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指数看北京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路数
9月19日，2020中关村论坛首次面向全球发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0”。该指数在全球范围内研究遴选出30个城市（都市圈）作为评估对象，测算结果显示综合排名前十的城市（都市圈）依次为：旧金山-圣何塞、纽约、波士顿-坎布里奇-牛顿、东京、北京、伦敦、西雅图-塔科马–贝尔维尤、洛杉矶-长滩–阿纳海姆、巴尔的摩-华盛顿、教堂山-达勒姆-洛丽。笔者近期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以下内容是采访底稿。
这些城市拥有三个共性特征，一是科教智力资源高度集聚，往往是有了著名高校院所的源头与池子，就有顶级的人才与拔尖的人才，就能更好地从事知识创造；二是率先以创新驱动走向新经济，以创业创新为灵魂，不仅涌现出一批创新企业，还产生了一批新兴产业，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三是具有质优的创新生态，以科技金融为杠杆、以数字基建为底盘、以全球配置资源为途径、以创新文化为底蕴，将研发生态、创业生态、服务生态、产业生态有机结合。
除了日本、中国、英国三个国家的首都，其他都是美国的城市（都市圈），其中旧金山-圣何塞、西雅图-塔科马–贝尔维尤、洛杉矶-长滩–阿纳海姆三个在美国西部，纽约、波士顿-坎布里奇-牛顿、巴尔的摩-华盛顿、教堂山-达勒姆-洛丽在美国东部。应该说，这些城市都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能成为科技创新中心（城市）都少不了如下元素：一是一流大学与一流城市的相辅相成，二是高度重视高新科技产业培育发展，三是一流工作居住环境吸引一流人才，四是头部企业扎堆是产业高地的核心，五是科技金融是创新生态的核心组件，六是都有自成体系的区域创业创新文化。
某种意义上，美国东海岸是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如今美国东部很多城市形成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是上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升级版、迭代版。即坚持了“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研究-转移转化-产业化”的正向的链式创新，更多的体现为研发创新带动新兴产业、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美国西海岸主要在20世纪迅猛发展，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产物，如今美国西部城市形成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是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延续。以高端产业带动高端研发创新、创业带动创新为基本逻辑，形成了从产业需求、市场需求反向配置资源的逆向创新，将基础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与创业创新高度垂直的创新。北京目前的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学习美国西部的创新范式。
应该说，以往在工业经济条件下，哪里生产成本最低、要素价格最便宜，科教智力、创新资源、产业要素就流向哪里；在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条件下，要素跟着投资走、技术跟着产业走、人才跟着市场走；在生产函数条件下，强调一定技术水平与条件的投入与产出，也就是投入多少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资源能源等，就有多大的产出。如今在新经济条件下，哪里的生态最好、环境最好，科教智力、创新资源、产业要素就流向哪里；在创新驱动条件下，核心是对人的价值驱动，技术、资本、知识、资源等等，都跟着人走；在创新生态之中，不再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而是场景需求、智能技术、数字要素、平台服务、流量能量如何优化配置、同频共振、引爆奇点。
亚洲很多国家或地区，最早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工业经济，逐步走向开放型创新经济，自然也就更全面地接受和适应这种变化。更进一步而言，过去以跨国公司为主体、追逐价格红利、遵循梯度转移的制造业全球化逐渐式微，以物质资本、低成本制造、大宗商品贸易、国民待遇为主的全球化，逐步转向以人的流动、创新思想和商业模式的传播方式为核心，体现高端辐射的创新全球化转变。这其中，伴随人脉网络、创业资本、专利技术、创意想法、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及优化配置，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已到了以全球链接、高技术服务、跨区域创业、国际科技合作、国际资本流动等经济活动形式为主的开放式创新经济发展阶段。
应该说一个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回答如何建设质优创新生态，形成生态赋能型的发展结构，而不是创新生态系统。一方面因为系统很多是封闭的，而生态是开放的；另一方面因为光是链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有机、有序的运行。我认为“生态”就是有源头、有平台、有流量、有能量。这个“源头”，就是人才、资本、技术、思想的源头；这个“平台”，基本上都是科技服务业；这个“流量”，就是创业-企业-产业；这个“能量”，就是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形成生态赋能的结构，核心就是储能、孕能、使能、释能的四步法，恰恰与有源头、有平台、有流量、有能量相呼应。所谓“储能”，就是依托源头聚合高端要素，形成人才、资本、技术、思想的“池子”；所谓“孕能”，就是依托平台布局造势，夯实科技服务业的“台子”；所谓“使能”，就是抓取创业、企业、产业的流量，从“茎”到“叶”再到“干”，产生新的动能；所谓“释能”，就是释放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以新模式驾驭新模式、以新模式架构新技术、以新技术衍生新业态。总而言之，“生态赋能”就是资源要素的“池子”以及创新服务的“台子”，让更多创新创业的“种子”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创业、企业、产业意义上的“果子”，产生带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柱子”。
这个问题很大，但可以继续从创新生态的视角来解构。我们把高校院所内部及其与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称为“研发生态”，把各类创业者（企业）与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称为“创业生态”，把科技服务机构内部及其与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称为“服务生态”，把产业大中小新老旧企业内部及其与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称为“产业生态”，再把各类创新主体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称为“营商生态”。对比不同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来看，大家各有优劣、各有各的问题障碍。北京做的最好的是“服务生态”，主要是各类科技服务机构服务全国的能力最强，尤其是科技金融、创业孵化发挥了较大的产业组织作用、创新源头作用；其次是“创业生态”，但仅限于高端创业、高技术创业，很多草根创业很难有立足之地，主要是商务成本屏蔽了大量创业创新人才；再次是“研发生态”，优势在于高手云集、门类齐全、资金充足、信息通畅，但问题在于与产业结合有待提升、科研管理体制僵化、技术跨界有待提升；其四是“营商生态”，南方很多地方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培育支持力度大，北京的整体上力度小、强度小，投入力度大、强度大的偏向科研基础设施；最后是产业生态，受制于高技术制造、高技术服务的配比，以及环首都经济圈配套能力、资源配置机制，很多科技成果往往需要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转化。
伴随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新经济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与发展。这其中，大家对新经济的关注，逐步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社交经济、体验经济到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分享经济、生态经济。这些新的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与经济形态的纵向延展、横向延伸，往往是某一个生产要素、生产能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一定技术构成与应用模式下与生产生活、产业市场相结合，从资源配置、经营范围、市场空间、社交组织、供需结构、产业组织、产业界限、技术构成、产权基础以及商业生态关系上，逐步重新构建了新经济的逻辑思维与发展架构。
一般而言，一个地方一般是先有了制造业的实体根基与产业基础，一方面通过二三产业分离的生产性服务业掌握产业主导权——实现对价格主导权、技术主导权、资本主导权的掌控，另一方面通过科教智力衍生的科技服务业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再一方面通过数智科技抢占产业跨界融合先机，最终促进高技术制造业态走向高技术服务形态。这是典型的内循环模式，但北京是链接全球、辐射全国、服务首都、支撑北京的典型，是内循环外循环有机结合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北京借助新经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依然是在链接全球、辐射全国、服务首都、支撑北京的大格局下，不是建立在北京的特定产业结构与科教智力禀赋之上，而是建立在全球资源配置、全国产业发展阶段的大局上审视、推进自身发展。
对于北京而言，迫切需要围绕“一流的科技、一流的产业、一流的城市、一流的人才”的战略目标，将提升原始创新内力、激发科技创业活力、强化产业生成能力、放大开放创新张力、激发体制机制合力有机结合，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带动下，产生改变世界的消费方式（2C的消费方式场景化）、生产方式（2B的生产方式智能化）、生活方式（2F的生活方式社交化）、治理方式（2G的治理方式数字化），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走向智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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