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博鳌论坛“开放十条”之后再看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
GEI新经济瞭望
New Economy Outlook
关注
一、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的改革基本面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站在新起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继续深刻变化。在这个背景下2015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核心是推动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创新发展，提高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自然需要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有利于保持传统优势和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制度安排，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高水平改革来促进高水平开放。
根据商务部研究院的理论研究模型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是以商品、服务、资本和货币等要素跨境流动为基础，形成对外贸易（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和金融开放等四个领域，并围绕四个领域形成的涉外体制机制、国际规则体系、国内营商环境三类不同的体制机制。“十八大”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方向和领域不断聚焦，改革领域包括利用外资、走出去、对外贸易、金融开放、“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自贸港建设，面向国内营商环境和全球经济治理环境两大环境，内容涵盖战略规划、治理机制、促进和服务政策及安全保障等四个层面。
表：开放型经济三类体制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要求打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通过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嵌入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资本输入+商品输出”对外开放模式，实现从低要素成本向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的转变，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占据国际分工的中高端。此外，还要实现从地区割裂向协调发展转变，形成东西双向、陆海统筹的区域大开放的新格局；实现从国际经贸规则的适应者向参与规则制定的转变，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核心打造我国主导的区域分工体系和经贸合作机制；实现从优惠政策为主向制度规范为主转变，全面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接轨。
2016年加速改革力度，同年5月，济南市、南昌市、唐山市、漳州市、东莞市、防城港市，以及浦东新区、两江新区、西咸新区、大连金浦新区、武汉城市圈、苏州工业园区等12个城市、区域，被列为开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各试点地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1）创新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模式。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工商登记注册、综合行政执法、大数据市场监管、政府综合监管、联合办税等提高政府服务效能的领域。
（2）形成各类开发区（园区）协同开放新机制。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权限下放、园区共建/跨区域合作、海关特殊监管功能区协同开放、“一区多园”优化整合等领域。
（3）推进国际投资合作新方式。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国际产能合作机制创新、创新招商模式、重构政企合作关系等领域。
（4）建立质量效益导向型外贸新体系。主要形成了在内陆非产地转口贸易模式、“即报即放”出口食品检验检疫方式、消费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加工贸易废料交易平台模式等多项试点经验模式。
（5）金融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举措。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金融业联合监管、金融开放、科技金融创新等领域。
（6）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促进区域统筹规划发展，以及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有机结合，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从2015年自上而下全面推进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以来，如果用营商环境指标来衡量中国开放经济在全球的发展情况，那么从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第15期报告来看，2018年中国在全球190个经济体的排名是第78位，从2013年度到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的世界排名前移了18位。由于世行对中国的排名是由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数据组成，上海的权重为55%，北京为45%，因此上海和北京两大城市的改革可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15年的持续监测，全球改革领域中在放松对开办企业的要求方面实施的改革数量最多，而中国基本上与全球保持一致，主要集中在完善商事制度改革、放宽准入鼓励就业、优化监管提高效率。
二、博鳌讲话之后如何再看宁波开放型经济发展？
对于类似宁波这样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活跃的地方城市而言，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发展导向相结合、补短板和拉长板相结合，不断提高城市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能力，以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城市开放型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1）实施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新体制。深化大部制运行管理机制，建立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促进市场与质量监督管理条线间的职能整合，建立综合统一的行政审批机构，加快审管职能分离制度改革，相对分开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职能与政策制定、准入许可、行业促进等行政管理职能，集中行政执法职能，实行综合行政执法，深化商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在深化商务系统大部制改革的基础上，理顺商务委和发改委“双牵头”问题，合理界定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中两部门的职责范围、编制职责目录和职责履行流程图；简化备案审批流程，针对商务委和发改委在企业境外投资管理上的“双审批”现象，实施“发改委备案+商务委审批”的协作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权限归口至一个部门，同时全面实施以“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新型管理模式；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当前实现一个系统内提供信息的基础上，借鉴新加坡经验，探索在各部门间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形成联合市场监管，并在企业法人与信用、入境人员旅客、船舶实际抵离港动态以及相关执法结果等多个方面促成部门间信息的共享。
（2）探索全球资源配置新机制新方式。开展金融服务开放试点，围绕宁波“16+1”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抓住此次落地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举措的契机，支持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宁波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增强跨境投融资服务功能，引进境外私募股权基金、并购基金及上下游产业链金融服务机构，支持设立跨境合作产业基金，鼓励宁波的本地银行通过多种渠道加强与境外银行合作，围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计价贷款、发行债券等业务打造金融服务平台；提升保险综合服务水平，依托宁波建设国家保险创新试验区，扩大“走出去”保险覆盖面，探索设立海外投资统保平台和财产保险公司，为赴境外国家的投资项目投保政治风险，发起设立“一带一路”（宁波）巨灾保险合作基金，支持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培育发展再保险市场。
（3）构筑全方位大开放新格局新平台。打造国家级开放发展大平台，加快建设宁波“16+1”经贸合作示范区，重点推进平台交流机制合作示范、港口互联互通合作示范、贸易便利化合作示范、投资及产能合作示范、经贸促进公共服务示范、人文交流合作示范；设立与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机制、模式和政策，重点在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开放、通关便利、赋税环境、法制体系和人员流动等方面进行超前谋划，争取在企业注册经营、资本准入、外汇管制、人员进出境等领域取得突破，从路径上探索与上海市、浙江省共建自由贸易港的可能性；创新开发园区协同开放机制，理顺开发区与属地政府的关系，开发区应赋予相应的土地开发管理、项目审批、招商引资等权限，其社会事务、公共服务、行政综合执法等职责原则上由所在政府统筹管理，对开发区社会事务、公共服务、行政执法等统一管理所产生的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可探索在税收层面进行分成；构筑区域对外开放大通道，融入环杭州湾大湾区经济发展，积极参与长三角开放通道建设，加强与沿长江经济带电子口岸、大通关协作平台建设等；全力打造新海丝之路，推进与中东欧国家“四海五港”合作，加密航运线路，谋划建设一批综合物流中心或在自由贸易区设立保税物流园区，在港口所在地建立境外保税仓，与义乌合作推动中东欧班列常态化运行。
（4）健全开放发展促进和服务新政策。深化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境外投资一般项目实行备案制，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增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货物进出口和运输工具进出境等应用功能，深化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合作实行的“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加强政策衔接和协同，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为抓手，加强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和互动，以进一步完善与国际通行规则相适应的进出口退税政策为抓手，加强财税政策与进出口贸易的互动，形成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有利支持，以鼓励企业“走出去”为抓手，深化金融政策对企业在境外发展的投融资支持力度，加强政府、银行、信用保险机构与企业的协同联动，加强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有机结合；以扩大进口为抓手，形成投资政策与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的互动，加强对人才、技术、项目等高端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度；打造开放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打造“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争取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分支机构落户宁波，为企业提供法律法规、信息资讯、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建立中国-中东欧合作数据信息平台。
END
本文版权归长城战略咨询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原文链接。
GEI新经济瞭望
New Economy Outlook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