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的花鸟画家郭汝愚，现代彩墨国画88幅，十分养眼！

郭汝愚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花鸟画家。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作为花鸟画家，他工写兼能，画遍了大地上的草木虫鱼、飞禽走兽。

将现代彩墨画融中国画、壁画、民间美术和西方现代艺术于一炉，生活气息浓厚，个人风格突出。是第一批巴蜀画派卓越成就代表人物。

郭汝愚：字智光，号芝瑜、蜀山，1941年出生于成都郫县，1961年毕业于成都美术学校。

在中国画家的生涯上，他兼修青绿与水墨、工笔与写意，既画花鸟、木石，又画山水、人物，乃至于街市、屋宇、舟车、畜兽等，无不尝试，无不日益精进。

早年，郭汝愚系统钻研过素描、色彩，练就了过硬的造型功夫，掌握了水粉、水彩、油画等西洋画技法，并对西画创作进行过系统的尝试。他不排斥西方绘画的影响，但他的画始终遵循中国绘画传统的文脉。这么多年来，他从西方走到东方，从传统走到现代，终于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自由来往。

郭汝愚：形与神的问题

中国传统绘画自古以来就是遵循这个哲学思想发展的，无论多么写实的手法，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不会对真实生活作简单的模仿表现，所以中国画有山水画、花鸟画的产生，若与西方的风景、静物画相比较，我们的祖先就高明得太多了。

当照相机出现以后，西方画家哀叹“饭碗”将被打破，而当时的中国画家认为照相与绘画毫不相干，所以中国画家并未因照相机的出现而被改变画风，而西画家则从极端的写实走向了极端的抽象，形成了观念性艺术。

当今有些画家过份依赖摄影，只是作照片的加工，重技术，轻精神境界，本末倒置。这类“创作”比较简单，学一点技术即可，在各艺术院校颇为常见。

郭汝愚：师造化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已不容置疑，但如何获取生活之源则是另一问题，旧时中国画家的写生主要靠默写。

这一方面是因为艺术观念的不同，画家需保持生活真实与艺术美的距离，另一方面与中国绘画追求格调、意境，甚至于禅意有关，旧学对记忆的训练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我幼时曾见私塾学生背书，任老师抽背，一背就是几天，记忆力十分惊人。

古时给帝王、皇后画像都是观察后回家作画，没有让帝、后端坐让你细看的。西画传入中国后，所有一切皆要求对实物写生，让画家失掉自性，不能中得心源一味求生活真实，全中国艺术院校培养的学生表现方法都一个样，有的虽是写生高手，进入创作就没有抓拿了。

陈子庄先生等国学底子深厚的画家也写生，水平极高，但他是经过了消化后按自己的艺术观念而表现的写生，不是对自然的描摹，在作画时也绝不依赖写生稿，现在有一些画家也走这样的路，他们冲破了学院体系的藩篱，他们的写生方式如唐吴道子所说的一样：“臣无粉本，并记在心”。确实，这样的画家的作品就要高明得多，他们强化了意趣的存在，个人艺术语言的表达。

艺术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是逐步发展的，中国画自鸦片战争以后，经历了无数次变化，受到多方面的冲击，那些年国力很弱，康有为、徐悲鸿等把改造中国画看成是救国，建国后一些极左份子当权的江丰等人把国画与封建主义联系起来，一并打倒，美术院校全盘“苏联化”，医学院没有中医的地位，音乐学院取消了国乐，后来恢复也沦落为“民间音乐”，体育更为可怜，国术只在民间当有流传。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国画焕发了新春，这时所受到的冲击多数出於自身，画家们在一遍咒骂声中不知所措，盲目的卷入不成熟的口号当中，怕被人讥笑不新，传统，捨而玩命。

随着经济的发展，认识的提高，艺术市场一阵喧哗之后，中国画仍是收藏界的主选，画家们从迷茫中走出来，再也听不到中国画穷途末路的怪论，也见不到高喊与世界接轨的无知。画界、收藏界、理论界都在作进一步思考。

当我们梳理近几十年中国画的现状，模糊的线条慢慢清晰了，我们逐步强盛的中国,本民族文化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弱国无文化现象已一去不复返，当然多年来理论界的混沌状态，国学知识的溃乏，严重影响对艺术的认知，还会干扰艺术的正常发展。

读懂中国画是需要修养的，读懂好画更需要修养，有不少人学了多年国画，对十分粗俗、恶俗的画赞赏有加，他自己的作品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郭汝愚在美国加州大学帕摩拉分校上课时，有学生提问说：“为什么叫‘中国画’？是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原因吗？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中国画其实已是东方绘画的代表，足与西画抗衡，不仅亚洲有传播，在欧美艺术中也可见其影子，西画影响了中国，中国也影响了西画，但其精髓是外国人学不了的，那就是中国的人文根底，中国画与中国哲学是传统的延续和推进。

国画家越杰出修养越高，人品也越高，而西画家则不然，感性多于理性，个性的过度强化，变成疯子的不少，国画家到一定程度后越像个学者，还没听说过哪个国画家神经失常变成疯子的。

确实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学习中国画，但也只是学了个形式，而根本的文化内涵、深邃的人文根基，哲学理念以及画家的心性是没法学的还是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