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陈独秀（七）

陈独秀是一个思想闲不住的人，但注定要在思想上承受孤独。在当时，他对民主的见解，他对战后世界大势的分析，都被看作是“恶毒”的言论，甚至于他在报刊上往往发了上篇，就没有了下篇，有时干脆被开了天窗。特别是其对红军的态度，把红军看成是“游民无产阶级”，集中反映了其坚持城市中心论、歧视农民阶级根深蒂固的主张和偏见。

1937年9月9日，陈独秀孤寂地离开南京前往武汉，他认为武汉是当时抗战的中心，自己应该去出把力，进一步凝聚起民众的抗战热情。但到了武汉，他才发现，他已远离政治中心，与时局有些格格不入了，只有应邀到大学演讲，面对那些热情年轻的面孔，陈独秀才能找到当年的感觉。更多的时候，他闭门不出，独自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1938年初，陈独秀抵达当时的政治中心—重庆。在渝逗留了一个月，他又感留在重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江津位于重庆上游180公里处，谁知江津也住不安稳，于是又迁居到离江津县城20余里的小镇鹤山坪。陈独秀哀叹道：一切均不甚如意，唯只有既来之则安之而已。至此，陈独秀先后三次迁居，终于安定下来。“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谗独羡武荣碑”，陈独秀在诗中流露出深深的无奈。

1940年3月5日，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中国近代教育家、在新文化运动中给予陈独秀极大支持的蔡元培先生在香港去世。闻听消息，陈独秀十分悲伤。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感情：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还提笔写了一篇《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文章伤感情绪很重。“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由蔡元培的逝世，陈独秀感慨起自己的境态。当他发现自己几乎毕生追求的道路并不适合中国，而要予以推翻，内心会有多么痛苦。“终身反对派”并非陈独秀乐意的，而是思想探索过程中经过痛苦选择的必然结果。

在鹤山镇蜗居期间，陈独秀一直受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的折磨。1942年5月初，陈独秀听说一个偏方，即喝蚕豆花熬的汤可以治高血压，由于无钱买药，陈独秀让妻子潘兰珍（江苏通州人，陈独秀的第三任妻子，小陈29岁，1930年相识于上海避难期间）去弄一些蚕豆花熬汤喝。5月10日上午，陈独秀在喝了蚕豆花熬的汤后，感到腹胀难受，一夜未寐，原来南方天气多雨，蚕豆花在阴天里发了霉，熬的汤里有毒素，陈独秀食物中毒。此后，陈独秀的身体急转直下，于5月27日带着壮志未酬的无限惆怅离开了这个乱世。

与以前陈独秀入狱占据各大报纸头版的时局不同，这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陈独秀的逝世，没有引起社会上过多的关注。无论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是共产党的《解放日报》均保持了少有的缄默，只有上海《申报》和重庆《大公报》登载了简短的消息。

陈独秀的同道中人、生活挚友高语罕参加了陈独秀的葬礼，送了一副挽联：

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

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还作了一首白话诗《哭独秀》：

独秀你死了，独秀你死了！

有些人在暗中狞笑，

有些人在暗中泪落，

有些人如失导师，

有些人虽然是你的朋好，

却不得不装着不知道！

但是，我想到你临去的一刹那，

该都一一地料到，

没有话说，只有报之以微笑！

6月4日，高语罕在《大公报》上发表《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独秀临死的一两年甚至前几个月，对于家庭骨肉，虽然表示一些'婆婆妈妈’的神气，但他对于世界人类的前途的信念和乐观，始终一样，毫未动摇，这是我可以证言的。最后，我要说：'独秀并没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