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崩溃——明朝灭亡的原因浅谈
明末流民起事，天下大乱，满清趁机入主中原，虽有南明垂死挣扎，然，国祚已尽。深入研究，明朝亡国与晚期国家政治机器不能灵活运作、官员结党营私、皇室宗藩穷奢极侈、人民生活困苦、官员贪婪、军纪败坏、皇帝德荒政圮种种因素有关，终于引发全国性的危机而亡国的。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封建王朝的更迭中，每个王朝的建立与衰亡，都有客观的社会因素和统治阶级自身的主观因素，前段时间我们分析了（蜀汉为什么亡国？探析蜀汉灭亡的具体原因）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大明王朝的覆灭及其亡国原因。
明朝疆域图
明朝的覆亡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东北边疆的满洲兴起与国内陕北等地的流民动乱两者相激而亡明的；但是满洲人为什么会由顺服而叛乱，流民为什么会形成严重问题，以及明朝政府又为什么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呢？所以明亡不能单纯的以满洲叛明与流民起义来解释，应该从多方面、多层次的来深入探究这问题才是。下面我们从政治、经济、军事、领导人等方面具体分析：
政治上——政治腐败与官绅结党恶斗
明朝建立后不久，因为丞相胡惟庸谋反，太祖朱元璋便废了丞相，以六部为他的直辖机关，处理国家政务。六部中因吏部掌管官员任命与升降的人事权，所以地位最高而显着。朱元璋与成祖朱棣堪称英主，行政大权在握，国家机关都能顺利运行。仁、宣两朝以后，内阁大学士因与皇帝的关系亲密特殊，皇帝经常请他们参决国家大政，大学士的权位也因而日渐高重了。明朝中期的皇帝，更宠信太监，让他们享有权力，从此形成六部、内阁与太监衙门司礼监三足鼎立之势，互相斗争，尤其是争夺京中与各省的人事大权，更是激烈。明朝进入末期后，皇帝又一蟹不如一蟹，有迷信宗教的，有荒淫无道的，有多年不视朝政的，以致政事日非，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世宗时严嵩当道，权重一时，六部为其所制，他以吏部用人考课大权作工具，倾害了不少忠良大臣。严嵩死后，吏部尚书严讷与大学士徐阶合作，秉公评考官员，吏治澄清不少。
明朝官员
其后大学士高拱以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集阁部大权于一身，也作了一些改进政事的工作。不过朝臣中有不学无品的常趋炎附势，或是有学有品的也会发生意气之争，高拱时就发生了与徐阶不和的现象。后来徐阶的学生张居正便与太监冯保相结，以抗高拱。万历初年，张居正以帝师身分得到专宠，集大权于一身，他以严厉手段推行改革，一时政风得到整肃，有百废俱兴之势。不过张居正的改革大体上是“利于下而不利于上，利于编氓而不利于士夫”，因而危害到了很多富豪权贵的既得利益。张居正死后，权贵缙绅起而反抗，使“祸发身后”，张居正竟遭抄家，改革被罢除，官员间的互斗又进入了一个新局面，而皇帝对士大夫官员也越发轻视，对太监更为倚重。
明朝忠直的士大夫有一种特别的习性，他们不畏帝王的凌辱摧残，而以敢言直谏为荣，即使受到廷杖，入狱、甚至身死也在所不惜。同僚与人民也尊重他们。这固然是一种美俗，但也形成了君臣间或臣僚间喜爱争辩的风气。本来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只是人的素质不齐，品格低下的官员多为谄媚、逢迎之徒。久而久之，官员间有了清浊忠奸之分，而皇帝总是忠言逆耳，袒护小人，政坛上的斗争便逐渐形成了。
明世宗时期，恶劣党争的问题已经加剧
明世宗嘉靖年间，因皇帝入嗣问题兴起了“大礼议”之争，从此产生了恶劣党争的后遗症。万历以后，党争更形激烈，不少官员不顾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一味的结朋树党，彼此攻击，除了著名的“卫国本”、“梃击”、“红丸”、“移宫”等案外，又有因南北地区官员利益与时事看法不同而生的京东水稻之争、土地兼并之争、矿监税使之争、加赋增饷之争、辽东统帅之争、西洋教士之争等等，一直争吵不休，尤其是东林与阉党对上列诸事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这也使晩明衰颓局势日益加深而不可复振。
明末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党争不断，先由张居正整肃奸邪，再是张居正与若干清流官员的惨遭报复。天启朝更是天日无光的岁月，东林党人冤死的很多。崇祯初年，皇帝下令大治阉党，魏忠贤等处死，东林再得重用，政坛上又大兴报仇之风，最后让皇帝又信任太监，党争无所休止，一直延续到南明各个政权，甚至延续到清初的政府里。
明朝亡国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上述的政治制度上不完善与官员间党同伐异等重大原因而亡了国。
经济上——国库财政破产，流民四起
万历中期以后，明朝的内忧外患变得严重起来。地方动乱与各省用兵，费项增大，而宫廷与宗藩不知共体时艰，反而穷奢极侈，政府财政赤字当然增高，几乎是前所少见的。
皇帝与大臣为了解除燃眉之急，便以加赋税、增杂派等方法来另辟财源，如此一来，人民更加痛苦了。而且杂税不停的开征，终使人民走向造反之路。现在将有关这方面的史实，略加叙述如后：皇家宗室生活极为糜烂，挥金如土。万历二十七年为筹备皇子大婚，花费大仓银二千四百万两。万历帝建造地宫定陵，全部费用也高达八百万两。内帑不敷经费所给，乃动用户、工两部库银。另外采金珠又“费以巨万计”。天启年间修筑三殿，所费共五百九十万两。万历四十年代，宗室人口超过六十万，仅食禄米一项，就又给政府财政增大了负担。据当时的记载，明末山西宗室禄米所需高达三百多万石，比起明初几万石不知增加了多少倍。而山西全省存米只有一百五十二万石，全部供应王府也仅够半数。河南情形也相似，宗室禄米比全省存米的八十万石要高出一倍还多。
这些数字，不但反映了皇家宗室的开支之大，同时也反映了政府财政枯竭的情形。任何政府都是需要官吏来办理政务的，而官吏的薪俸常是国家支出的大项目。据《明史》等书所记，明初武职人员约二万四千人，宪宗成化时增加到八万多人，降至明末万历时代，更增至相当于旧额的二十倍。文职人员虽不如武职增加得多，但明末.有挂名官籍以领取官俸而不办事的，也有当补不补、不当补而滥补增设的。官吏人数增加，当然也造成政府的开支加大。
由于明末各地战乱频仍，军事费用必然可观。万历前期的“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后来辽东军兴，所费更是不赀。而流民四起之后，平乱军费庞大难算。
明初的军饷几乎全部由军屯田收入解决的，中期以后，军屯制度破坏，全部军费由国库支给，由此可知明末中央对军事费用负担之重。另外还有驿卒等与军事有关人员的费用，也是由政府支付，难怪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有“竭天下之财赋以事边”的感叹。
明朝政府财政吃紧的时刻，不少不肖官员与王公亲贵不但不设法为国家解决困难，反而乘机贪污获取非法收入。上自宗室勋戚、大吏宦官, 下至小官里胥，无官不贪。而且贪污情形已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世宗时的严嵩家产计有黄金一千万多两，银二千多万两，还有为数不可胜计的其他财物。严嵩之子严世蕃则青出于蓝较乃父更贪，他藏金于地，以百万两为一窖，共计掘窖“数十”，当时有人向皇帝说：“陛下帑藏不足支朝廷一年之费，而严嵩所储积，可赡储数年”。贪官肥己，当然也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
张居正《帝鉴图说》，希望皇帝有所介鉴，但对明神宗似乎全无效果
以上的这些耗费，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存亡，当政者必然要想出办法解决。政治家如张居正等人就以严惩贪汗、改革赋税等方法来挽救危机，尤其以“一条鞭法”来征税。可是新制度遇到很多困难，到张居正死后新政几乎是人亡政息了。其他官员想不出更好办法，只得向民间加派田赋或另设名目，取财于民，一时各衙门的敛财之法纷纷出笼，如“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万历中期以后，这些临时性的苛捐杂税就不时出现；万历二十年，江南沿海因众夷作乱，“每亩加银一厘五毫”，第二年又“加一厘五毫，共为三厘”。万历末年，满洲在辽东地区与明兵作战，政府为筹军饷，在万历四十六年开始议定加派田赋辽饷，“亩增银三厘五毫，四十八年二月，第二次议定再每亩加派二厘，后每亩累加至九厘”。“先后之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额”。田赋之外，明廷又下令增徭增役，迭增商税，横征方物，多立杂税，严征逋负。又加矿税、练饷等等，终于形成土地、差役与工商各税的普遍加多，对于民财的搜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种竭泽而渔的理财方式当然会激起民怨的。加上明末水旱灾害不断发生，人民不仅民不聊生。而实际上是不能生存了，不参加“造反”的动乱才怪呢！
万历年间，贫民起而骚动的可谓接连不断，各地皆有，农民主导的有江苏昆山一带的“打富户”，安徽庐江的“略稻”；河南滑县的“夺粟”；广东揭阳的“居山田”；广西罗旁等地的“夺田宅”；江西余干等地的“抢地主”'“抢官仓”；湖北崭黄的“大书刘富济贫”、“略稻抢粮”等等。又有在山区从事生产的贫户如炭工、麻民等，他们也因为无法生活而起而暴动起事，反抗地主、商人与官员。在城市中也有以工人为主体的饥民参加“民变”、“民抄”等事件。当然最严重当推有野心家领导的“流民大暴动”(以前人称“流寇”)了。
明末农民起义
流民事件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从他们的奋斗目标来看，应该是与田赋加重、杂税过多有关的，因为他们的要求口号是“免粮”、“免赋”、“不当差”、“平买平卖”等。李自成之所以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戴，从当时到处传布的歌谣可知，如“迎闯王，不纳粮”，“开门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挨肩膊，等闯王，闯王来，三年不纳粮”；“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等等。由此可见，“免粮”主张在当时是深得民心的。而明廷因需财孔亟，不但不能免粮还要加添钱粮，这就是人民参加“造反”愈来愈多的根本原因，也是明朝必得走进历史的一项主因。
军事上——明末军纪败坏，国家无可战之军队
自古以来，每个政权都是皇帝靠文官武将帮助他治理国家的。在社会发生动乱时，武将就得领导来平乱以维护政权。明末天下混乱时，军队的表现如何呢？明朝中期以后，国力衰退，军队的主力京营已日趋衰败，卫所军也逐渐形同虚设。
明朝军队在官方史料里就有很多不好的记述，如《明世宗实录》中就说有些军官把士兵“私杀在家，侵其月粮”，军队多是“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军官多“世胄纨袴”。军队的训练只是“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这样的国家正式军队当然不能打仗，弘治年间蒙古以“十万骑从花马池、盐池入，散掠固原.、宁夏境，三辅震动，戕杀惨酷”。正德五年，蒙古兵又至，驻防军“不能制，渐深入，边人苦之”。嘉靖以后，严嵩当政，不但以主张加强北方防务的三边总督曾鋭为“穷兵«武之举”，并藉以杀害了曾铫等人，同时重用巴结贿赂他的仇鸾，向蒙古乞求和平，许以重金了事。后来蒙古的俺答汗仍然率兵南下，严嵩命令各处守军闭门坚守，相信他们会“饱将自去”。世宗皇帝也准备用“皮币珠玉”去贿赂俺答，乞其退兵。蒙古兵就这样在北京等大城外肆意抢掠，“捆载而去”。京畿以及北边一带人民在生命财产方面都遭到严重的损失，隆庆时代因为蒙古内部发生斗争，北边才得到一时短暂的安定。
明朝中期后东南沿海也极不平静，倭寇为患极烈。由于倭寇是日本浪人、闽浙大姓与中国海盗联合组成的，凡是主张严厉海禁'整顿海防治倭的官吏都难得善终，像嘉靖年间提都浙闽海防军务的朱纨，最后就是被在朝的闽浙官员“落职按问”终于自杀而死的。朱纨死前有名言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这番话正说明党争与若干个人私利影响着军事。嘉靖三十年代，倭寇大肆骚扰沿海，到处劫夺财物，屠杀平民。昆山县“杀八万计”，“烧房屋二万余间”。湖墅民居被炖的达“二万七千余家”，明军束手无策，所幸后来由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担任总督东南诸省军务，任用了俞大猷、王江泾等名将，形势才改观。但不久严嵩亲信的工部侍郎赵文华又“诬陷张经，谕死系狱”，王江泾的大捷功劳也被记在赵文华身上，俞大猷则最后亦遭胡宗宪的弹劾逮问，倭乱因而再兴。
明朝军队
这些史实说明了明朝军队不能作战，事实上也不需要他们作战，因为奸臣集团已代他们决定战场上的命运了：万历以后的明军更是不堪闻问了，以辽东方面而言，由于军屯制破坏，屯田被军官占夺，军官隐丁占地自肥的人很多，“兵无月粮，差役烦苛，悲苦万状”。
在努尔哈齐起兵与明对抗时，有朝鲜人经过辽东，看到明兵生活偻惨，不禁留下“财岬力竭，万无生理”的印象。除穷苦之外，军官们还有更恶劣的行为，据巡按辽东的御史胡克俭向政府报告说：“国之大事在边，边之大事在欺。”胡御史所说的“欺”是指辽东军队打不过女真与蒙古时，为了冒功，他们就把“阵亡之军一概割首以报数”而向朝廷求封赏。民谣有“带着人头去杀贼”，就是对这些军官的讽刺。朝鲜人还记述辽东军人偷卖军火：“自辽阳至鎭江，其间许多鎭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本国买卖人处夜间潜卖。”军人如此凄苦，军纪如此败坏，当然谈不上守边固土了。
崇祯年间明军平定流民动乱时的军纪就更坏了。《明季北略》中有军人杀老百姓后拿人头去“献功”的，而这种“愚主将，主将以愚监纪，监纪不知，送奏其功，其弊久矣”。同书中又记：左良玉率兵于崇祯十年十二月入山搜捕流民军时，“所至排墙屋、污妇女、掠鸡豚，村集为墟”。另外《石匮书后集》中也记载：“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鎭集，纵兵抢掠，号日：『打粮』，井里为墟。”然而李自成在与明兵战斗过程中，却一直大喊“三年免征、一路不杀”以及“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等口号，军队纪律至为严明。满洲大军入关时也一样，以“不屠人民、不燹庐舍，不掠财物”为号召，做到了秋毫无犯。就以这方面来说，流民部队与满洲旗兵能战胜明兵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领导人——明朝后期皇帝多昏庸
国家的领导人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关键，像清朝的康雍乾三代，个个是明君，因而创造了盛世。明朝的帝王除极少数称职外，多是暴君、荒君与昏君。明末的万历、天启、崇祯三帝，各有严重缺失，因而导致国家灭亡。
明神宗万历皇帝确实是个“德荒政圮”的君主，大理寺的一位官员名叫雒于仁的，曾上书指明他四大败德处：“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这还是德行与私生活方面的。御史马经纶则批评皇帝“不郊不祸，不朝不讲，不惜才，不贱货，咎失人君之职”。事实上明神宗的生活一直是沈溺于奢侈腐朽之中，长期不视朝办公，不见朝臣，所谓“二十余年深居静摄，付万事于不理”，有人甚至形容他“深居宫中，畏见风日”。他之好飮也是出名的，“每晩必飮，每飮必醉，每醉必怒”。
这样的生活当然不能正常的办公，连吏部尚书、左都御史'刑工二部尚书缺额、请假的，他也不补任，结果造成“职业尽驰，上下解体”的局面。大学士能被他任用的都是像“性柔懦…顺帝意”的方从哲或是“务承帝旨，不能大有建立”的申时行一批人。他们戸位素餐，个个“悠悠忽忽，若罔闻知”的不负责任。难怪《明史》评论当时国家重臣“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这些大官如果说他们“有所贡献”的话，就是常致力于朋党之争。
万历皇帝除了不重人才之外，他也不能接受中级官员劝谏。礼部主事卢洪春上书说他“平日遇颂谀必多喜，遇谏诗必多怒。一涉宫闇，严谴立至”。又说他不上朝，不祭太庙，若非真生病，就应亲自恭敬的去举行，不能“挟数用术，文过饰非”。皇帝看了奏疏后大怒，认为卢洪春悖妄，下令“廷杖六十，斥为民”。有些御史声援卢洪春，皇帝也命令将御史“夺俸有差”。
明熹宗朱由校
万历皇帝(神宗)死后继位的是光宗朱常洛。这位新君登基不到一个月即病倒，而且不久即病逝，皇位乃由光宗子朱由校继承，是为熹宗，改年号为天启。天启时代虽只短短的经历了七年，但是这位不懂事的青年皇帝确更激化了朝臣的党争，加深了国家覆亡的危机，以下数事可以增加我们对他的了解：
好嬉戏：由于天启帝年少好游玩，太监魏忠贤等引导他整天玩乐，“劝帝选武阉，錬火器为内操。 又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这是《明史》中对他的描述。另外《三朝野记》一书中还说他喜欢盖造房屋，而且乐此不疲。书中又说“(熹宗)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日与亲近之臣徐文辅、葛九思辈朝夕营造，造成而喜，不久又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当其斤斫刀削，解衣盘缚，非素振近者不得亲观。”如此帝王实不多见。
不理政：天启皇帝在位期间，年幼贪玩无心理政，早期因东林党人拥立他即位的关系，朝政由东林党操纵，而东林一直以报复为能事，严斥异己。其后阉党得势，魏忠贤又罗致非东林党人与东林混战，太监势力再度抬头，东林非死即罢，所谓“正人去国，纷若振稿”。这些激烈的党争正说明天启皇帝未能妥善处理朝政。事实上他多半时间根本无心问政，《三朝野记》中说：“王体干等每闻其经营鄙事时，即从房传奏文书。奏听毕，即日：『你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魏忠贤辈操纵如意。”王体乾是司礼监太监，可见政事交由太监办了。
拒谏言：天启帝即位之初，侍郎陈邦胆、御史周宗建等见太监势力再起，上疏请抑制魏忠贤等，“俱被诘责”。刑部主事刘宗周弹劾魏忠贤导帝嬉玩，皇帝大怒，幸赖大学士叶向高等营救才免得罪。天启四年，东林党人全力弹劾魏忠贤“滥荫”、“乞祠额”、“矫旨”等事，希望皇帝秉公处理。御史杨涟更以二十四条罪状，痛斥魏忠贤，望皇帝勿偏袒，结果熹宗“温旨留忠贤，而于次日下涟疏,严匕曰切责”。后来工部郎中万爆“上疏刺忠贤，立杖死”。杨涟、左光斗也惨死狱中，“高攀龙赴水死，周顺昌等六人死狱”。这些都是皇帝不肯接受劝谏引发的悲剧。
总之，熹宗七年之间，是太监得势的时期，也是明朝政治最黑暗恐怖的时期，寄望这样一位皇帝挽救国家，根本是不可能的。
明思宗崇祯
明思宗崇祯皇帝继统之后，虽然果断的处决了魏忠贤，惩办了不少阉党；但自明朝中期以来的内忧外患与朝廷内斗争，已经严重至极了。而崇祯帝又以英主自命，刚愎自用，独断多疑，求治躁急，尤其不具备知人善用的才能，经常撤换大臣，甚至逐杀朝官，以致朝政未见起色。
加上东山再起的东林党人只顾报仇，不关心民生国计，放弃了早年的社会正义感与政治改革的主张，难怪有人写出：“是时，明室之亡决矣，外则防边，内则御寇，无饷无兵，而将士不用命，士大夫袖手高谈，多立门户，虽在贤者，亦复不免。”崇祯帝更坏的是他后来又重用太监，这当然是因为他发现廷臣竞尚门户，根本不重视皇家与国家的安全有关，因而他又命令太监提督九门及皇城门，掌管忠勇营军权，以及在外监军等等职务，太监有了兵权，当然会进一步的参预政事了。《明史·职官志》中说：崇祯帝“初剪大憨，中外颂圣。既而镇守、出征、督饷、坐营等事，无一不命中官为之，而明亦遂亡矣”。这确是有道理的评论。
平心而论，崇祯皇帝比他的父辈祖辈好得多，他在位时确想振作一番的，他也了解天下动乱，人心思反的一些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他曾下令解决当时的若干问题，例如他知道人民贫困是严重的社会大事，在崇祯四年下令御史吴胜带着银两去陕西赈饥。他又令御史梁炳到山陕赈济贫民。不过赈济的人数不够多，赈济的地区不够广，无异杯水车薪，饥民的动乱日甚一日。对于军纪的问题，他也有心整顿股过，可是政府无钱改进军饷等事，军律也无法变好了。他为减免人民赋税负担也曾下过不少谕令，如崇祯十五年“免直省十二年以前税粮，有司混征者罪”，“六月，免开封、河南、归德、汝州去年田租”等等，跟他以前“不许免积逋”的决策是改变了，但其时距明亡只有两年，为时已晩了。还有流民领袖喊出的“平买平卖”的口号，他也宣布过公平交易的主张，但不彻底，因而根本没有效果。
崇祯自缢图
赈贫、减税、军纪改进，样样都需要经费，钱从哪里来呢？人民被不断加饷派捐已经不能生活生存了，当皇亲贵胄、富室缙绅们发动过捐助号召，可是结果是令人大失所望，以亡国当年崇祯十七年。《平寇志》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设黄绫册募百官蠲助，限额浙江六千，山东四千，余各有差。魏藻德首输百金，陈演既放，未行，召入再三勉谕，自诉清苦，无以应，止有帽套一顶，当鬻之为军国助。复征勋戚大臣，上以三万为，无应者。惟太康伯张国纪输至二万。帝遣太监徐高谕嘉定伯周奎，宜为戚臣首倡，奎谢无有。高泣谕再三，辞益坚。高怫然起曰：皇、亲如此，谈一事去矣?多金何为——奎疏勉捐五两。帝少之，勅二万仅输三千两。 合百官勋戚内臣所蠲，共得二十万。
这是一幅很生动的画面，大家都不愿乐捐救国，朝廷想解决财政所衍生的问题当然难了。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
明朝亡国实在与末年国家政治机器不能灵活运作、室宗藩穷奢极侈、人民生活困苦、官员贪婪、军备军纪败坏、皇帝德荒政圮种种因素有关，满洲与流民起事只是近因而已。明朝亡国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改朝换代是因为人民无法照旧生活，感到无法生存了，而政府也无法统治下去，机关算尽了，这是全国性危机发生、以至后来王朝覆灭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