初谁家都不愿意收留知青，应该是个事实。而这又不是社员的过错与失误，根子显然是在接受“再教育”这3个字上。

当时，农村的阶级成分自土改一路“世袭”下来，哪怕是刚出生的孩子，如果他爷爷是地主，他也就是地主。对此我们很不理解，曾和队干部说应该从孩子父亲那论出身。人家说要是那样，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因为眼下这批年富力强的“地富”，其实土改定成分时还都未成年或刚成年。因此，阶级斗争如果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地主富农就得昨天有今天有明天还得有，不能断捻儿。“捻儿”即油灯棉捻，断了捻儿灯就不亮了。

大概上面也了解这种情况，感觉到这样对地富子弟不公平，于是后来就有了政策，称地富“子弟”为“新社员”，又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但无论如何变称呼，也变不成贫下中农。对此，有的“子弟”干脆不领情，说叫来叫去太麻烦，不如叫“地富子弟”明了。农村不同阶级成分所带来的后果是明显的，以至于稍懂事的孩子就知道自己家是贫农，哥哥可以参军。而“子弟”和他们的孩子则明白，如是女孩长大可以嫁出去，是男孩就娶不上媳妇了。忽然有一天，在地里干活，一个十来岁的贫农孩子指着我说：你们是在城里犯了错误，才下放到这来接受再教育的，其实就是“子弟”。

我愕然。身边的社员都默默无语地听着，表情是不反对，还好，没跟着应声。但很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青龙这里比较困难，社员家吃饭习惯喝粥。米少，就熬稀粥。有一段顺口溜很出名，即“一进青龙门，稀粥两大盆。盆里映着碗，碗里映着人。”大约到村里也不过20多天，和社员熟了，干活时就闲聊。有的社员也爱说，就说了这顺口溜。我记得我还让他说两遍以便记住，好日后说给别的同学。突然间大喇叭就喊，开全大队的会，社员就都聚到大队部前的空场。空场边有棵大榆树，我们男知青自然凑到一块坐在树下。会开了，是批斗地富分子。把人揪上去一溜，就见有数人是与我们年龄相仿的。看来是早有安排，大队干部说有人散布今不如昔的反动语言，说啥稀粥两大盆，把他揪上来。我还四下瞅这是要揪谁呀？不料民兵冲着我们走来，转眼间，我们中一个男知青就被揪了上去，和地富排在一起！真是吓死人啦。幸好那天比较“文”，只动口，没动手。当时我的心怦怦跳，害怕下一个会轮到自己。还好，跟我说顺口溜的是个贫农，而跟被揪知青说这话的是地主，偏偏他听后又跟旁人学说，我还没来得及学。

斗地富同时斗知青，渐成风。不久，全公社开大会，能有上万人，黑压压的，在公社中学操场搭高台，还有贫宣队主持，一声喊，就把另一个村的知青揪了上去斗了。罪行是不好好接受再教育，踢生产队长。详情是队长喊他下地干活，他头朝里睡，不动，队长拽，他眯瞪瞪踹了一脚。

那次大会影响极坏，知青在社员眼中地位每况愈下。我们的信件都是邮局送到大队部再捎到各生产队的。大队干部很随便的就拆开看，生产队长则要你买烟来换。最可怕的是有人开始打女知青的主意了。三队一个人高马大的大光棍子，是大队种马的配种员，力气极大，与人打赌，站在当街不喝水，一口气能吃下二斤干豆片。就这位谁见谁怕的野汉，他相中二队一个女知青，酒后就把女知青堵在屋里，要谈谈心。后来他交代说他只是要和女知青交朋友搞对象。具体细节就弄不清了。但那女知青当年回津探亲就再也没回来，理由是受刺激得了病……大队革委会主任审这光棍儿时，派我和另一个知青把着他。要说我们也是正当年好力气，可让他一甩，就把我俩甩到一边。可想而知，他要和女知青“谈心”的情景该有多么可怕。

事态的发展显然是走向失控，除了政治上的偏见，生活对我们来讲则意味着艰难。秋下分口粮，我背着口袋在场院排队，毛着（带皮）每人每年360斤。一天不到一斤精粮，而我一顿吃一斤饭也就是将饱。社员家有小孩（生一个孩子就有360斤口粮，极大地刺激了生育积极性），而且不是一两个，小五小六小七小八，大人孩子搭配，又有自留地，日子尚能过得去。知青一两个人，又正是能吃的年龄，就很难了。那时粮食是绝对不能个人买卖的，没有办法，只能从城里家中带些来。这个县的知青主要来自3处，一是本县的。他们的父母多在县城当干部，插队的地方是事先挑选的，回家方便，捎东西也方便。二是承德的，而且是同一个矿区的学生。他们的父母都在一个单位，对自已的孩子有关照的便利条件。三就是我们天津知青，人多，前后有上千人吧。我们回趟家不容易，回来顶多扛些挂面，又要送礼，从大队干部到小队长，再到房东和关系不错的社员，自己基本留不下。所以，能不能吃饱肚子，对我们第一批知青尤其是男知青，成了一个大问题。吃了上顿，不知下顿饭在哪儿。说来好像好笑，但我确实亲身经历了。那时知青除了有被人“再教育”的特殊性，没有任何被关照的地方。

当时国家是按人头给了安家费的，但给多少，怎么花的，我们一概不知。隐约的我听队长说过一句，钱给花了，给牲口买过草料了。后来上面要来检查建房情况，他们忙把生产队的库房截出两间，灶台连炕，没隔断，没顶棚。买了一口锅，一个缸，一领席，两把锄，这就是我俩的全部家当。房子远在村边，没有院，四下全是庄稼，也亏了傻小子胆大，不然真不敢住。

把知青分散开来，是这个县的一大创举。知青聚堆爱惹事（内部打架或与社员打架），而拆零散了，每日随着生产队的钟声下地收工，时间长了，人就变得老实听话或者说麻木了，让干啥就干啥。再加上也没有人告诉什么新的信息，我想如果不是其他一些知青多的地方为命运而抗争，我们跟着沾光，几年之后，我们肯定就彻底变成山里人了。记得后来我的最大理想，就是娶个媳妇，养一口猪，一群鸡，收工回来，家里能有一锅热饭。

事情出现转机，对我们来说是根本想不到的。1970年初夏，突然有一个第26号文件发下了，内容是检查知青待遇的落实情况。地区、县里的检查组不断到村里来，不光听大、小队干部说的，还要听我们说，到我们的住处去看。又传达了一些文件，才得知枪毙了些强奸女知青的人，而且是有职务的人。一时间，我们的处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变。记得最主要的，是国家保证我们的年均口粮吃到504斤，不足部分由粮站供应。同时，村里也用个别知青当小学民办教员，大队搞文艺宣队也用了知青，县里知青安置办公室每年还要开个会，公社也开会。渐渐地，我们这些在大山里插队的人，就觉得日子过得有点活泛劲儿了。

说点儿快乐的事吧。那年盛夏，一个美差落到我的头上：公社成立了广播站，抽我去写稿子。我去了，每天有五毛钱误工补贴。最让我兴奋的，是可以吃到白面饼。公社伙房只有一个老师傅，打饼时就找我去帮忙。广播站就我一个人，除了写稿还得管设备。我对那些电门线路总也弄不明白，但对打白面饼很感兴奋，很快就取代了老师傅变成了“主打”，他则负责烧火。我很高兴，同学来赶集，也很羡慕。

不料乐极生悲，就出了大娄子。到公社一个月时，晚上武装部长开广播会。我将l8个大队线路连好，再把麦克风接在“三用收音机”的扩音功能上，会议就开始了。这种方法以前使过多次从未出差，“三用收音机”一旦扩音，就不收音。然而那天却出了意外。武装部长讲时，我戴着耳机监听，忽然就听到一阵音乐声，接着就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开始广播。”我愣了，这是哪来的声音？又播了一遍后，我猛然明白了，扑上前拽出麦克风插头，收音机顿时大声播起来！

完啦！播了敌台，在当时是重大政治事件。转天上午，县公安局的车就来了，我被隔离在另一小屋里。我才见过通报，邻县一播音员因同样的错误被判了6年。我等待着厄运的到来，又后悔不如在生产队耪地。时至中午，伙房飘来打饼的香味，公社领导叫我出来，说是收音机出故障，没你的事，你回村干活去吧。我夹起行李就跑，心说你以为白面饼是那么好吃的？但我又明白，人家简直是救了我一命。故此，日后我成了作家写乡镇干部时，笔下总是留着分寸。有评论家说我写得不深刻，我不管，我与乡镇（那时叫公社）的情分，他们哪里知道。

不过，这件事还是影响了我很长一段时间。随后县里开知青会，我去了，要在会上发言前，县革委政治部还打电话调查我在这事中的责任。还有就是我上大学，也因此受挫折。那是1972年初，我回天津过年。那时已经有推荐上大学一说了，我念书本来就不错，也不知怎的动了心，就大着胆给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写封信（写信胆大，当面胆小）。不料喜从天降，正月初六接到电报，只5个字：速到县体检。随即告别父母上了路，其时大雪漫天。在滦县下火车，得知山道雪大班车不发，住进冰凉的小店，度日如年。雪停之后，有大卡车（没篷）去压雪道，讲明出危险概不负责。我头一个买票，200里路，在寒风中走了一天，天黑到县城，人快成冰棍儿了。

但心中仍然高兴，毕竟赶上了体检，而且只有我一个知青，还听说要去的是天津医学院。随后即回到生产队，每日里好好劳动，耐心等待消息。一等就等到盛夏，天火辣辣的热。那天的活儿是给社员家的猪打预防针，我负责将猪按倒（猪不让按）。这时见一公社干部，忍不住去打听，人家说你可是傻老婆等汉子啦，被录取的早上学了（那年春天入学），你政审没过关。我不能再说什么，把一腔怒火全发泄在猪身上，专拣大个的逮。一个大公猪猛地一拱，我脚下不稳一头撞在石头墙上，顿时眉梢破裂，鲜血流得半个脸通红。没有药，抓一把旱烟末子（据说有消炎功能）敷上。傍晚收工，我一个人独自面对着夕阳走，自己都有点挺悲壮的感觉了。后来听说，政审不合格除了家庭出身，出过“敌台”好像也是麻烦之一……

好在那时已有了“选调”参加工作的。那对知青来讲，简直就是东方红太阳升，先前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只不过那个梦的实现需要等待，而等待的日子很难熬。我插队5年，虽然今天说来并不后悔（其实也不是后悔不后悔的事，你后悔又能咋的），但实话实讲，当初内心始终处在矛盾之中，嘴里当然得说要扎根一辈子，但躺在炕上就想啥时能离开这里。不怕有谁笑话，都坐下毛病了，直到现在，偶尔还梦见在乡下插队，不由暗叫“怎么还没选调呀”。醒来庆幸多亏是个梦……

1974年以后，又有一批小知青到村里插队。但他们集体吃住，还有带队的，与我们当初完全不一样了。跟他们聊起我们刚来的情况，他们不可理解。村干部和社员也不愿提起那段事，觉得做得不大合适。我现在写这些绝不是捯老账，只是想说人的权利和尊严如果在法制被破坏的情况下，是很难得到起码的保障的。而“运动”，曾经或永远是造成这种现象的载体。包括知青在内的许多人饱受其苦，许多知青终生受此影响：没学历，早下岗，负担重。因此，日后难得聚到一起的，往往是在事业与生活上打拼得不错的少数人。而更多的人，是不愿意出来再聚了。往事对他们来说有些不愿回首，而现实又让他们在满足的同时，还有不少忧愁。“插队”已变成历史烟云里的一个词，但含在这个词里的众多记忆，却是无法消失的。

前几年我们一些知青编了本书，写插队往事，起书名时起了个《青春无悔》。我也同意。有朋友说“青春无悔”呀、“感谢苦难”呀什么的，都是凤毛麟角们的矫情。我想，悔与不悔，谢与不谢，终究是个人心中的感觉，又会因人而异，而青春已逝和往事苦难的真实是变不了的。《文史精华》为我们再现那些真实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因此我一边写，一边想应该感谢这本页码不多但分量却不轻的杂志。

来源：《文史精华》2006年05期，作者何申(1951年-2020年2月21日)，先后任承德地区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承德地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承德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在文坛，何申被称为河北“三驾马车”之一，曾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了长篇小说《梨花湾的女人》等5部，发表中篇小说《年前年后》《信访办主任》等上百篇，创作电视剧《一村之长》、《青松岭后传》等，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获《人民文学》《当代》《小说月报》等国内多项文学奖，连续三次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其作品热情讴歌当代生活，贴近人民群众，多次被选入当代最受读者喜爱的百名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