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剃不剃发

明·雪庵和尚:聞道頭堪剃、無人不剃頭,有頭終須剃、無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
明遗民剃不剃发,跟个人际遇也有很大关系。

比如卢象晋,因为有人跟他同族的亲戚打官司,牵涉到他,这才倒霉催的闹出了剃发问题。
崇祯十一年,清军入寇,卢象晋的兄长卢象升死战殉国。明亡后,他的弟弟卢象观也死于抗清。
三兄弟的气节一向被人相提并论,只是母亲老迈,卢象晋这才选择了留在家中,陪侍老母。
清可以不抗,发型是万万不能改的。
可是打官司必然要面见本地官员,当事人担心受他连累,连番劝他剃发,卢象晋完全不为所动。

古人也免不了脱发的烦恼,卢象晋就有些头秃。
办案的知府许是心存敬重,有心为他开脱,查验他的秃顶后,声称他已经剃过发,那些稀稀拉拉的头发是新长出来的。
可发型是个原则性问题,事关节操,不容混淆。
卢象晋厉声争辩自己从未剃过发,还大义凛然地说:
“我先朝遗老也,兄弟俱死国难,吾头可与发俱断,吾发不可剃!”
遇到这么不识趣的人,知府也是一肚子恼火,而且火还不小,不仅把他下了狱,还判了死罪。

卢象晋差一点就求仁得仁,同兄长和弟弟一起,成就一门三壮烈的美名。
说差一点,是因为有上官过问此案,又一次细微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知府改换主意,威胁卢象晋七十多岁的老母说,卢象晋若不剃发,到时也要治她的罪。
老太太受此恐吓,又担忧儿子,到狱中握着卢象晋的手伤心流泪。
知府趁机派人一拥而入,绑起卢象晋强行给他剃了发。
卢象晋出狱后,索性剃光头发,去寺庙做了僧人。待母亲过世,更无牵挂,从此寄身江湖,专心做他的失家失国之人。

由此可见,卢象晋还是不乏机会保全头发的。相似遭遇的还有张拱乾。
张拱乾是复社重要成员,也是因为不剃发,被清军一位吴将军抓获。
一同被捕的有四十多人,大多数都当即被杀,轮到张拱乾时,吴将军看他名字眼熟,惜才说:你若剃发,就放了你。
张拱乾很硬气地回答:“死则死耳,男儿不可髡也!”
吴将军尽管被怼得够呛,可犹豫再三,还是不忍痛下杀手,打了四十大板后释放了他。
张拱乾大难不死,估计觉得在劫难逃,主动剃发做道士装扮,闭门当起了死宅。

在严酷的剃发令之下,明遗民里有很大一部分都选择了这两条路:为僧为道,或者杜门谢客。
有人真的遁入空门,从此不问世事。
也有人只是权宜之计,角色扮演一样做一时的假出家人。
有人在家中大兴土木,兴建园林,“虽居近市廛,闭门风雨如深山然”。
也有人真的舍弃家业,跑到深山中去过清苦日子,终身“不履城市”。

为明朝殉节的官员徐汧,临死前劝阻想要一同赴死的儿子徐枋说:
我不得不以死报国恩,你还年轻,以后做个农夫平平淡淡过一辈子也好呀。
徐枋从此归隐山林,除了寥寥几个好友,断绝一切人际关系。
家境自然十分穷困,可他谢绝所有施舍,只偶尔接受僧友洪储的周济,称其为“世外清净食”。
他还养了一头颇有灵性的小毛驴。需要外卖时,便把自己所作字画放在驴背的竹箱里。毛驴自己认路,从山中走到城门,等人们取出箱中字画,放入交换的日常用品,再原路返回山中。
徐枋这后半生,不光自己,连自家的毛驴也恪守了“不入城市”的原则。

像徐枋这样的明遗民不在少数。
他们首先很宅,不外出,也不与外人接触,甚至邻居也难得一见。
其次,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远离城市,住的很偏僻,乃至人迹罕至。
如果再摊上一个良知未泯,脾气也不赖的地方官员,不管留什么发型,应该问题都不大。
要是运气实在不好,只要不怕艰苦,多搬几次家,搬得边远一些也总能解决。
例如董樵在抗清失败后,就因躲避剃发令,迁徙数次,他还为自己打气说:“入山恐不深,入之不深,犹弗入也。”

可是,更多的遗民们,或是迫于生计,或是难割亲情,或是决心未坚,无论远遁还是禁足,都不太现实。
即便不考虑现实,能够经得起岁月消磨,不改初志,毕生如一的,算下来也少之又少。
具体到宋应星,由于他晚年的史料实在匮乏,只知甲申前后曾任亳州知州,被授过南明政权的官职,长时间在家乡隐居。
至于隐居到什么程度,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根本难以查证。

只能根据设定找一找相似的例子。
有个叫余增远的人,是崇祯间进士,做过县令,也任职过南明小朝廷。
后来拒不仕清,在乡中有草屋三间,不只自住,还在里面养鸡喂牛,很是热闹。
清晨就拿着农具出门,跟老农们一起下地耕种,闲暇时教村里的孩童们读书认字。
他有一个同年好友,这时做了清廷的海防道,想找他叙旧,被推辞后直接找上门来,在病榻旁拉着他的手自顾自说了不少体己话。
等好友告辞出门,没走多远,回头一看,余增远这家伙正挑着粪桶浇菜呢,哪里像卧病不起的样子?只好叹息离开。

余增远晚年真的得了重病,黄宗羲让次子为他诊治,他笑着推辞说:
我二十年前(国破时)就盼着死了,难道二十年后反而会想活吗?
就这么一个抵清厌清的人,不分寒暑,始终戴着一顶皂帽,即使是最亲密的家人,也没有见过他摘掉帽子的模样。
余增远住得并不偏远,又整天在外抛头露面,据此推测的话,似乎他剃发后愧于示人的可能性最大。
迫不得已被剃了头,平时拿巾帽遮丑掩羞,也算是那个时代的常规操作。
不过,余增远二十四年未出乡一步,冲着这份执念,我更愿意相信他是个运气没那么坏,被乡邻和朋友们小心保护的人。
毕竟,有个一直住在定海城中,遭人告发,境况比他糟多了的薛高士,“终岁以大布之巾蒙头,盛暑不去”,还一样坚守到底,终身不曾剃发呢。

话说回来,我想象中的宋应星,在那个情境中,并非幅巾布袍,却应当是另一副装扮。
就像明亡后的一天,朱彝尊去郊外拜访自己的表亲张若羲一样,宋应星与两位兄长的英魂,“荷锄带笠,相揖于田间”。
一时恍然,分不清其时是明是清。
也无人想起,田中禾苗,该是殷粟还是周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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