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发展格局走向看苏州高质量发展抉择
在苏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第四届“智论苏州”高层论坛上，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致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老师做主旨报告，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霍建国、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总徐苏涛做了主题演讲，朱民副书记做了主持和总结。以下是作者发言整理。
主要围绕地区发展的城市功能、产业功能、开放功能、创新功能，从中国发展的城市格局、产业格局、开放格局、创新格局审视苏州如何以高水平发育带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效能循环、以高效能循环实现高速度增长，探索最具新时代含义与价值的城市经营发展范式，促进苏州新作为最具新时代意义和价值。
近年来无论对于城市全域，还是对于县（市）区（功能区）的开发建设与运营经营而言，往往历经如下发展阶段：一是基于土地开发建设的城市功能与城市经营，地产经济成为支柱产业，具有明显的要素驱动色彩，政府的推手至关重要，地方政府主要原始积累与税收来源往往是土地的一次性出让收入以及与房地产衍生税收收入，是最典型的要素驱动；二是基于资源区位比较优势的产业功能与产业发展，实体经济属性不断加强，具有明显的投资驱动色彩，市场的牵引力至关重要，地方政府主要财税来源是各类生产性、消费性的产业税收收入，是最典型的投资驱动；三是基于全球金融分工的开放功能与国际发展，外向经济属性不断加强，具有明显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色彩，外需的拉手成为关键，地方政府主要财税来源是各类生产性、消费性的产业税收收入的升级版，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叠加；四是基于科技创新创业的创新功能与高新科技，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重要支柱，具有明显的创新驱动色彩，科技成为重要动力，地方政府主要财税来源于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打破土地财政依赖，也就是创新驱动。此外，还有一个基于资本运作交易交割的金融功能与财富分配，虚拟经济属性得以加强，具有明显的财富驱动色彩，金融成为财富分配的核心，政府财税收入主要来源为生产性服务业税收收入以及各类非生产性衍生税收收入，即财富驱动。
图：许昆林书记致辞
当前，各地区（区域/城市/园区）最大的发展矛盾，往往是用1.0的理念、2.0的手段实现3.0的发展目标以及4.0的愿景。这个1.0往往是要么突出城市功能——城市经营与房地产泡沫经济，要么是突出产业功能——产业园区与实体经济；2.0就是“产城融合”，将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经济事务与社会事务有机结合；3.0就是“科产城融合”，促进城市功能、产业功能、创新功能在空间上的耦合，将创新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有机结合；4.0就是“科产城港金”融合发展，促进四大发展模式协同演进，并围绕人口版图、财富版图、产业版图、创新版图、开放地图聚合在一起，在新经济地理与新发展格局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其中，没有一个高水平的发育，就难以有高质量的发展，没有高质量的发展就难以有高效能的循环，没有高效能的循环就没有高速度的增长。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以4.0“科产城港金”融合系统性提升城市四大功能、实现四高发展成为很多地区发展重要抉择。
表：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结构
图：朱民副书记主持
2.1 中国城市的三个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历经起步酝酿、市场转型、制造腾飞、五化协同、创新驱动五轮洗礼，我国城市格局呈现出“三个世界”格局。“第一世界”为GDP过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过2万美金的城市，目前有苏州等17个城市，未来30余个第一世界城市将占全国GDP40%以上，将以国内高端市场对冲外部需求下行，并代表国家成为国际竞争、国别竞合的主体；“第二世界”城市为3000-1万亿、人均GDP过1万美金的城市，需要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第三世界”城市为3000亿以下、人均GDP1万美金以下的城市，要么维持发展、要么限制发展、要么野蛮增长。如今在政策收紧、银根收紧、土地收紧、要素约束、环保约束、机制约束等条件下，迫切需要探索可持续高速度增长、集约型高质量发展之路，并决定新一轮城市格局演变与洗礼。
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格局变迁
2.2 万亿城市的苏州画像
从万亿俱乐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比较来看，2019年苏州GDP总量在全国第6位、增速第16位，人均GDP第3位、地均GDP第6位；税收第4位、人均税收第7位，个税占地税仅为4.6%；全社会固定投资第14位（4933亿元），工业投资占24%，但房地产投资占第1位；外贸负增长（-9.9%）、外贸依存度第1位（113.9%）；社会消费总量第10位（6089亿），对GDP拉动第16位。以上数据足以折射出苏州需要彻底地痛定思痛，系统性切换外延增长、外生发展、外向驱动发展模式。
图：2019年万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比较
2.1 发展顽疾的由来已久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多数城市发展的经济形态在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无科不强的逻辑下，往往会历经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工业经济到创新经济，从自然经济、内向经济、外向经济到开放经济，从乡镇经济、园区经济、集群经济到生态经济，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混合经济到活力经济，从二元经济、县域经济、城市经济到都市经济。目前全国历经最完整发育的城市是苏州，苏州整体上从第三步到第四步系统性转换。整体而言，历经内生增长、可歌可泣的苏南模式，苏州更多的是用上个世纪90年代所成发展模式超越了诸多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而苏州与深圳差别始于1995年深圳结束三来一补、向高技术产业进军，掩盖于中国入世到国际金融危机之间苏州制造+外贸尽情地放大，落下于深圳从山寨产业集群到全球硬科技创新之都。疫后我国加快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走向数智社会，苏州能否借助新五化协同实现完整地发育与战略赶超需要做出历史性取舍。
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态一般解构
表：苏州在哪个时间节点上错过了什么机遇落在了哪里？
2.3 发展模式的系统迭代
当前城市发展迫切需要以区域一体化抢占创新全球化先机，对于苏州而言需要从江南发展重心的“江河湖海”看苏州城市布局的“江河湖海”。在以往的经济地理上，运河时代扬州崛起，在长江时代南京崛起，在钱塘时代杭州崛起，在太湖时代苏锡常崛起，在海洋时代上海崛起；如今长三角一体化龙头是上海，中心C位是环太湖城市群，北部是南京-合肥都市组团，南部是杭州-宁波都市组团，迫切需要以湖湾经济、环太湖创新共同体回归太湖时代。这个湖湾经济就是内陆版的湾区经济，以往在全球经济版图上除了北美五大湖流域上一度出现了世界级城市群、世界级工业产业集群，只有中国的太湖流域不仅出现了世界级城市群，而且在半工业半信息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型中，有望产生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与全域创新城市。苏州以往在城市发展结构上坐拥运河、北依长江、东傍上海，空间结构几乎代表了发展结构，如今更需要拥湖发展——在有限的开发空间打造更具根植性、想象力与爆发力的太湖之巅，建设太湖湖湾城市群首善之城。
图：杨伟民主任做专题报告
3.1 中国产业的三维世界
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条件下，不再是一、二、三产的机械划分，而是一维、二维、三维产业的生态分化，当前一维传统产业正在推到重建，二维信息产业格局初步成型，以数字科技为代表的三维产业加速生成。以往产业技术革命是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如今产业技术革命是生活方式决定生产方式，并最终实现“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敏捷供应+社交生活”的贯通。数据驱动就是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驱动成为重要的发展动力；平台赋能就是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上走，在上下游、买卖方、供需端之间，从第二方走向第三方、第四方；智能终端就是从虚拟空间上往智能硬件上落，智能硬件成为云端云台的触角和终端；场景服务就是数据、内容、服务、交付等融为一体，以市场需求反向配置生产资源与服务方式；敏捷供应就是生产与消费的距离越来越短，短、平、轻、快地实现产品、服务的供给；社交生活就是在社交化之中，将买卖、流通、生产嵌入到人的生活之中。
图：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
3.2 创新经济的苏州画像
2020年长城所立足新经济企业爆发式成长论、新经济生态论等原创理论，提出从新经济企业高速成长、创新创业生态优沃、四新经济蓬勃发展、新经济制度变革等维度考察城市新经济发展，筛选形成《中国城市十大新经济指标》。对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近三年GDP50强共62个城市进行测评，苏州未进入“新经济十强城市”，全国新经济十强城市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杭州、成都、南京、苏州、武汉、西安。具体来看，在体现经济活跃度和新业态引领性的指标方面，苏州的“新登记注册法人企业数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瞪羚企业数量”分别排第16、第5、第3；在体现新经济形态发展水平的指标方面，苏州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信息和软件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人均快递业务量” 分别是第10、30名开外、第10；在体现关键要素供给水平的指标方面，苏州的“年度发明专利授权数”、“当年新增常住人口数”分别是第5、30名开外。
3.3 创新经济的时代脉搏
苏州在《中国城市十大新经济指标》中的多个指标排名与GDP排名不匹配，在于新经济发育不充足、发展不充分。整体而言，新经济是一种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生产消费两边通吃、打破产业界限的经济形态及其发展范式，它源自工业经济和现代服务业，是对工业经济、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和超越而非其替代和对立。如今核心是打好3.0新经济发展道路（以新场景、新研发、新赛道、新物种、新组织、新基建、新治理为元素）、2.0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以前沿科技、科技创业、创业孵化、风险投资、新兴产业集群为元素）与1.0工业化组织方式（以工业投资、招商引资、技术改造、税收返还、工业园区、土地指标为元素）的组合拳，以3.0抢占未来、2.0壮大主体、1.0夯实根底，以3.0、2.0带动1.0。
图：工业化、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与新经济发展道路
3.4 产业体系的苏州再造
整体而言，苏州产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依赖科技创新发展的产业，可以称之为“科技创新赋能先导产业”；一个是依赖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的产业，可以称之为“智能制造提振战略产业”；一个是依赖产业跨界融合的产业，可以称之为“跨界融合提升现代服务”。具体而言，需要以硬科技创业创新为突破口，加快培育以数智科技、信息科技、生命科技为先导的未来产业；以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为着力点，壮大发展以先进材料、数字装备、能源环保为主体的战略产业；以产业跨界融合、技术路线升级、产品创新迭代为手段，改造提升以文化时尚、商贸物流、现代金融为代表的传统优势产业涌现新爆发点；积极培育科技服务业以强化创新驱动支撑力，构筑“3+3+3+1”现代产业体系。
表：苏州“3+3+3+1”现代产业体系
4.1 全球分工的中国变量
在以往全球大循环格局下，呈现出美国铸币、投资、科技创新，欧美消费，中国生产制造，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原材料的粗略结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通过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等建立了完整工业体系、全产业链、全球供应链，并从国际价值链低端迈向中高端。但工业经济利润空间是有限的，如扩大再生产，一旦国内市场不足就需要国际市场，必然形成“中间在内、两头在外”的发展结构，再加上大国崛起难免出现贸易摩擦。未来只有转变经济形态、产业结构，才能转变贸易方式、贸易结构，才能充分利用“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更好地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分配财富。
图：近四十年中国外向经济发展逻辑
4.2 贸易大市的血汗眼泪
2019年苏州外贸进出口21987亿，占全国7%、全省50.7%，居全国第4；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同比下降9.9%、下行压力最大，进出口分别下滑13.7%、7.2%；在6大万亿外贸城市中，苏州货物贸易占比已高达65%居第1位、服务贸易以6.77%为最低位。
图：2019年万亿城市进出口情况比较
4.3 新发展格局走向何方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借助“大产业、大企业、大项目、大平台”产业发展模式，以及“围海造田、划地成园、规模制造、出口拉动”园区发展模式，先后从Z、L、C型经济循环与运行模式，发展成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及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五底四高”的外向型工业经济。未来迫切需要借助以数智科技带动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加快发展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内涵发展的开放型创新经济。
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经济循环与运行模式变迁
4.5 苏州内外循环的贯通
一般而言，地方产业发展先是推进工业化，然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抢占产业主导权、通过导入科技服务业抢占科技制高点、通过数智科技抢占发展先机，最后以创新驱动全面转向新经济；而数字经济、数字贸易、自由贸易、三零规则、跨境创业、跨国经营、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新经济活动形式，探索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打破以货物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促进三大贸易协同发展。苏州内循环的本质是产业强基跃升——在先进制造业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数智服务业，加快形成以高技术服务业态为主体的新经济；苏州外循环的本质是贸易破链成网——在强大货物贸易流量上，通过大力发展信息技术服务贸易、数字内容服务贸易、新兴业态服务贸易，加快形成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进而带动货物贸易的发展机制；最终实现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贯通，打造国际化开放创新中心都市，率先建成开放型创新经济体。
图：当前及未来苏州内外循环发展格局
5.1 中国城市的创新版图
中国的创新版图将呈现出“三极四带多群百城千园”的空间结构与竞争新格局。“三极”就是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多群”就是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10+2城市群；“四带”就是长江经济带、黄河经济带、丝路经济带、沿海经济带；“百城”就是培育百座创新之城，包括10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创新之都、10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全域创新之城、30座具有区域引领作用的创新型城市、50座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型创建城市；“千园”培育壮大发展一批以国家级创新功能区为主体、省级高新区（开发区）为后备、其他创新型战略平台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形态、多功能的创新功能平台（节点）。 在整个创新版图上，核心是处理好人文地理、创业地理、科创地理、产业地理的关系，将超级城市与超级平台有机结合，形成全新的城市发展景图。
5.2 创新驱动的苏州画像
2018年苏州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2.78%，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64.5%，深圳分别为4.05%、68%；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47.7%，约深圳的一半；民营企业贡献全市近53%左右的地区生产总值、近25%的进出口总额以及近65%的税收收入，民间资本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65%，其中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低于无锡、宁波近10个百分点，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发展模式呼之欲出。
图：2019年万亿城市创新发展比较
5.4 创新组织的逻辑升维
新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要素不再是人才、土地、资本、技术，而是场景、智能、数据、平台、生态、流量；新经济意义上的组织方式不再是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资本化等等，而是场景拉动、智能引领、数据驱动、平台带动、生态赋能、流量聚合；迫切需要围绕开放、多元、活力、共赢的生态环境，打破传统生产函数、生产要素及组织方式，探索全新产业组织方式。形成以场景拉动加快业态创新、以智能引领再造生产方式、以数据驱动加快互联融通、以平台带动创新产业组织、以生态赋能激发市场活力、以流量聚合优化资源配置的发展结构。
图：从生产函数投入产出到生态指数输入输出
5.4 生态赋能的创新格局
按照“强基汇能、孕能嵌链、化链组网、破网突变、创新涌动”发展思路，率先构建生态赋能型发展格局。“强基”就是加强大科学装置、数字基础设施、其他新基建等新经济之基，加强科技条件平台、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加速器、中试基地、引导基金、产业集群等高技术之基，铁公基、工业四基、产业化基地等工业化之基；“孕能”就是集聚在各类基建基础上汇聚科教智力资源、创新资源要素、产业资源要素、自然资源能源以及行政财政资源；“嵌链”就是延伸产业链往下游应用走、强化创新链往科技创新走、跃升价值链往服务业态走、嵌入数字链往数字大脑走、壮大资本链往金融资本走、夯实供应链往绿色发展走；“成网”就是系统性优化研发生态、创业生态、服务生态、产业生态、营商生态；最后通过源头经济、平台经济、头部经济、针尖经济，及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实现奇点爆发。
图：苏州创新生态赋能发展顶层设计
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发展愿景，以构建开放型创新经济体为主线，坚持“科产城港”融合，坚持“全球开放创新门户、国际高新产业基地、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江南生态旅游园林”城市发展定位，实施“产业数字化、建设都市化、创新生态化、发展国际化、社会智能化”五化协同战略，着力构建现代化创新经济体系、建设太湖湖湾城市群首善之城、构建生态赋能型创新发展格局、打造国际化开放创新中心都市，率先迎接新型智能社会到来，以创新驱动全面转向新经济，率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区、国家开放创新改革试验区、太湖创新经济生态圈中枢。
图：徐苏涛副总做主题演讲
一是实现城市发展模式转变，从县际竞争量变到城际竞合质变。实施建设都市化，建设太湖湖湾城市群首善之城。“拥湖、临江、沿河、依海” ，突出太湖湾中心地位，加强长江经济带腹地拓展，重塑运河底蕴，加快“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向“太湖时代”回归。
二是实现产业发展模式转变，从承接产业转移到推进跨界融合。实施产业数字化，加快构建现代化创新经济体系。强化以产业互联网+行业、智能制造+行业、硬核科技+行业三大产业发展路径，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基础能力。
三是实现创新发展模式转变，从推拉并举拿来到生态赋能双自。实施创新生态化，构建生态赋能型创新发展格局。从拿来主义跟跑并跑到自立自强抢跑领跑，从推拉并举到生态赋能，从江南生态园林名邑到创新生态赋能名都。
四是实现开放发展模式转变，从大进大出大市到优进优出强市。实施发展国际化，打造国际化开放创新中心都市。以苏州市域一体化、太湖湾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抢占创新全球化先机，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走上来、走回来，从国际创新枢纽、全球产业创新高地到全球资源配置中心。
五是实现经济社会形态转变，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到智能社会。实施社会智能化，率先迎接新型智能社会的到来。以创新型服务政府建设为重点、以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为基础、以体制机制创新引领为保障，率先迎接新型智能社会的到来。
图：徐苏涛副总做主题演讲
作者：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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