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走进苏州九如巷,寻找沈从文的背影

九如巷三号张家

每次走进苏州,我总爱选择漫步。一个人,或约上一两个朋友,穿行大街小巷,如同行走于名山大川,景随步移,情随景生。

被历史文化雕琢得玲珑剔透的狮子林、沧浪亭,走进去,不急于每个角落都走到,而是找一个幽静之处坐下,看假山垒石,听潺潺水声。

偶尔有游人走过,闲听彼此间的调笑,遂平添出诸多乐趣。笑声走远,复归于幽静。

抬头,忽见有云朵飘逸,虽无身在名山大川感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境,但云影与园林树丛楼阁相映衬,另有一番情调。

惜乎此种访古寻幽的情趣,不是在每一个城市、每一次闲坐都能有幸享受得到的。

有目的地追寻历史场景,则是另外一种情趣。大约十年前,有一次在苏州,我从十全街的住地出发,穿过大街小巷,寻访沈从文留在沧浪区九如巷的踪影。

曾与沈夫人张兆和聊天,听老人谈她的故乡苏州:

九如巷三号这座小院里度过的快乐童年;沈从文忐忑不安第一次走进小院;张家父母高兴地接纳这位向张兆和求婚的湘西“乡下人”作家;张父与沈从文拥有文化共鸣;“文革”后期,一九七六年八月,北京住处在唐山大地震中山墙部分倒塌,为避难,沈从文夫妇回到这里寄寓数月……

张兆和的弟弟与沈从文的书法。李辉摄。

小巷已非小巷,远没有老人描绘过的、我曾经想象过的那种雅致韵味。老房子大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七八十年代修建的那种粗糙的方块状楼房。不过,好在小院依旧。

张兆和的弟弟张寰和居住在此——从出生到如今,张先生一直在此生活。二〇一四年,张寰和先生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九如巷三号小院里的老井。

走进去,但见南北两排厢房,白墙黑瓦屋顶,门前各有长长一排走廊,廊柱已显灰暗。院子中央一口老井,四周拾掇得干干净净,井水,映一片天空。井沿为青石板,高出地面约半尺,上面已磨出十多道或深或浅的绳沟。

走进沈从文在这里住过的房间。门半掩,门框油漆剥落;木地板踩上去吱吱发响;一把藤椅,藤皮泛着深黄。旧时岁月都苍老了。

一间客厅里,悬挂着沈从文功力深厚的章草。他写的是人们熟知的李白诗:

朝辞白帝彩云间……

写得气势酣畅,龙飞凤舞里挥洒着沈从文沛然而出的激情。避难寄居苏州时,是个人艰难之时,现实令他忧虑。

读《沈从文全集》,见他从苏州给外地的儿子写信说:

目前总形势计……在可见的日子内还要使人感到痛苦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还要经过些更大的痛苦才会好转。……但是应当相信,任何恶趋势都是会扭转的……

时光消磨,才华虚掷,十年、二十年沉寂于角落的沈从文,在苏州等待再度文化创造的日子到来。

仅仅几个月,便传来“四人帮”下台消息。沈从文在致友人信中说:

把我们所想象的几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事实。使得每个成年人都像年轻了十岁。

欣喜若狂的心情可以想见。我推测,沈从文书李白这首豪迈潇洒之诗,或许挥毫于此时。他渴望着一个新的开始,准备着千里京城一日还的启程。

一座含蕴深厚的城市,总是会在不经意间为一个人的生命补充养分。就像小院的老井,总是吸纳飘落的雨点,再以一泓清水映衬一片天空。

走进九如巷小院的那一年,距张兆和去世不到两年,伫立其中,自然想到她,想到沈从文。

九十年代中期的张兆和。李辉摄。

一直难忘最后一次去看望她的情景。沈从文百年诞辰纪念的前几天,衰老的的她思维虽不再明晰,记忆也显得模糊,但仍还可以本能地与人简单对话。

我指着沈先生一张肖像,问她:“认识吗?”

“好像见过。”又说:“我肯定认识。”但她已说不出“沈从文”这个名字。

1935年萧乾在苏州为沈从文、张兆和、张充和三人拍摄的合影。

萧乾在赠送的照片后面题字。

我心凄然。衰老与疾病,常常就这样让一个个我所熟悉、所敬重的老人失去旧日的风采。这是规律,残酷而无奈。

一个月后,老人走了,许多次亲切、和蔼的声音,却一直留在我的怀念中。

2002年与张兆和的最后一次合影。

有一次,浏览网上沈从文论坛,见到过一份谈论张兆和的帖子,作者认为张兆和根本配不上沈从文,话说得甚为尖刻和激烈,好像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完全是一个错误,我为之惘然。

我不清楚发议论者到底是根据哪些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两个人结伴而行的漫长旅程和情感,难道就这样轻易地可以贬损,甚至被抹杀?理解一个人很不容易,理解一个家庭的婚姻更加不容易。

巴金珍藏的沈从文张兆和新婚请柬。

一九三三年沈从文寄至巴金的信封。

沈从文、张兆和婚后不久1934年春摄于达园。

沈从文、张兆和的爱情,从整体来讲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

沈从文与张兆和,两种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的人,却有了很大互补性。追求张兆和以及新婚之际,沈从文进入创作的高潮,《湘行散记》、《边城》、《从文自述》均在此期间完成,已成为文学经典。

尽管他们一度有过矛盾,有过波折,但是,最终依旧相互扶持,走到生命终点。

1985年我拍摄的张兆和为病中的沈从文洗手。

一九九三年,我去看望张兆和,请她编选一本《从文家书》。

编好之后,张兆和为这本书写下一篇后记,其中写道: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了,现在明白了。

从文兆和书信选。

黄永玉手书张兆和《从文家书》后记,立碑于凤凰沈从文墓地。李辉摄。

几百字的后记,朴实、简洁而真诚感人。黄永玉先生非常喜欢这篇后记,工整地用小楷誊写,刻成石碑竖在沈从文的墓地上。

一位喜爱沈从文的友人,在写给我信中,谈到她对沈从文、张兆和爱情、婚姻的感觉,说得颇好:

就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只要他们的感情感动过我,就够了——无论是年青时的纯美,亦或白头时的宽容与理解。

忽然想起以前看过的一段文字,十分喜欢,甚至再读时会掉泪,我个人觉得对两人的感情来说,这一段胜过一切辩解,无论是对沈从文,还是对张兆和先生。

张允和在《水》上的文章《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中,以见证人的身份,记述了沈从文与张兆和顽固相恋的种种细节,时间跨度近五十年。有一个镜头令人难以忘怀:

一九六九年冬天,即将下放的前夜,在凌乱得难以下脚的屋中,七十岁的沈从文找出了珍藏着的张兆和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他把它放在怀中温热许久,又小心地放进衣兜里,口中还喃喃着'“这是三姐(张兆和)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同时唏嘘不已。

再读友人的信,最后一个细节的叙述,依旧令人感动。

沈从文当年写给张兆和情书的一句话,已被视为最浪漫、最富诗意的表达: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一切都过去了。随着张充和最后去世,九如巷里的张家四姐妹,都走了。

忽然想到了我的第一次苏州行。

一九七八年,我刚到上海复旦大学念书,“五一”期间,陪从家乡到上海出差的中学同学游览苏州。我们漫步,走盘门,过胥门,进沧浪亭……再走进一个小饭馆坐下。

当时刚刚恢复高考,第一届新大学生还是新鲜事,衬衣上戴一枚白底红字的“复旦大学”校徽,总是会引来目光。

邻桌有两个苏州女孩,她们看看我,然后低头议论几句,说什么听不清,也听不懂,但那个漂亮女孩的细语柔声却让我陶醉其中。

我不敢大胆注目她们,但也不时悄悄瞥上一眼,游览的感觉顿时美妙了许多。

一会儿,她们先站起来,走过我身旁时,她们还在交谈。我忍不住,还是斗胆抬起头,想好好看看那个漂亮女孩。她似是注意到我的唐突,朝我抿嘴微微一笑,转身就挽着同伴的胳膊离去。

倩影飘然而去,转眼已是三十八年。那一瞥目光,那一声吴侬软语,早已融进苏州韵味,融进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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