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片断（一）
当我相信真实，我就需要外延。
—— Roland Barthes
▎无定所
我在写——这便是言语活动的第一等级。随后，我写我在写——这便是第二等级。（帕斯卡尔已经说过：“遁逝的思想，我想把它写出来；我宁愿写出来，而不想让它从我这里遁逝。”）
今天，我们对于这第二等级消费量很大。我们知识分子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在于对无论什么样的语句都提出猜疑，同时揭示其所有等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没有穷尽的。而向每一个词开放的这种深渊、言语活动的这种疯狂，我们科学地称之为：陈述活动（énonciation）（首先，我们是因为一种策略上的原因才打开这个深渊的，即打掉我们的陈述之自负和我们的科学之傲气）。
第二等级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只需将一种意图、一个场面、一个躯体的级别撤后一点，就可以完全推翻我们对此可能有的兴趣和我们有可能给它的意义。第二等级有着一些色情和美（例如拙劣的文艺作品）。我们甚至可以变成第二等级的狂热爱好者。不接受外延、不接受自发性、不接受喋喋不休、不接受平淡无奇和天真的重复，只容忍一些表现出——哪怕是轻微地表现出——一种偏离能力的言语活动：滑稽模仿、意义含混、改头换面的引用。言语活动一旦思考，就变成破坏性的。然而，有一个条件：它要永远不停地这样做。因为，如果我停留在第二等级上，我就会受到智力至上论的指责（例如佛教向任何简单的自省性发出的指责）；但是如果我去掉（理智、科学、道德的）级别，如果我使陈述活动自由进行，我就打开了无休止的贬低之路，我就消除了对于言语活动的心安理得。
任何话语都处于等级游戏之中。我们可以把这种游戏称之为：阈学（bathmologie）[1]。一个新词不属于多余，如果我们由此可以想到一种新的科学观念——言语活动划分的科学——的话。这种科学将是前所未闻的，因为它将动摇表达、阅读和听的习惯要求（“真实”，“现实”，“忠实”），它的原理将是一种震撼。就像我们跳过一个台阶一样，它将跨越任何表达方式。
（这里说的不是哪个人的嗓音——可不能这么说——恰恰是人的嗓音：问题在于、永远在于是某个人的嗓音。）
我逐渐地寻求描绘他的嗓音。我试图用形容词来探索一下：灵敏的?脆弱的?青春的?有一点嘶哑的?不是，不正好是这样，而更可以说是超文化的（sur-cultivé），这个词具有一点英国式的回味。而前面的嗓音是不是短促了?是的，如果我需要展开的话。在这种短促之中，他展开的不是一个得到恢复和得到显示的躯体的扭曲状态（怪象），相反，是无言语活动的并提供了失语症威胁的主体的无力挽回的堕落，而他则在这种失语症下挣扎。与前面的情况相反，这是一种无修辞的嗓音（但并非不温柔）。对于所有这些嗓音，应该发明很好的隐喻，即那种一旦与之相遇就会使你永远占有的隐喻。但是，我找不到这样的隐喻，因为我的来自文化的词语与我在我的耳边短暂地回想起的这种古怪的存在（它仅仅是有声响的吗?）之间的断裂是很大的。
这种无力来自于这一点：嗓音总是已经死的，而我们称其是活的，是出于绝望的否定；对于这种无法挽救的损失，我们给它冠以转调的名称。转调，即总是过时的、缄默的嗓音。
由此，需要理解描写（description）是什么：它致力于恢复对象的必然要消失的特征，同时假装（借助于颠倒的幻象）相信这种特征，并希望这种特征是有生命力的。“使其活着”即意味着“看着死亡”。形容词是这种幻象的工具；不管怎么说，由于形容词只具有描写品质，所以它是悲伤的。
一方面，他对于重大的认知对象（电影、言语活动、社会）所说的东西从来都是记不住的。论述（关于某种东西的文章）就像一大块废料。相关性，尽管微不足道，（如果找到）也只侧斜着进入空白处，进入插入句和括号之中。这是主体的画外音。
另一方面，他从不明确地说明（从不确定）在他看来是最需要的而且是他一直在使用的那些概念（即那些总是归入一个词的概念）。多格扎一词在不停地被引用，但是从未得到确定。对于多格扎他没有写过任何一篇东西。文本从来都只是在隐喻方面得到了探讨：这是肠卜僧的领域，这是一个台阶、一个多面体、一种助饮剂、一种日本的调味剂、一种装饰性的不协调音乐、一种饰带、一种瓦朗西安妇女织作的花边、一条摩洛哥的干河、一个出故障的电视荧屏、一个用黄油隔成多层的面团，一个洋葱头，等等。而当他写作“关于”文本的论文时（为了一种百科全书），他不否认（他从不否认：以何种现在时的名义呢?），那便是一种认知任务，而不是一种写作任务。
省略号“……”根本不意味着我确切知道走来的那个人的不确定身份。我向其提出一个非常特别的问题：“是她吗?”相反，这句话却意味着：您可看到、您可听到那个正向前走来的人，名叫——或更恰当地说，将名叫——艾丽丝，我跟她很熟，您可以相信我与她有着很好的关系。而且还可以这样说：由于被固定于陈述的形式本身，所以对所有的情况有一种模糊的记忆，而在这种记忆里，有个人说过：“是你吗?”除此之外，还有盲目的主体在询问一位来者（如果不是你，那该多么扫兴——或者多么的释怀），等等。
语言学应该负责信息还是负责言语活动呢?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像人们获得意义那样负责意义吗?如何称呼这种真实的语言学即内涵语言学呢?
他曾经这样写道：“文本是（应该是）这种从容自然的人，他把自己的后面指给政治老人。”（《文本的快乐》，84页）一位批评家出于羞耻感，假装相信“后面”是代替“屁股”的。他把内涵变成什么了呢?一个善良的小魔鬼是不把自己的屁股亮给麦克米什夫人[1]的，他把他的后面亮给她；很需要这个儿童用语，因为这里说到了老人。因此，真正地阅读，即进入内涵。位置对调：实证的语言学在负责外延的意义的同时，也在谈论一种未必有的、非真实的、模糊的意义，因为外延的意义已经用尽。这种语言学轻蔑地指一种幻想语言学，指那种明确的意义、光芒四射的意义、正在自我陈述的主体的意义（是明确的意义吗?是的，是光亮的意义，就像在梦中一样。在梦中，我敏感地感受到对于一种局面的忧郁、填补和欺骗，这远比发生的故事强烈得多）。
他无法摆脱这种抑郁的观念，即真正的暴力是不言而喻的暴力。明显的东西是粗暴的，即便这种明显是被温柔地、放纵地和民主地表现出来的；反常的东西，不进入意义中的东西，就不太粗暴，即便它是被任意地强加的。一位颁布无用法律的暴君终究不会像只满足于不言而喻的陈述的大众那样粗暴。总之，“本性”是凌辱中最后的一种。
以上节选自《罗兰·巴尔特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怀宇、汤明洁 译
作 者 简 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