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二三事

        吴先生我以前在白马中学的同事，宜兴和桥人，那里盛产豆腐干。他60年代初从师范毕业来到白马，就一直在白马李巷村级中学教书。86年因组织上照顾异地老师，才将他从偏僻的李巷中学调回到镇上。在白马中学教授初中语文，与我同事，此时我才真正接触吴先生。

        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勤奋踏实。他长相清奇，头扁长，嘴有点歪或瘪吧，我怀疑那是他经常吹竹笛造成的。眼皮始终耷在那里，而且三角眼，一旦上课或发怒，眼皮立马收起，目光如炬，咄咄逼人。

        吴先生做事认真，上课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人谦和，说话轻声细语，任你说什么，都不会反驳，在一番赞同之后，他再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便你不赞同他，他的态度让你再无与之争辩的底气。

        由于他嘴些瘪，学生私下悄悄地叫他“唐老鸭”，他也知道，并不生气。其实学生给老师起外号也是常有的事，就像学生背里一直喊我管家或老管一样。

        学校的生活是单调的，也是多彩的，因为与外界接触不多，娱乐范围比较小。我们课余，经常请他吹笛子或拉二胡。他读师范到现在一直拉和吹着，因此手艺一直没有丢。特别是在村里中学教书，这笛子和二胡就成了他唯一的爱好和消磨时间的极好工具。

        拉二胡时，他很投入，就在宿舍门口拉，经常会引起许多学生围观，毕竟那时会一样乐器的人不多。特别是拉“二泉音乐”时，他眼皮始终也不抬一下，几乎沉湎其中，完全成为那个流浪艺人瞎子阿炳，长相的确神似。

        他拉我听，他吹我评。

         我并不十分懂专业，只是有时乌拉乌拉的弄一段玩耍。我只是凭直觉听那里面的情感，听音乐的流畅，听音乐表达的快乐和坎坷，至于音准是不顾及的。那时在乡下教书，是臭老九，总把自己纳入郁郁不得志的行列，似乎受到多大的委曲，经历了多少的离愁别恨。

        放学后我俩坐在门口的树荫下，听着如泣如诉的曲子，想着自己好像多么悲惨的遭遇和“怀才不遇”。尽量装着苦副相，其实哪里有才，又哪里还有遇，一个臭老九而已。现在回头看来，那时的日子还是多么地快乐和单纯呢。

        有时，天大雨，我拎着竹篮去学校周边河沟里逮鱼，回来就送给他一些，或请他到我宿舍里，大家一起烧着吃，不喝酒的。结束后再拉二胡或吹竹笛。以至于校长经常带着极大的怒火和不满来敲门探视。

         92年学校组织教师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吴先生承担着购买车票的重任。他用一只破旧的蛇皮袋装着全部购买车票的钱，去南京为大家买火车票。那时的小偷和痞子特别多，为安全起见，他把钱放在那只蛇皮袋里背在背上，顺利地为大家买回了火车票。

         他曾经对我说，六十年代刚刚到白马工作的时候，在溧水买了一只收音机。那时没有汽车，从溧水走到白马，竟然走了一天。按说不要一天，问他，原来是一路的农民都要看看他手中发出声音的神秘小盒子是什么宝贝。他一路跟人家解释，一路走走停停，走到天黑才终于回到白马。让现在的年轻人想想，简直不可思议。

       此时的吴先生已经退休，住在南京女儿家，久不联系，生活孤寂时，就会想到那时我们一起拉二胡吹笛子捉鱼的日子，简单快乐，没有复杂，更没有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